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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他大踏步地突破他的爱人的外线防御线时，他同时也机智地用穿行阴沟的方式去获取她丈夫的友情。他除了用更亲密的口气写给德·韩斯迦夫的信外，还用较疏远的口气去写了称呼“您”和“夫人”的其他信，显然这样的信是为了要取悦德·韩斯迦先生。这些书信的目的就是要让他有这样的一个印象，认为德·巴尔扎克先生对这整个家庭都有特殊的感情，包括他们的女儿，外甥女，女教师和德·韩斯迦先生在内，同时特别重要的是要让他相信著名的作家巴尔扎克先生到日内瓦来的唯一目的是要跟这样一个高贵美好的家庭一起度过几个星期的快乐生活。为了表明他们之间的特殊友情，他给喜欢搜集稿本的德·韩斯迦先生送去了一本《罗西尼》手稿，并谦虚主动地请求德·韩斯迦先生允许他送给他的妻子《欧也妮·葛朗台》的手稿。他没有告诉德·韩斯迦先生他企图在标明作者姓名的书页背后用铅笔写下到达日内瓦的日期。可怜的丈夫根本没有想到他的妻子和瑞士女教师正在背后合作凑成巴尔扎克忙于完成的自传体小说。
他已经完成了一切他的准备。《欧也妮·葛朗台》正在刊行，这部书是成功的标志，它使巴尔扎克的仇人批评家惊惶失措，它大大地补充了巴尔扎克的路费，并且还剩余不少。他怀着愉快的心情于一八三三年的圣诞节的日内瓦的阿尔克旅店登记。在这里人家用他所喜欢的黑头发给包裹的一个昂贵的戒的方式来欢迎他的到来。这保证了允许更多的爱情，他一辈子都把这个戒指看成护身符一样地戴在手上。
巴尔扎克在日内瓦呆了四十四天，他每天都花费十二个小时去工作。他用充满激情的、近乎狂热的词语告诉他们他已经匆匆地赶来，并且答应他要在“可爱的天使”身旁享受幸福快乐的时刻，同时他也告诉她，他从每天午夜十二点起到第二天中午十二点都留在书桌旁。就是在天国里，他也绝不让自己有什么休息的时间。很显然，他只能够在下午和晚上来表示他对德·韩斯迦夫人的以及她全家的感情，剩下的时间必须留给另外一种不同寻常的感情──报复的欲望。他带了描写他跟德·葛丝特丽夫人的没有结果的冒险生活的《兰齐公爵夫人》的原稿，打算在他受到最后一次挫折的城市里来完成这一部书。他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候来进行这个工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无疑地，他要以此来加重德·韩斯迦夫人的心理上的压力。假若他每天晚上都给她念一篇这本书中的情节，她就可以感觉到一个作家是如何去报复一个玩弄他的感情而拒绝给他最后的爱情保证的女。她一定会意识到自己要是这样的话，也会受到同样残酷的舆论批评，并且显得惊恐不已。我们研究巴尔扎克的书信越深入，就越了解巴尔扎克是如何高明地打牌。他一方面让她知道他是如何用狡猾的方式去指责、谩骂德·葛丝特丽夫人，让她知道他是怎样地不肯和解而去拼命对付一个女人。另一方面，他满怀热情地谈论德·柏尔尼夫人，告诉她，他是多么地感激一个把身心献给他的女人。狡猾和热情都是为着提醒德·韩斯迦夫人而提及的，然而她却并没有注意到。虽然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相逢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却可以猜想到巴尔扎克决心说服他的天使“从天上下凡到人间”，来献给他德·葛斯特丽夫人的日内瓦顽固地拒绝给他的东西。
德·韩斯迦夫人决心防卫显然是由于巴尔扎克的情书和他恳求的缘故。另外，她还没有最后消除对他的自由行动的怀疑。传记作家和心理学家大多愚蠢地争论她到底是不是真正地爱恋上了巴尔扎克，好像恋爱这东西是个可以明确定义的东西，不会受什么波折或制约因素影响似的。正如她的后来的生活向我们表明，虽然她是一个天生纵欲的女人，然而好的感情也不是没受到她的理性控制。她总是拿她的名誉和社会地位来约束限制她的感情。她那双近视的黑眼睛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她所走的道路。巴尔扎克热烈的赞颂就危石高悬一样能够使她保持冷静的头脑，而她从开始就注意去避免自己深陷其中的冒险活动给她带来危害。从这方面讲，她是在巴尔扎克进行斗争，但巴尔扎克不耐烦地敦促她下定最后的决心。她从来没有克服过她对他的二元性感觉，因为在不同的环境里她对他的感情和判断是不同的。在没有忘记他的众多缺点时，她崇拜他只因为他是一个作家，而当巴黎的批评家拿他跟促马·阿历山大和其他同时代的小说家相提并论时，她却能发现他的无比卓越的天才。但是运用这样同样清晰的眼光，她又从他的荒唐夸张的方式中看出了他的心神颠倒的求爱法术。她越来越警觉地听着他的虚伪的谈吐和投机主义的诡辩。虽然她是一个女人，她抵挡不住她的情爱冲动，然而她贵族的身份忍受不了他那丑陋的举止，枯燥无味的、他平民的自吹自擂。他的一切用谄媚的糖浆浸渍了的书信都不能够完全使她昏迷。她高兴地喝下了他的阿谀奉承的奇特威力的香酒，让这酒精刺激她的虚荣心和好奇心，然而她却不能容许他侵犯她的头脑。她在新沙特尔时给她的兄弟寄去了一封信，便指出了她是如何能够清楚地观察她和巴尔扎克的关系“我终于见识了巴尔扎克，你一定要问我对他的盲目的偏爱是不是在我们两人相遇的时候依然存在，或我是否已经没有了这种偏爱。你不是预言他要拿刀子吃东西和用桌布去擦鼻涕。我现在告诉你，第二个错误他倒没有犯，但是他的确犯了第一个错误。他干事情是很别扭的。每次他的一举一动（在我们看来是“粗俗教育”的结果）的错处时，我都尽量帮他纠正，正如我在同样情况下教育安娜正确的东西一样。但是这一切都只是表现现象。这个人拥有一些比好坏礼仪更重要的东西。他的天才可以折服你，并把你带到最高的精神境界里去。他让你懂得你的生活里所缺乏的东西。我想你一定又以为我发疯了，但是我可以确定无疑地告诉你这并不是事实。当然，我崇拜他并不能使我盲目无主而看不到他的过错。他的确有不少过错。他非常爱我，而我也觉得这种爱情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东西。假如我们今天就不得不离别的话，它在我一生中所产生的影响就好像一束火焰在我眩昏的眼前停止照耀似的。我这一双可怜的眼睛，当我想到这世界上一切卑微和渺小的围在我身边的人时，它们就会变得这样的厌倦。”
这几行家信有诚挚的感情，这正是巴尔扎克的情书所缺乏的。她并不因为被这样一位天才作家所爱恋就能有一种骄傲的感觉。她也富有野心地认识到，她跟他的交往可以使她变成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从而给她这位乌克兰地主的妻子赋上一层历史性的外衣。从本质上说，她的精神和对感情的态度跟德·葛丝特丽夫人的态度颇有相似之处，因为德·葛丝特丽夫人也觉得被一位著名作家追逐崇拜是一种幸福和骄傲，同时，她又保持清醒的头脑，能够让她去避免感情被迷惑。她也一样地等到他恳切地说：“让我们彼此热烈地爱恋吧！不要拒绝给我一切有意义的东西！”的时候，就退缩回去了。
她一定认为她偷偷地到旅馆去拜访巴尔扎克是不得体的行为，而他的自吹自擂和到处传言大概也加深了她对他行为的怀疑，因为巴尔扎克向她发哲她的屈服只会增加他的感恩和他对爱情的重视；“你会看到你的顺从只会让我的爱情更加强烈和深刻……从你身上散发出来的香味使我陶醉，假如我能够一千次地占有你，你就能看出我只会变得更加陶醉于爱情之中。”
好几个星期就这样地过去了。从午夜到第二天中午，他就伏案描绘拒绝给她情人施加最后恩惠的兰齐公爵夫人的肖像，以此来解心头之恨。然后，他就放下笔继续企图打败另外一个不肯向他屈服投降的女人的顽抗。
终于，幸运到来了。经过四个星期的顽强抵抗之后，他的天使就从天上降凡人间了。阿尔克旅舍的房子就是他们淫乱的爱情的见证人口“昨天整个晚上我对自己说：‘她是我的了！’天堂上的天使们也没有我昨天快乐。”
巴尔扎克计划在现实生活中去品尝一下浪漫小说的滋味，他已经成功了。由于他熟练的技巧，去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实际上可能的事情，把幻想变成事实。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女人事实上已经变成他梦幻里的年青貌美的贵妇了。没有见面就自荐为她的情人，他已经实现了他最后的欲望。他的生活之中充满着他的《人间喜剧》里的所有故事的意外的刺激和奇异的景象。
这只是第一个高潮。两个情人已经被拥过了，已经发过了永远忠诚对方的盟誓，然后该如何收场呢？德·韩斯迦夫人现在是不是抛弃她不喜欢的年老丈夫，跟着巴尔扎克到巴黎去呢？她是不是要求请求离婚，因而拿她在乌克兰的地产和还没有计算过的财富来作为改姓巴尔扎克的姓的条件，于是她就能够体体面面地在德·巴尔扎克·奥瑙利身旁度过她的余生呢？巴尔扎克是否准备发明什么奇妙的方法去继续进行他一开头就开始的冒险生涯呢？
正如在一切其他的事情上一样，巴尔扎克也在这件事情上把他的幻想和实际联系起来。他一开始就是受了“一个女人和一笔财产”的格言的影响，而他刺激他热情的主要是德·韩斯迦夫人既有一张贵族的证书，又有一笔财产。她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在巴黎建立一个平庸的家庭，而让她自己在那里给巴尔扎克的债权人开开门，作为她主要的任务。他们的结合并不是想通过私奔，离婚和决斗收场，而是一个冷静计算，这几乎可以说是带有商业性的盟约。两个情人答应彼此告知每天的感觉和生活上的故事。他们又彼此交换了小箱子，去收藏他们将要书写的信件，到德·韩斯迦先生变成这样的可爱，甚至于不再妨碍他们的结合时为止。他们同时又考虑到不会用引起可疑的偶然见面的方式，以免引起诽谤的流言而伤害德·韩斯迦夫人的名誉。他们的爱情可以等到她的丈夫去世使她成为维埃曹尼亚的无可争辩的主人和他的几百万家财的继承人的时候再由结婚的永远的联合来加以圣化。
在痴情的人看来，这些誓约发生在他们所展开的夸张的感情之后未免有点冷血的性质。但是巴尔扎克并没有看出其中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他想这位乖戾的老头最多只能够再活一年或两年，他的不可动摇的乐观主义告诉了他有了一个奇迹。他跟他的情人的丈夫热烈地握手，感谢他盛情的款待和赠送的许多值钱的礼物。德·韩斯迦一家人带了他们的随从和行李动身前往意大利去旅行，巴尔扎克则回到巴黎继续他的工作。
第三节 一个不幸的事故 由于巴尔扎克天才的策略，他在天真地谈论自己的外表的目的就是要能够保守他自己的秘密。如果他夸口他的版税是何等的巨大，这极有可能是使人不怀疑他已债台高筑了。如果他用金扣子来装饰衣服并保留自己的马车，这实际上是帮助他遮掩他已不能付清面包帐的事实。如果他试图说服高提埃和桑德·乔治作为一个作家应当如何过一种贞洁的修道院式的生活，他的意图就是在于堵住那些想窥探他“私会他的情妇”的好奇心。正当其它的文人公开自己的私事，尽量让读者了解到他们在情场上追逐的每一个细节的时候，巴尔扎克却对此保持极大的秘密。自从会见德·韩斯迦夫人以来，他甚至在他最亲密的朋友面前都矢口不提，这些朋友整整十年中都不知道有关她存在的任何迹象。除了在新沙特尔访问而得到疯狂的快乐时给她妹妹写了一封信之外，他就从此没有给任何人提过她的姓名。他把她的所有情书都收藏在她给他的那个小箱子里，并且随身带着这个箱子的钥匙。而《西拉飞达》时献词也是用平常抒情的词藻表达的，这种词句可以呈献给在他的小说上所题署的任何一个公爵，伯爵或外国的贵族，不论他们是男还是女。
巴尔扎克觉得，特别不能让德·伯尔尼夫人知道从今往后这一个女人要成为他表白的对象、手稿的看守人以及最后的救星。从日内瓦回来后不久，他就去拜访他从前的那位爱人。他要尽量瞒住她，他已经选择了一个优秀的爱人。他想要让她一直到最后时刻为止都认为自己是知道他的秘密和唯一女人，因为她的健康迅速地恶化，医生们也没有让巴尔扎克怀疑她不能够再活多少时间了。他几乎不能相信这个憔悴的老妇人曾经是他的情妇：“即使她能够恢复健康──我也希望这样──我也觉得看着她辈哀地变老是一种痛苦，这好象是大自然为报复自己而特地延长这个女人的生命去抵抗时间的规律。”
这个因为太阳东升而月亮失去光泽，的确象征了这一切。巴尔扎克决定要使另外一个女人成为他的一切的时候，曾经给过他一切的女人的生命就开始衰退。
也许从日内瓦归来之后，他看望德·柏尔尼夫人当中，他内心里倒隐隐地感觉到一种负罪感。他就要永远地离开她了，但是他却不想让她知道他在心里是这样打算的。几个星期的紧张生活之后，接下来的就是一个短期的催眠。他坐在她的身边，又一次想到他的过去，想到她曾经引导他走过满是荆棘的崎岖道路。但是他已经踏上了另一条新的道路，并且巴尔扎克也恢复了他的坚毅，一心一意地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为着实现他的两个目标：财富和名誉。
也许由于他最近在日内瓦的胜利，或许是因为他要让德·韩斯迦夫相信他是一个值得她献身的男人，还是因为他需要在近几个月里赚到足够多的钱，以便让他有足够的花销在德·韩斯迦夫人回到乌克兰之前陪同她在欧洲旅行，巴尔扎克自从回到巴黎以后，他在文学的创作方面差不多比以前更努力了。他的几部第一流的作品就是在这时期问世的，然而医生们却都警告他不要如此地努力用功。他自己也常常担心总有一天健康状况会恶化：“我开始担忧了。我害怕我会在我的长篇巨著完成之前筋疲力竭而倒下去。”
然而他的书是一部接着一部出来，而且都是他的想象走遍的“如此广阔的领域”。他完成了《兰齐公爵夫人》，在六月到九月之间的“一百夜”工夫写出了他的《绝对的追求》，十月又开始《西拉飞达》，十月开始《高里奥老伯》，并且在四十天之内结束了它，又十二月后的几个月里完成了《海滨的悲剧》、《金眼女》、《和解了的梅尔摩特》以及《三十岁的女人》的后面几部分，而且大脑里又有了《毕骆都·恺撒》与《幽谷百合花》的计划。这已经够让人吃惊了，然而这还不是这几个月里出产作品的总数。他同时还修改了几部以前的小说，也桑都·儒尔合作写了一本戏剧，完成了他的《给十九世纪法兰西著作家的几封信》，与出版家争吵，以及定期地给他的情人寄去五百页左右的情书和日记。
正当这个法兰西文坛的西西夫斯搬运石头到山顶的时候，德·韩斯迦夫人却在意大利享受着她所“追求的甜密东西”。她和她的随行人员从这所旅馆转移到那所旅馆，进行日常的散步，请人给她画肖像，搜遍各种各样的商店，陶醉在威尼斯、福罗兰斯和拿波尔的所有艺术品里。她大量地占有巴尔扎克所缺乏的一切──金钱、空闲，以及这两者给她带来的娱乐──而他们的通信。也发现不了任何的迹象，足以说明她曾有任何的打算去中断她的休假，而急切地奔回情人的怀抱。我们猜想德·韩斯迦夫人主要的是对巴尔扎克这个人感兴趣，而不是他的情书。这些情书是她要求甚至可以说是命令巴尔扎克定期进贡的，然而她自己的回信却并不多、而且相当的疏远，虽然德·韩斯迦夫人并不是没有时间去复信，因而巴尔扎克常常抱怨她不多给他写信。在一年多的旅行中，她都希望在每一个歇却的地方收到他的一封信，而她的“农奴”也没有忘记服从威严的主妇的命令，忠实地给她写信。
不过，他的情书的形式和语气都随着环境而改变。他已经不能像当时在埃维曹尼亚、新沙特尔和日内瓦那样秘密地通信。意大利检查机关非常严格地按“信箱”转交邮件，而瑞士女教师太频繁地收到巴黎的来信也会引起最不善于怀疑的丈夫的注意。所以，巴尔扎克就不得不用德·韩斯迦先生可能允许接受的风格来公开给写信。亲密的称呼“你”于是也就由客气的称呼“您”代替了，“爱情的情侣”也就变成了“夫人”，而且还常常彬有礼地请求“夫人”代他问候“乌克兰的大元帅，您的女儿安娜，保埃尔小姐以及家里的其他人“这里已经没有爱情的誓言和她忠实的“奴才”。他只是假装成他在日内瓦时发现他是一个喜欢文学的贵妇人和一个有着繁锐眼光的批评家而受到他的尊敬，因而觉得不能不写信向她报告他的生活琐事。在与他们一家一块儿生活的几个星期里，他已经觉得自己是这个家的一员了，他不能够抵制给他们写信闲聊的诱惑了。
然而，他的书信都包含有一条只有德·韩斯迦夫人才懂得的内涵。只要他表明自己是如何地热爱瑞士的风景，她就明白他向往瑞士的真正动机。这种富有诱惑性而也带有风险的游戏就这样的继续地进行着。巴尔扎克不但促使德·韩斯迦先生相信他跟德·韩斯迦夫人的友谊纯粹是出于文学上的共同爱好，他也期望向德·韩斯迦夫人保证她仍然是他的唯一爱人，即使她这样地远离他，他也坚定不移地忠诚于她。似乎她们之间约定好了在她的丈夫尚在人世的时候两人应保持平常的关系，也许是她的要求，他答应了她要在日内瓦事情之后恢复他所强力辩解的从前的贞洁。不管怎样，每一封接着一封来的信都表明了他不但在白天而且夜里是多么的孤寂和忧愁。他常常提到他所过的是“修道院式的生活”并且声言“没有谁像我一样地孤单”或“我就像耸立在茫茫大海中的孤石”这一次他写道：“我坐在这里，我的孤单超过了任何一个渴求爱情的女人。”
不过，德·韩斯迦夫人好像并不怎么相信他的保证。她在日内瓦已经觉察到他多么地不像他当初的通信里所描述的浪漫的气质，而且也十几次发现他的矫揉造作。他们在阿尔克旅舍房间里的幽会大概向她证明了，他在爱情的技巧主面并非他自吹的那样害臊，那样的没有经验，那样的陌生。无论如何，她似乎已经在他背后组织了一个相当出色的侦察队。
他离开日内瓦的时候，她曾经给他介绍了许多居住在巴黎的波兰贵族，这种举动也许并非没有不可告人的动机。而波多基夫妇或基塞尼夫妇也一定向她报告过，使她怀疑他到底是不是日夜坚持工作而哀痛他的朋友德·柏尼夫人的病。巴尔扎克是巴黎的名人，他每两星期两次固定地陪养某个交际花到戏剧去没有人不会知道的。
他不能够继续骗她，他除了在卡西尼街的房子之外又在战争间租了一间房子。她一定曾经暗示过他，她并不是很容易就可以被他欺骗的。他对她保证说轻浮和不忠都是与他的天性格格不入的。等到她已经知道他的罪过的证据时，他就巧妙地先发制人，写了一封简短的话语：“有些女人夸耀说能够影响我的生活，吹牛说经常来看我。”
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谤谤和夸张其词。他确实曾经躲避在音乐里，但这也因为是他的极度的孤单：“听音乐，这意思就是说更加深地爱恋一个人，痴心地想念一个人。偷看一个人喜欢的双眼，听见一个人愿意听的声音。”
可是她依旧不相信他，即使他有无穷的办法把它作出动听的合理的解释。她能对他深信不疑这一点很重要，这会决定他俩的关系。她什么也不怕，只怕他的疏忽。她已经开始保持审慎的态度，这使他非常不安。夏天又来了，德·韩斯迦夫妇结束了意大利之行，回到维也纳来度过冬天。明年的春天，德·韩斯迦夫人就要跟随她的丈夫回到遥远的乌克兰。巴尔扎克的北极星也就要永远地离开他，并且终生都难相见。
因此，若要加强他们之间的关系，首要的事情就是必须想办法再去看她。她是在没有防御的时候献身于他的，除非通过再次的个人接触，否则他就有失去她的危险。他必须到维也纳去一次，并且他很容易找到借口。他通知他的所有朋友，包括德·韩斯迦先生在内，说他为了完成他几年来计划写的一部小说《战争》，他必须到阿斯本和瓦格兰姆两个战场去凭吊。但是秋天早已过去，冬天也快要到尽头了，春天就紧接着来了。巴尔扎克还留在巴黎，总是被各种形式的障碍所阻挠。他不是去收取他的小说的版税，就是付清一笔小帐，以能够借到一大笔债。这时候，为了照看他已经有点星的炉火，他就一封接着一封地寄出保证他早日团圆的信。他想只要他到达了维也纳，这和煦的清风不久就可以把火焰吹旺到先前的白热程度。
他的团圆希望差点被一个不幸的变故打破了。七月下旬，德·韩斯迦一家人到达了维也纳。因为他们上次呆在这城市的时候，他们之间的秘密通信都没有受到什么妨碍，巴尔扎克就想在几个月的压抑之后，就冒险给德·韩斯迦夫人寄去一封由“信箱”转交的、热情的、不能让她丈夫看的信。这一次信里没有用客气的“您”和“夫人”，也没有给“大元帅”，西维琳小姐或保埃尔·亨利特的问候，只有向德·韩斯迦夫人发出的热情的赞美与称颂：“哦，我的天使，我的爱，我的生命，我的幸福，我的宝贝，我的心肝──这不得不保持谨小慎微的方式真是太可怕了！我现在能够心照不宣地给你写信，这又是多么地快乐啊！”
在这疯狂的冒险之后，他就宣布不久他将离开巴黎到维也纳附近的温泉去访问德·韩斯迦夫妇：“我要以最快的速度到达你那里去。尽管我不能够先告诉你准确的日期，因为旅行需要我好多的准备，真是累极了。但是我会超出常人般地爱你。”
“六个月的苦苦相思”之后，他终于要去“吻那神圣的容颜，去抚摸我曾经这样仔细地用我的心摸索的美丽可爱的头发”。跟她呆在一起只要三天就能给他“一千年的生命和不可想象的巨大力量。”
不幸得很，这封寄给他的“亲爱的白色小猫”的信（或许不止这一封信，可能有另外一封同样亲密的信）却落到了德·韩斯迦先生的手里，并且可能还发生了一场强烈的暴风雨。虽然我们不能马上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巴尔扎克由于经济上的困境不得不推迟出发，并且不得不提笔写一封信向她残暴的丈夫解释他为什么要写这封直截了当地向德·韩斯迦夫人宣布爱情的信。不用担心，巴尔扎克的发明无应付这样的事是绰绰有余的。正跟他上次向德·韩斯迦夫人解释他有两种不同的笔迹是因为他是为着应付不同情绪一样，他也厚着面皮没有丝毫的羞耻写了一封文笔流畅、有很强说服力的信。他在信中写道：有一天晚上，他所认识的“最纯洁，最天真，最幽默，最神圣，最严肃，最富有哲理”的德·韩斯迦夫人曾经笑着对他说“她很想看看巴尔扎克先生的真正的情书倒底是什么样子”。他当时就用同样的口气回答她“它有点像孟兰写给维尔纳尔·玛利的一封信”，这实际上指的是他的小说《朱安党》中两个主要人物的风格。当时，他们都是随随便便地说笑，根本没把它当成一回事，后来德·韩斯迦夫人曾在的里雅斯德给他来信时提及此事。她说“难道您已经忘记了维尔纳小姐吗？”这让他回忆起了他曾经答应过她一封他的典型的情书样式，于是他就寄给她两封此类的信。这就开始了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一幕：恰好两封信都让德·韩斯迦先生给收到了，并且使他惊诧和引起他极大的愤怒。
巴尔扎克指望像德·韩斯迦先生那样聪明的一个人去相信他这种解释，无异于通过这些话告诉这位戴绿帽的丈夫说他是一个失去理性的精神病人。不过，巴尔扎克的下一个行动却是相当的机智。他坚定地说他的第一封信发出后不久──这就意味着此事发生在德·韩斯迦先生发现这封信之前──德·韩斯迦夫人马上就寄给他一封措辞强硬的极其愤怒的回信。他写道：“您决想象不出我的愚笨的玩笑的成功使我处于何等难堪的境地。她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回复了我的荒唐无聊的第一封信，然而在这之前，我已经把我的第二封信寄出了。”
聪明无比的巴尔扎克在东窗事发之后，既不是向被欺骗的丈夫坦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是去请求他宽恕一个不幸的玩笑，而是用绅士的风度去请求他与他自己一样帮着自己消除清白无辜的德·韩斯迦夫人的怒气。她大概忘记了他们曾经谈起的维尔纳尔·玛利的情书，这样就证实了她收到一封情书甚至是一个滑稽的有损于她的名誉的愚笨行为。“德·韩斯迦夫宽怀大度的原谅表现出我的行为是多么地疯狂。这足以表明她是一个多么圣洁的贵妇人，这样我也可以放心了。”
而且他还恳请德·韩斯迦先生把他的《风俗研究》第三册并同原稿一起转交给他的妻子。不过，如果他们夫妻之中有哪一个认为不适宜收一个鄙陋的幽默家的友情的象征──书及原稿的话，“那么，就烦请您烧掉这部书及其原稿。”
既使德·韩斯迦夫人完全地宽恕他的话，他也绝不会饶恕自己曾经深深地伤害过这样一个尊贵心灵，虽然只是短暂的一刻：“如果再也见不到您的话，我真不知道我的生活还有什么意思。我要就我的愚蠢的冒失行为向您表示深深地道歉。您知道的，我没有多少情投意合的朋友，我简直无法想象失去像您这样高贵神圣的朋友，我会怎样地流泪。”
巴尔扎克此举是明显地暗示德·韩斯迦先生，他对此事所能采取的态度就是，让巴尔扎克继续跟他的妻子通信，并且使他们的友情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德·韩斯迦先生是否这样天真地就相信了巴尔扎克这一篇虚构的合情合理的故事呢？他是否晓得几个月之后他的妻子与她的情人就要相隔万里而采用了更高明的手法呢？这也许是德·韩斯迦夫人不想放弃做巴尔扎克“永远的情人”而说服她的丈夫让了步。我们清楚地知道他们都是带着游戏的味道来采取行动，德·韩斯迦先生给巴尔扎克写了一封和解的信，而德·韩斯迦夫人也大度地宽恕了她的情人，因为我们发现一个月后他回信说；“我以异常激动的心情来恢复我们之间的通信。我以一切尊称“贵美人”来称呼您，就像称呼‘殿下’‘阁下’‘大人’‘陛下’一样。”
巴尔扎克的请罪被宽恕后，他又得到他高贵朋友的欢迎，继续拿他那没有什么意义的生活琐事来取悦他的朋友。高贵的女主人和她的丈夫甚至宽容地允许他在他们返回乌克兰之前到维也纳来给他们表示敬意。
“不愉快的误会”已经彻底地消除了。他的朋友们正在等候着巴尔扎克的准时到达维也纳。然而冬去春来，在四月巴尔扎克因为遇到新的重重障碍的阻挠而始终离开不了巴黎。巴尔扎克已经身无分文了。他完成了《高里奥老伯》、三部别的小说，以及一大批短篇小说，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的文学上的成就和更多的稿酬。然而他勤奋的右手在积累钱财的同时，他的不听使唤的左手却把它毫不怜惜地挥霍浪费掉了。他刚刚偿付新的房租和购置家俱的费用。他给德·韩斯迦夫人的信中说道，这房子并非为他自己，而是为桑都·儒尔准备的。《高里奥老伯》和其他新的著作的收入都先后进了珠宝商、裁缝和家俱店主的腰包。他早已计算好了可以用五个月的辛勤劳动换取一个月的自由浪漫的生活，然而计算最后还是失败了，他因此不得不承认；“我为自己像一个受土地束缚的农奴一样地被沉重的债务捆绑住手脚而感到深深地惭愧。我现在不能够自由地指挥自己的行动，迟早有一天我会被钉死在我的放纵自任之上的。”
德·韩斯迦夫人现在啰唆起她的丈夫来。她的丈夫坚持要马上就回乌克兰，她显然地是费了很大的努力用各种借口说服他留在维也纳直到春天。他们同意四月是最后的时限，但是因为巴尔扎克答应好了在《西拉飞达》脱稿之后就马上赶来，于是她又强求延期动身。如果他五月还不来的话，就再也不能等他了。无论他再提出什么理由来要求延期，这都是不可能的了。
巴尔扎克非常明白这一时刻是何等的重要。因为巴尔扎克认为只有德·韩斯迦夫人年老的丈夫死了之后，他们的结合才是得以实现他幸运的希望的最后机会，只有这样，他的孤注一掷就不能算是冒险。虽然人家已经付给他《西拉飞达》的稿酬，并且这本书也没有脱稿，但是他可以在维也纳写这本书的最后几章。他没有钱，但是他并不为此发愁。他把他在卡西尼街家中所有的整套银盆都送到当铺里去了，又从出版家那里预支到一些钱，这样的名字又签在一两张借据的后面。他于五月九日离开巴黎而十六日就到达了维也纳。
这次旅游给我们增加了一些认识构成一个天才人物的脾性的若干成份。因为我们发现这就是一个最愚蠢的例子，它证明了就是一个最有理性的灵魂也会堕落到不可想象的地步。凡是光线愈强，它所投射的阻影也是最暗的。同样道理，在常人身上不会被注意到或者有可能引起同情的幼稚的弱点，如果在像莎士比亚这样一个知识丰富的人身上被发现，那就会显得可笑至极。就是最刁难的批评家现在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天才，即将出版的小说的广告就能激起群众的热情去订购，世界每一个地方的人都会向他致敬。然而，尽管他清楚他已经取得了可流传后世的成就，但是他还有一个幼稚的野心，即他要拿他所没有的东西，同时却让民众认为他是在占有他绝对不能够占有的东西。他是农民的孙子，但他却要别人把他当成一个贵族。他虽然负了一身的债，却要让人家认为他是一个富翁。他从德·韩斯迦夫人那里了解到维也纳的人们是何等急切地等候他的到来
虽然维也纳的贵族对待贝多芬的态度已经显示了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比天才的可贵之处更能引起他们的注意，然而他却幻想他自己也是一个贵族而跟维也纳的贵族交往。埃斯特哈慈一家人，施瓦生柏尔格一家人以及卢米保斯基一家人绝对想像不到像巴尔扎克先生这样一位最杰出的人物竟然是属于受人雇用的从事低级鄙俗活动的小人物阶层。他尽最大可能把自己装扮成最高雅的人，然而实际上却只让人觉得他是一个有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形象，因为他有：“一支可以成为巴黎人谈资的手杖，一只炼金术士向观天象的光学家特别定制的小千里镜，一些由一个仙女在外衣上缝上的金扣子。”
他不跟一般人一样坐上平常的邮车旅行，而是定了一辆特别华丽的马车，上面印着德昂特拉格家的徽章，雇了一个穿号衣的马夫，甚至在路上尽量地装做一位侯爵。光这一笔开销就花了他五千法郎，虽然他很悲伤在他居留在维也纳的时候没有谁注意到这一切。五星期的旅行，其中两个星期花在他那华贵的马车里，剩下的一半时间在他旅馆里的书桌上度过。这一次旅行共耗费他一万五千法郎。
德·韩斯迦夫妇住在维也纳整齐的外交界区域里，他们就替巴尔扎克在附近的金梨旅馆租了一间房子。这真是一个凑巧的选择，因为拉苏莫斯基伯爵的秘书（同时也是伯爵的表嫂杜尔海姆·卢虏伯爵夫人秘密的丈夫）提利安·查利最近就是在这同一间房子里自杀的，当时，他右手握着一支手枪，左手拿着一本巴尔扎克写的小说。他明白了维也纳人是何等地崇拜他，即使他没有带来一个穿号衣的马夫，也没有在他的车门上印任何一位贵族家的徽章，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他所受到的圣日耳曼镇和巴黎同行们的嘲讽打击，现在得到了补偿。奥地利贵族阶级中最著名的人物都争气恐怕地邀请他到他们的宫邸里去作客；欧洲最有权力的梅特涅亲王也请他到家里，而且还在一次长谈中告诉了他一个构成他的剧本《基罗·巴梅拉》主干的故事。
遗憾得很，他不能够一切都接受雪片般飞来的请柬，虽然这正是符号他追求贵族名号的欲望，这是因为德·韩斯迦夫人把她召到自己的社会交圈里，偶尔也让他见到她最亲近的朋友，波兰的贵族，例如卢米保斯基一家人或兰斯可伦斯基一家人。除了东方学家汉穆尔──蒲尔格斯托尔男爵与小戏剧家齐迪里斯男爵以外，他就没有遇到过任何其他的作家或学者。前者送给他一个为他终生所保留的咒符，后者则被著名的巴尔扎克所唯一谈论的版税和金钱问题深深地震动。
巴尔扎克登上了七层天。他在这外国的城市里享受着他的名望给他带来的一切果实，那些来给他到致敬的人也带给他不少、他自认为是有尊敬感觉的名字。在放纵的享受诱惑之下，他觉得自己差点离开书桌，上午的时间里，他坐在书桌上来完成他那篇神秘的、闻名世界的宗教小说《西拉飞达》。他校对了一些稿件，去参观阿斯本和埃斯林根两个战场并作了一些笔记为他的小说《战争》作准备。他多半的时间都花在向德·韩斯迦夫人的献媚讨好上，虽然在维也纳好像没有机会可以像在新沙特尔和日内瓦那样进行偷情的可耻行径。发生了信件被截获的事件之一，她已经非常地谨慎，而巴尔扎克的声望也证明他是一个地道的卫道士。离开维也纳之前不久，他闷闷不乐地写信给她道：“几乎没有一刻钟甚至一秒钟是属于我们两人的。这些障碍使我浑身不舒服，并且让我意识到我现在所能够做的唯一事情就是立刻动身回到巴黎。”
实际上，促使他早日动身的决不仅仅是不能拥吻德·韩斯迦夫人所带来的浑身燥热，而主要是出于物质上的考虑，即他不能偿付他的帐。虽然他没有征得出版家魏尔特的同意就把账日记在他身上，可是他的钱包还是一天天地瘪了。六月四日他离开旅馆时而不得不向德·韩斯迦夫人借一个杜卜金币作为付给伺候他的仆人的小费。
他迅速地就返回了巴黎。此后七年他才再次见到德·韩斯迦夫人。他的爱情小说的第一章和他的激动的心情该是结束了。正跟他在其它事情上所发生的情形一样，他为了能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更急切更诱人的计划，不得不把这故事无限期地延迟。
第四章 天才的光荣和贫困
第一节 诉讼与抄家 有时候自然界表现出特有的现象，两三股劲风从境界的相反角落里冲出来，在一个地点集结起来，并且集聚团结的猛烈力量冲破他。这种灾祸的方式正是巴尔扎克从维也纳回来之后所受到的。这种闲散轻松的日子得要他用增加重量的焦心去赔偿。
首先把他所围困的苦闷就是又出现了家庭的老烦扰问题。德·苏维尔夫人，他的妹妹病倒了，而且在经济上他的妹夫又更加困难，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的弟弟一文既然莫名的带了一个比他大十五岁的妻子从印度回来。因为他的弟弟以前很没出息，被别人送到印度去寻求生存之路。对于这个弟弟，巴尔扎克的母亲很是紧张地对待。作为他的哥哥，伟大而有权力的巴尔扎克必须为他找一份工作，而这个时候，是他应当付还他短欠她的一些债务的时候，更糟糕的是巴黎的一些恶意的报纸告诉读者们巴尔扎克离开巴黎是因为他不能够偿还债务又在这时候刊出。
如果巴尔扎克的母亲不顾他的困难向他索取债务或是对他责难，他一贯的作法就是到他的朋友德·柏尔尼夫人那里去求得一份安慰，这位朋友如同母亲一般对待他。但是现在情况反过来了，他却要去安慰她了。德·伯尔夫人得了重病，同时一个亲爱的女儿──虽然精神错乱却受人喜欢──却夭折了，她虚弱的心脏更加受到严重打击，更加严重危险。她所处在的不妙位置已不可能给他别的什么帮助了。她甚至把给他校对稿件的好意服务都不得不放弃了，因为她的力量已不允许能干别的事了，巴尔扎克虽然不知如何是好，但也只能反过来扮演安慰她的角色了。
在这个时期，他处在比任何时期都艰难的位置。他却到处向别人借债，这是他的惯例，而且又赶不上他的工作，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他都形成了一种习惯性活动，坚持要求出版商预付一段日期的报酬，他会在将来规定的时间里如期交付书稿。朋友们都尽力地劝告他，不要再维持这种毫无保证的走一步看一步的生活。最坚持的是卡罗·珠儿玛，她经常性地劝告他最好不要追求一些表面奢华的小东西，这可是用匆忙间的出品来降低他的天才。虽然如此，他的这种固习却是不可改变的。对于他来说，他所有的也是唯一的本钱就是在他在文学中声望，而且他对于这种可以逼迫出版家们来买他的文学作品的权力也是快乐的享受着。他卖给他们那些只有书名而内里一字无成的小说，可能他认为他有这种必要，可以鞭策自己能够汲取最多的体力脑力劳动之前来强迫自己写完一部规定日期的小说。
在出身去维也纳之前，他费尽心思地到处预支他可以对付到的钱。他不但把一本言情小说重新出刊的权利卖出了，这是以前用圣·沃盘的假名写的。还把他的一本新书，《一个新婚少妇的回忆》，卖给了《两世界杂志》。其实这部书还没有开始写，而还在等待《西拉飞达》最后几章的布洛斯也催了好几次，这已在几个月前分期登载了前部分。对于《西拉飞达》的稿子，巴尔扎克并不怎么发愁，他计划在金梨旅舍里用八天或八夜的时间之内完成它，根据他的计算，那部《一个新婚少妇的回忆》估计也不会超出他计算的两周的时间。而且在回到巴黎之后，他还可以把他的书稿重新抵押。
虽然这样，对于他所规定的时间表，他却第一次不能够认真恪守。他所安排的日历已没有假期的存在，他已向打破他的计划的社会诱惑在维也纳屈身。他在奥在利或波兰贵族的客万里花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或者和德·韩斯迦夫人一起驾着马车闲转，而且让清淡的快乐剥夺了必须坐在书桌上工作的静静夜晚时间。因此，对于不能完成的《西拉飞达》，布洛斯也被迫停刊，对于此，订户们也不以之为怪，原因是他们对它的瑞登堡派的神秘主义以及那种洗炼的文风并不太感兴趣。更为严重的问题，至此巴尔扎克对《一个新婚少妇的回忆》还只字未动，而且这本书他已没有什么兴趣，因为他又在构思另外一部小说──《幽谷白合》这是他在前往维也纳路途中突然想出的，这种旅行经常飘来许多灵感。他把这部新书答应布洛斯去代替他曾经许诺过的另一部书，而且他在维也纳时就把已完成的第一段稿子寄给了布洛斯。
对于这个办法，布洛斯也同意，《幽谷白合》的第一段也就要正式印出来了，但他认为他在巴尔扎克的《西拉飞达》中受到的损失他有权利去恢复。那时候一种《外国语杂志》在圣彼得堡出现了，这个杂志有一个政策，即要求法文作品在巴黎出版的同时或是在这之前应该贡献给俄罗斯的读者。这家杂志社同布洛斯定下了合同，同意这家杂志社刊印那些作家们提供给《两世界杂志》和《巴黎杂志》的稿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布洛斯就把校稿卖给了这家杂志社。当时，俄罗斯人最欢迎的法国作家便是巴尔扎克，布洛斯觉得把《幽谷白合》送给这家杂志社赚点钱也没什么不可。因为，毕竟巴尔扎克还欠他许多钱，大概不会因此和他争吵的。
回到巴黎时，巴尔扎克尽一切办法才打听到这个消息，他就象一头发狂的雄狮一样扑向布洛斯的后颈。为了尊重他的名望，他的暴怒我们不应当说是由于金钱的问题，而应当说他作为艺术家的纯洁受到污辱。但是，《幽谷白合》第一次校稿已被布洛斯送到圣彼得堡去了，而《外国语杂志》早把这一段逐字印出来了却没请示巴尔扎克一句话，向来巴尔扎克把第一次排稿当做是他的草稿，并且经常要求《两世界杂志》在付印书稿之前要他校对五六次乃至七八次。所以，在他收到一份《外国语杂志》之后，他见到以粗制形式出现的新小说，并且带有许多从技巧上说的缺点和一些笨拙的文句，这些都是他不愿让读者们看到的。他的愤怒我们是能够猜想到的。他感觉到布洛斯在欺压他，利用他的出名来欺压他，他立刻决定同布洛斯脱离关系，同这个污辱他艺术家良知的心灵的罪人脱离关系，并向法院对《两世界杂志》提出上诉。
在听到巴尔扎克的决定后，他的朋友们都感到惊慌。因为布洛斯的势力很大，他是两个法兰西最有影响的杂志的总裁，他的势力大到可以成就或毁掉一个作家的名声，巴黎许多的作家和新闻记者，大约有五分之四要直接间接地受控于他。此外，对于一些大的新闻报纸的编辑他都能够施压力。如果巴尔扎克和他公开冲突，可能他会让巴尔扎克找不到任何一个报纸来帮助他，甚至于一个同工来为他作证。除了他和同工作家们的交情不深外，他们起来反抗布洛斯的起码勇气也没有，许多朋友劝说巴尔扎克，布洛斯会不择手段地来对付他的，会千方百计破坏他的声望，会在报纸上骂他，会恐吓他的出版商，甚至会控制书商。所以，是不能和布洛斯打官司的。就算能够胜诉，从实际上讲从开始巴尔扎克就受到损失。任何人都没有力量去战胜这个巨大的势力集团，因为这颗势力大树的根须已插向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而且巴尔扎克是孤身一人同其斗争。
但是，在艺术家的纯洁希望受到伤害时，巴尔扎克就不会有恐吓的颤抖。在维也纳期间的逗留也增强了他的自信力量，帮助他了解了他的真像在本国中被隐蔽到什么程度。他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力量，但这些挫折和困难会更加增强他夺取胜利的坚决性。他对个人的攻击一向是不屑于回答，不会把它放在心上，但是，想到对于整个无赖狡猾的巴黎新闻界，他都要尽全力去反抗时，就像和一群狂叫的流氓斗争时的愉快一样。他回绝了任何的调停，勇敢地向布洛斯起诉，布洛斯也反诉他没有履行契约。这种争辩也就当然地从法院闹到新闻界和文学界里去。布洛斯动用了一切他可转动的石块，在《巴黎杂志》上用最野蛮的话语来谩骂巴尔扎克，揭出他的私人生活，并且对他贵族的头衔进行嘲笑，泄露一些少年时代他写过的出卖身份的作品，并倒处得意洋洋地泄露他短缺人家的债务，并对他的品格进行讥讽。布洛斯还把他的全部文学家臣武装起来，一些作家受到他的利诱，都谎称把一个作家的稿子卖给外国杂志而不再给作者稿费这是很常见的事。因为《巴黎杂志》和《两世界杂志》供应他们吃喝玩乐，布洛斯又打了他们一棍，他们马上就对此大加认可。一些应有同工友谊的人也不和巴尔扎克站在一边，像仲马、阿力山大，须·欧贞，戈慈兰、查宁·儒儿和其他十来个人，最后却出来作证反对巴尔扎克。只有雨果和桑德·乔治始终高贵地抬着头，不去下贱地吮舐布洛斯的脚掌。
最后终审结果出来了，从精神上巴尔扎克赢得了胜利。对全世界文学来说，法院的判断是一桩重要的事情，他认为不能够强迫一个作家去赔偿一个出版家或编辑人，如果因为作家没有兴趣或是能力来完成曾许诺的工作而没有交稿。法院判决巴尔扎克把他从布洛斯手中支取的预稿费付还。这是精神的胜利，却是物质上损失重大的胜利。跟律师们打交代、出庭，对付辩论，巴尔扎克付出了几个星期的宝贵时光，那些巴黎的新闻无赖到处在搜寻他，在这种长期与敌作战的紧张状况中，就是最强的人也会熬不下来的。
从这次诉讼中，巴尔扎克得到了一个人生的教训。他也明白了他让他小说中人物那些行动的正确，在他的小说里，英雄芜特冷，马尔宾，拉斯迪额和吕崩柏礼所尊循的格言就是“先获取权力，然后人家就要注意你！”，这虽是不近人情的格言，但也是极为正确的。获取权力无论哪种权力，富有的权利，政治的权力，军事的权力，社会关系的权力，女人的权力……无论你要去干什么，首先要获得权力，你得随时准备好武器，如果不这么做，那你就完蛋！仅靠独立是不够的，你还要想法让别人依靠你，只有别人感到他们会受到攻击时，这是因为他们的弱点──虚荣、懦怯，你就表现了你是他们的主人。
巴尔扎克认为他对读者们的忠实正是他的力量所在。但由于许多读者分散于世界各地，不可能把他们集结起来，统一训练，所以这些无数的读者也就使他的反对派轻视，读者们只能够憎恨，他们不能用巴尔扎克去对付那些存在于巴黎舆论界的寄生虫。然而在法兰西作家中，他拥有的读者最多，他觉得他可以不再依赖杂志的时候已经到来了。如果他能够自己控制一个舆论机构，那么，对于那些曾经把他驱出他们批评的堡垒，躲在富人们身后谩骂他，嘲笑他的寄生虫们，他就可以割断他们脚下的地基。
从一八三四年以来，巴黎有一种小型报纸一直存在着，名字叫《巴黎时报》，每周出两期，并不太受读者注目。而且这报纸思想上向极端教会派和正统保王党倾斜，巴尔扎克却对此不在意。他也不对报纸经费困难及销路狭窄而慌。因为他自信、有德·巴尔扎克、奥瑙利定期刊登他的小说，任何一张报纸都会站得住脚。另外，这报纸还可以成为一架有用的桥梁，变成他的政治斗场。虽然在政治上他曾遭到失败，他还梦想能够入选议院，被封为尘法世卿，当一个封疆大吏。他还迷惑于政治权力的背景，一切带有诱惑力的权势，带着它所特有的兴奋和浪潮。
《巴黎时报》在那时几乎是股本为零，巴尔扎克便想办法弄起一家公司，他自己承担了半数以上的股本，包括他所担负筹股来维持继续出版的重责以及复杂的谈判都使他焦头烂额，但他还是对此持乐观的态度。合同签订之后，他立刻以全身心的力量投入这个全新的事业当中，不久，他罗致了一批有才能干的年轻人，设立了编辑部，其中的人只有高提埃·提奥飞尔一个人直到最后还和他保持友谊。而且他还请来两个贵族青年来当秘书，德·柏罗瓦侯爵和德·葛拉曼伯爵。他不对自己的批判灼见自信，相信的是他的势利本能。不过，这是在一个可以抵上十几个人的巴尔扎克的领导下工作，就算不要秘书和编辑都是可能的。
在巴尔扎克对他的新创事业还很有兴趣的时候，他投身其中，几乎把整个报纸的内容都改变了。每一篇比较吸引人的文章都是出于他的手笔，无论政论、文评、争辩乃至他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在一八三六年正月他主编之下出版的第一期上有他一夜工夫写的《无神论者的弥撒》。之后，他又写了《禁止》、《古物陈列室》、《卡园·发西诺》、《人在这儿》和《被人遗忘的殉道者》。每天的任何一个时间，编辑室中会突然闯进他，他看看有什么新情况，以及督促他的编辑员们工作，并给他们以帮助。他在一种权力争取的欲望刺激下，这也许是为了向别的杂志报复，希望这些杂志因他的报纸声望增高而降低声望，他也就应此而进行了许多应酬活动。在卡西尼街他连续于正月十四、十七、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七等日请客，饭茶自然是浮奢的海味山珍，酒像河水一样淌。但他最后两期的房租还没有付清，对于巴尔扎克所负的四百七十三法郎七十参丁，他的房乐只好求助于执达吏帮助征收。
他希望通过这种华宴收到一百倍利润的投资。对他的报纸巴黎人也颇为好奇，在第一期出版后一个月，他就显出了早熟的胜利的自负，这是在给德·韩斯迦夫人的信中提到的：
“《巴黎时报》已占满了我所有的时间而没有时间干别的事。每天我只睡五个小时，但是假始您和德·韩斯迦先生的事情比较成功的话，我就可以我的计划已取得非常圆满的成功。意外地很，订阅人数很多，短短一个月辰光，我已取得在报纸股份上的九万法郎的资本。”
估计《巴黎时报》的资产达到九万法郎，这只是他自己希望的资本交易的市价，这也是一种明显不能实现的创业。巴尔扎克梦想他的脚下踩着全巴黎，更幻想布洛斯会像一只狗一样不久会谦恳地爬到他面前，并在他桌上放下十万法郎，恳求他放弃《巴黎时报》，重新给原来的杂志投稿，以前那些作证狠毒攻击他的作家们不久也会向这法兰西最有势力的杂志求怜。大臣们和议员们也得把他们的政策改为德·巴尔扎克先生的政策。
但是，不幸运的是，巴尔扎克幻想读者们争先恐后来付订阅费的情景却从没实现。他帐本上的数目却是比较微小，那些股东们都悄悄地脱出了他们的股份，因为他们没有巴尔扎克的天才而有的是更多的商业本能，他也只好廉价抛出了他自己的股本。他的新的冒险事业失败了，他感觉到这一点后就对此失去了兴趣。他对编辑工作也厌烦了，也渐渐不去编辑室了，并且也渐渐减少他的投稿，结果不到一年，如同巴尔扎克一切物质企业的命运一样，他新的事业整个破产而且债台高筑。他得到的是另外四万法郎的负担而为之付出六个月到八个月疯狂工作。这不如他请一天假去世界旅游。和安达乌斯一样，只有和自己的土地接触，他才能得到新的力量，如果越出了自己的领地，那他的天才和明智就会损失殆尽，就连侏儒都敢和他的巨力戏弄。巴尔扎克曾有过勇敢的宣言“一八三六年我会变富的！”，在这之后，他又承认“我在一八三六年并没有比一八二九年走得更前。”
在这一年惨剧中两件展览品就是布洛斯案件的诉讼和《巴黎时报》的失败。一年中每日都有恼人的插曲。他和布洛斯的诉讼并非是巴尔扎克和出版商争吵的全部。由于柏赤夫人的老雇员魏尔德自行经商诱走巴尔扎克，“超卓的柏赤夫人突然变成为“可恨的柏赤夫人”。她要求他交出他所短欠的书稿而毫不留情，而且救济巴尔扎克魏尔德也没有充分的资本，为了稍微歇口气，巴尔扎克准备自费出版一本新本的《笑林》，但他却忘记了古代的一句格言：一个被火烧过的孩子是怕见火的。以前他曾因冒险出书而破产过。但是，他终于借钱买到了纸，找了一家可以让他先印后付款的印刷厂。不幸连连，正要装订的时候，书库突然间起了火，而三千五百法郎也就化为一缕青烟上了天。
巴尔扎克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想不出推开他的债权人的任何借口。他把卡西尼街的家门关上了，连夜把一些值钱的家具和书籍搬到一间以前的公寓中，这是他到维也纳之前用“杜兰寡妇”的名义在战争街所租到的一间新公寓。如同卡西尼街的情形似的，他也在这里享受着一种安乐，在这里他用秘密的楼梯去躲避一个执达吏或其他任何一个不速之客的扰乱。不过，要到达“杜兰寡妇”的前门也不是简单的。他隐蔽他的日常生活，并且天真快乐地引用浪漫的欺骗，他发明了一套不断更改的口令。只有说一声“开吧，西桑！”，门户才会立刻开放，对于巴尔扎克的堡垒的三层炮台没有谁能来窥视。高提涘告诉我们，例如，有一天，门房毕得听他说到“李子熟了”，然后，西尔柏露斯才主上客人闯进门来。这却只有第一步。在楼梯底下等侯的是巴尔扎克的忠实仆人，他必须听到人家说“我从比利时带来花边”，然后，客人才能被允许走到公寓的门前，在那里他最后的一把钥匙是一句保证“柏尔特兰夫人身体非常康健”，之后，客人才能走进神秘的寡妇的秘密室里来。
巴尔扎克把他小说中英雄们所依赖的一些诡计被他自己拿来运用。他把期票转给第三者、第四者，这是在延期庭讯，利用从未接到邮件使传票不能送到他的手中。和他描写的艺术家拉巴尔费林一样，他借助于他的法律知识、发明的技巧、以及厚脸皮，采取了许多意想不到的计策去避躲他的债权人。在出版家和放债人之间流转着他的期票，那些得到通知去扣押巴尔扎克先生的巴黎执达吏，谁有没有办法找到他。
带着自傲的感觉，也许有恶作剧的想法，巴尔扎克几次考虑之后加入了那些追随他去公开侮辱国法的一帮人。依据刚发表的法律，每一个公民都应尽入伍参加国防军的义务，巴尔扎克却拒绝这个责任。他认为国王菲力浦、路易是一个没有权利来命令他的篡位者，并以正统派保王党的资格来评论。不管怎么说，时间对他来说太宝贵了，他想现在正是印刷机等待他的稿子，如果去荷枪当一个兵士未免是侮辱他的人格。
这是不成问题的，讲交情也磋商一下，像巴尔扎克这样有名望的公民和他在文学上的巨大地位，是有办法让他免掉服役的义务的。但是对这种和解，巴尔扎克却不能容忍。他甚至对召他入伍的命令都不回答，政府让他解释没有报到的理由已有三次了，每次他都对此充耳不闻。最后，国防军训育处结果下令罚他监禁八天，对此他却捧腹大笑。因为不愿荷枪而罚这位欧罗巴文坛的大元帅入狱坐牢！这简直是无礼的命令，好吧，就让他们来试试看！那些接到命令去逮捕这顽抗的逃兵的警察却被迫和他玩捉迷藏的游戏，他也感到很快活。这些黄带笨伯们要先了解他们要胜过巴尔扎克这样有才能的人，首先在头脑中应加些灰色素。
在这之后几个星期，巴尔扎克突然失踪了。在白天里，警察们屡次突然冲进卡西尼街的房子，但却一无所获。巴尔扎克早已出去旅行了，任何地址也没留下，在早晨他会出现在意大利剧院的包厢，晚上又到出版家的办公室里收他的稿费。仆人们告诉他老练的警察经常盘问他们，他对此非常快乐，有时更令他高兴的是，他站在门后偷听那些愚夫抓头挠耳，而无从发现他的踪迹。这对帮助他给一些小说增加一点趣味提供了机会。这又给了他增加了一次灵感，使他更加生动地写芜特冷和巴克瓜之如何对付高兰了，拜埃拉和其他法律的猎狗。
但是在某一天早晨，四月二十七日，菲力浦、路易国王竟然能够庆祝胜利。在等待了好几个钟头之后，一个警官巡察和两个侦探看见他走进卡西尼街的公寓，他们在背后追他。三十分钟后，巴尔扎克被绿衣先锋带到了巴辛古拘留所，也就是阿里古拘留所。从巴尔扎克必须满刑可以看出，他在本国的读者对他并没有很大的尊敬。任何人都不能够帮他的忙，包括外国的贵族朋友们，曾经招待过他的钦差大臣们，以及梅尔特尼克亲王──曾经赏过他面子并跟他私下交谈过一次，从四月二十七日到五月四日之间，巴黎政府严格地执行法律，丝毫不给他任何特权。他被迫坐在一间吵闹的下层阶级罪犯被关押的集体牢房里。他们大都是工人，因拒绝给国防军牺牲两天时间，在那时代两天不拿工资会使他们的妻子儿女挨饿。巴尔扎克得到一个唯一的允许，为他准备了一张桌和一把椅子，他也就需要这些了。在周围喧哗地吵闹中，他却能够静下心来校对他的稿件，好像在自己沉寂的书房里似的。他也没有降低他那幽默态度，从他给德·韩斯迦夫人的快乐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对坐狱引起了高尔民族的极大滑稽感而不以此为耻。我们甚至于可以说他因为受到国家的保护，所以避免了出版家和执达吏的纠缠，并以此享受到乐处。他对愈加限制的自由已经习惯，虽然其程度的幽禁在阿里古拘留所里更甚。照巴尔扎克的意思，自由的含义就是日以继夜的与生存进行竞争。
在这命运的灾祸六个月中，他刚毅进行了抵御，虽然在其间他也偶尔叹气“我的确是在杀害我自己”，或“我的头如同一只疲惫的小马似的垂下”。就是以这种时期，他居然受到他那铜铁之躯的第一次警告，这是工作过度的表现。他居然头眩眼花地晕倒了，医生再三叮咛要对自己的身体珍惜。巴尔扎克听从了医生的劝告，到乡下去了两三个月，虽然他对医生的后一半诊断的意思抹煞了。他到了他的故乡杜尔兰，但住在朋友马尔冈家里他并没有依照拿克加尔大夫的叮咛去休息。与此相反，他和从前一样在发疯地工作。他又得到同样的教训，他不能去从事投机的事业，开商业企业或是娶一个有钱的妻子，他能做的只能是从这种他生来就注定的使命里来解除他的困苦。艺术家有一种药品，这种药是任何医生都不能给其他病人开的。只有他，才能够在这上面加上忧愁的艺术表达，来驱除它们。他能够由他的这种痛苦体验转化为人类活的生活的描写，从而把外界的环境对人类的压迫变成创造的自由。
巴尔扎克在沙妻居留的时候，他受到了来自外界环境的压迫。柏赤寡妇又出嫁了，她的新丈夫是个内行的买卖人，他不会宽恕那种触动他的钱袋的事情。在他的影响之下，她搞到了一张法院的传票，要求巴尔扎克把《风俗的研究》的两部出色的书稿在二十四天之内交出来，否则延误一天就得付上五十法郎的罚款。所以，巴尔扎克作出决定，让这个女人在二十天之内得到书稿，从而和她算清帐。他也看出他应该做的事有两年，“一是履行我以往的契约，另一个重要的是，我还得生产一流的作品。”
他实现了他的两个目标，《幻灭三部曲》他在八天之内拟好了腹稿，又写出了第一部：
“我尽我所有力量写作，每天工作十五小时，太阳东升，我就起床，一直工作到午饭时止，除了黑咖啡以外，不吃任何东西。”
这部书的仓卒成稿虽是为了避免受罚，但却是巴尔扎克的主要力作之一，这仿佛是巴尔扎克努力鞭策自己去挖掘自己的灵魂，在自己面前展现自己的各种欲望的秘密和威胁他的危机似的。《幻灭》从表面上来说虽是现实生活的图象，但这在法兰西文学中，一直找不到与之品敌的广阔的写实作品，这种决定性的尝度，也是巴尔扎克想要把握自己的一种行动。在分开的两章中，一方面，他指明对于自己和自己的艺术应该坚决忠实，那么这个作家可能取得成功，另一方面说明，如果一个浮动的没有价值的虚名，一个作家也受到诱惑想要获取的话，他就不会有什么好遭遇。作为巴尔扎克陷落其中的精神上的灭亡的象征是德·吕崩柏礼·鲁失，他内心的理想的代表是德·阿尔太斯·但尼埃尔。
对于巴尔扎克天性的二元性，他自己是明确了解的。他知道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不可动摇的良知他也具有，这流露出许多他内心所有的优越成份，对任何的调解他却予以拒绝，他同社会准备单独分庭抗礼。但是对于他性格的另一方面他也了解，他的一切缺点：如耽于肉欲，挥霍浮华，爱好体面，不能抵抗虚荣豪华生活的诱惑等等，都是他致命的短处。他需要让自己锻炼，并把那些由于虚荣而辜负自己的良心而取得的片刻成功的危险摆在眼前，他描写了一个作家，一个不能站稳脚步，拜倒在诱惑之下而不能重新站起的作家，并把这作为自己的警诫。查尔登那个和巴尔扎克似的窃取了一个贵族的衔头的青年，现在改名为德·吕崩柏礼·鲁先，带着一本诗集以青年理想家的身份来到巴黎。这本诗集就和巴尔扎克的《克伦威尔》一样，他希望能够凭他的才华在巴黎打开一条路。他在一个偶尔的机会走进一个屋顶楼里，这是一群居住在拉丁区的屋顶楼里代表了法兰西未来生力军并忠实献身给预见的使命的青年穷学生所组成的文社。这些人都是蓝柏尔·路易的朋友。一个作家叫德·阿尔太斯，一个医生叫毕安仓，另一个哲学家克拉斯提思·米赤儿。他们都轻蔑暂时的成功，因为崇拜将来的成就。巴尔扎克描写他自己的优美的一半品质是借着德·阿尔太斯。但尼埃尔的性格的坚强和那种值得骄傲的忍耐。德·吕崩柏礼、鲁先是经过德·阿尔太斯的介绍而加入了这一群诚恳的理想主义的青年当中，但是他并不受到诱惑而因为忠实于他所宣誓参加的高贵的智慧联盟，使那些住在圣日耳曼镇的也袭贵族对他产生注意。他所想要得到的是迅速的成功、女人的宠爱、金钱、名誉、政治的权力，因为值钱的金币不能靠诗集来铸造，他也就卖给新闻界他的笔杆。和巴尔扎克以前的所做所为一样，他拿他的才能出卖，做一个文人乞丐的工作，同文学制造家们合秋生产，帮助他们造成声势，变成了一个妓女──新闻界的妓女。他居然成为当时文坛细沙堆中的一粒微尘，名声也居然有了，他其实却在一天天地没落了。
残暴的觉悟是从经年的新闻界的奴役生活中得到的，他的深刻苦痛的经验也是从新近脑子里所有的狠毒的一群所给的，所谓舆论的整个系统都被巴尔扎克揭破了，以及文学界和戏剧界的黑暗腐败，在这里面，人们一有机会却在进行彼此的中伤，虽然表现上团结在一起。巴尔扎克的原意是暴露黑暗的巴黎的一面，但这部书却发展成为整个巴黎的那个时代的一张完整的图像，而且在一切时代里这图像都没有失效。这部书是充满骄傲和愤怒的感觉的，带着劝告隔绝贪婪和急躁的号召，它号召人们要保持坚强，在不断地顽强反抗中积聚更多的力量。在黑云压顶的时刻，巴尔扎克总是能把他真正的勇气找回来，在最慌乱的时候，那些最为优美而且最能代表他的个性的作品总是从他的笔端流出。
第二节 新情妇 在这一年所有的厄运：诉讼、杂志倒闭、被人搜家、违命入牢等等其他的悲剧，在给德·韩斯迦夫人收到的书信中都记录下来，巴尔扎克几乎用被虐待狂的快的心情，甚至用多调的笔调来描述。对于他在报告里的这些记载，我们不能够不怀疑，他的忧愁的挫折，他的孤单和哀怨都一星期一星期地被谈到，巴尔扎克遮瞒的目的就在于不让遥远的乌克兰通信人知道别的事实。巴尔扎克把自己描写为一个只为他的工作而活着的苦行僧，一个珍惜自己最后的一点时间而倒瘫在极度的疲倦中的人，没有别的东西再比这样的自描而更引人误解了。
他对于平常所谓的“命途多舛”毫不在意的态度，只有我们明白了是他那深不可测的自信使他这样，我们才能了解他的性格变成这样的原因。有某种原因，也许是他身上的主要部分，依附在他身上，对他的外在生活的惨剧并不怎样关心，对于此只是观察现象而十分好奇，好像在注视海中那澎湃汹涌的涛浪而自己站在干枯的土地上。经常在早晨有执达吏敲打他的房门，他对此不屑一顾，照样在下午去串珠宝店中利用赊帐来买一些对他没有多大用处的玩意儿。就在他的债台筑到短欠十四万法郎，也就是那个悲惨的一八三六年，他得必须吃饭也靠向他的裁缝或医生借钱的时候，他却为了配合著名的“德·巴尔扎克先生的手仗”而买了另外一枝价值六百法郎的犀角手杖，另外还买了一把一百九十法郎的削笔金刀，一只一百一十法郎的皮夹，一条四百二十法郎的项链。卖这些东西的店家是没想到卖给一个决定采取遁世主义生活方式的“囚徒”的，他们希望卖给一个刚刚引诱财主去打开钱包的轻佻女人。
他保持一种平衡是靠他内心中一种神密的反抗力量。他越是到处借债，却又越是靠维持幻想的奢华而宽恕自己去购置一些昂贵的女人式的琐物。外界的环境越是对他压迫，他轻浮的性格就越显露。被迫踏在站车上的势力越大，他就对享受生活的敏感越强烈。我们会觉得他的行为有点愚蠢，除非我们了解他这样矛盾的性格。事实上，正是这种性格，使他那烈火一般的性格能够开放寻找一种向外爆炸的正确方法。
对于巴尔扎克来说，一八三六年，是他经验到最严重危机的一年，也是忽而烈日在天忽而倾盆大雨的一年，是巴尔扎克感到一种收获奢华而得到肉感满足的一年。从他给德·韩斯迦夫人的信中所叙述的自传式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明白，他是那样厚颜惊人地去追求他那些不愿意公开的秘密事情。举一个例子说，他曾和她说，他租到了一间“房顶楼”是为了安稳躲避债权人，在那里，他像一个悲愁的白发老隐士似的过着极其简朴孤单的日子，在这里是不会被他的知心朋友或他家里人发现的、其实他租到的是一所最奢华的房屋而非什么一间房顶楼，而且对于布置房间他又免不了要花许多钱。卡西尼街四间房子里他有装饰得很富有的家具，但是他还是从卡布新大马路上的莫罗家俱店里买到了每一件奢华值钱的家当。就是奥古斯督，他的仆人，也换上了一套崭新的服装，红色的背心，蓝色的上下衣，光是这一套服装他就付出了三百六十八法郎，其实他还是赊帐。他的化装室，是他布置的隐庐的最主要的成就，就是连茶花女也不会小看他的。对于这些值钱的家具和古董，他是非常乐意堆积和摆布的，而且都是他费心地利用各种颜色搭配而谨慎地选择布置的，在《金眼女》中他甚至对此加以详细乐的描写：
“在这化装室中有一半形成了雅静的弧形，另外一半是中间光亮着白色和金色的云母石壁炉台的白色四方形，两者相互对照。一道朝窗的旁门可以供人出入，旁门就在一张绣花的门帘蔽上。这个化装室是马蹄形的，放置有一张真正的土耳其睡榻，也就是说，铺在地板上，这张卧褥有睡床一样大，周围五十呎，原料是白色卡什维尔绒布，中间饰的玫瑰花是由黑色和火红色的缎子所制成的，它依照钻石的形状排列着。在许多垫子上这只大卧褥的背面要高出好几吋，从而在这些垫子的衬托下它变得更为美丽。这化装室挂有一些印着印度绸红的布料，一条凹一条凸地列成柱形，就像哥林多的柱石似的，上下两端都连着带子，是两条大红色而有黑色花卉图案形的。在印度绸的背后，看起来像粉红色的火红的颜色，这是一种可爱的颜色，在窗帘上也可以看到。窗帘也是印度绸红的，衬托以粉红色的薄绸条，并装饰上火红色杂黑色的流苏。照耀这睡榻的，是在相等的距离之间排布在排布上的十二只烛，每两支插在一只镀银的托架上。一只暗色镀银灯挂在天花板的中央，座子是镀金的，白中带黑。地毯带有花纹，就像一块东方的披肩，可以使人想像到波斯帝国的诗歌，这是奴录们用手制造出来的。饰有黑色和火红色的装饰品的卡什维尔绒布套在家俱上。白色和金色的云母石做的时辰钟、几枝烛台。一块卡什维尔绒布盖在房间里唯一的一张桌子上。花架上放满了各种各样白色或红色花朵的玫瑰花。”
华格纳对于动情的绸缎和卡什维尔绒布的家具也同样喜欢，巴尔扎克可以到处找到他的灵感而不需要像华格纳那样需要这些来供给他正当的艺术灵感的氛围。他有一个更为具体的目标，他的“著名的白色睡榻”曾经显示给他的朋友方登雷，他笑着承认而忘记了他的谨慎习惯一些时刻：
“我做了它，是在几乎要得到一个高等社会的贵妇时。你看，她的一个习惯是身边有一些漂亮的家具。她不会不高兴的，如果她发现她坐在这样一个睡榻上有话。”
巴尔扎克之所以这样布置他的公寓，我们可以推测得到，就是方登雷没有细评在日记中记下这些事情的话。巴尔扎克又坠入情网的记号就是他又开始了新鲜的装饰。无论什么时候，如果他预备去迎接一个情妇，那他一定要先布置他的新公寓。他的感情可以根据他的帐目的大小来衡量，这正和他的忧虑一样。在追逐德·葛丝特丽夫人的时候，他搞到一辆马车，雇了一个马夫，他的第一把沙发也是为她而买的。他又为德·柏尔尼夫人装饰了玛勒街的卧室。在去维也纳拜访德·韩斯迦夫人时，他就重金雇了一辆特殊的华丽马车。在一八三六这备受逆意打击的一年中，他比任何时候都更热烈地坠入情网，而且还继续给维埃尼亚的“情侣”海誓山盟地永远忠实她，向她描绘他的贞洁生活的困苦的信也是一封接一封。那封曾以动人热烈的辞令深深感动了整个一代人的情书，就是在此时写给韩斯迦夫人的，然而这一封情书却是他在另一个女人恋爱的同时写成的。
那个新情妇是间接由德·韩斯迦夫人自己的介绍而认识了他的，她给巴尔扎克的生活施展了重要的作用，巴尔扎克也费尽心思去隐瞒他的新情妇。在巴尔扎克离开日内瓦之前，奥地利驻巴黎的大使阿朋尼伊伯爵的夫人被德·韩斯迦夫人介绍给他，他也及时去大使馆拜访了他们。在一八三五年的一个晚上，他参加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会上一个女人引起他的注意，她是一个三十岁左右十分美丽的女人，一个又高又媚的金栗色美人。她带有一种令男性们陶醉的感的气度，她态度自如地在男人们中拥挤走动，接受男客们对她的阿谀和赞美。巴尔扎克感情的烈火被点燃，并不全因这美丽的面貌而激动，而是受这面貌背后那高贵的名家姓氏而诱惑，能够点起他的烈火的是他知道她是桂都邦尼──维斯冈地伯爵人。维斯冈地是米兰的公爵，而意大利第一流的贵族家庭中也有桂都邦尼一家人的名份。巴尔扎克在一个激动的无从抑制的念头冲动下，把他对那时候所旅居在维也纳的维埃曹尼亚别宫女主人所发出的永久忠实的誓言都已忘记，他于是采取了措施去拜见那美丽的伯爵夫人。
那位可爱的意大利伯爵夫人也不是生来就受爵的，实际，她不是一个意大利女人。她的名字叫洛威尔·沙拉，她出生在伦敦附近的埃奥尔公园，她可以说是一个英吉利反常家庭的女儿。这一家的流行病是自杀和感情的暴发。她的母亲，也曾和她一样，以美丽而闻名，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觉得自己老了，就自杀了。同样，她哥哥也走了同样的道路。另外一个哥哥于嗜酒而日益悲惨，而她的妹妹则因为崇拜宗教陷于迷惘之中。这个家庭中唯一正常的分子就是处于紧张与恐怖氛围中的伯爵夫人，她在她的色情范围中注入了她的感情，她带有的那种镇静态度也是英吉利人所特有的，她好像屈服了一个冒险行为，这个行为对她诱惑而有吸引力，她没有犹豫，也没有任何特殊的兴奋。她那在这一方面的冷静头脑，并没有因占有了一个丈夫，桂都邦尼──维斯冈地·爱米里伯爵，而失去。她也冷静面对丈夫所表示的嫉妒。他是一个文静谦虚的男人，她和他结婚好像是她在游历欧洲的某个时候所拣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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