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传 　 　 　 　 第一章　一个小说家的最初时光

第一节　家庭和学校 　　一个天才，一个象巴尔扎克这样的天才，蕴涵着无穷的想象力，让他得以建筑一座属于他自己创造的世界，只有这样的人才不会患得患失地去计较私生活中那些无关痛痒的所谓事件的真相。他非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纳入于他那创造意志的专制范畴之内。并且最可以看出他本性来的，乃是从他的世俗生活之中，对各种事件的近乎变态的专横，在一件一般市民看来几乎无法更改的事情中开始显现了出来──也就是说，关于他的姓氏问题。在他三十岁左右的一天，他公然宣布，说他的姓名并不是叫巴尔扎克·奥瑙利，而是德·巴尔扎克·奥瑙利；他还宣布说自己从来就拥有这个高贵门第的全部特权和名份。但事实上这只是他父亲偶然开过的一次小小玩笑，且仅仅局限于他最熟悉的几个家族亲戚的范围内，似乎说他和古代骑士德·昂特拉格尔·巴尔扎克有点儿沾亲带故。但是他儿子却展开富有力量的幻想，毫不犹豫地将这不经意的一次吹牛，夸大到一个无庸置疑的不容分辨的真实地步。他在他的往来信件和著作中都认真地签署：“德·巴尔扎克”的姓氏，同时，把德·昂特拉格家族的纹章漆绘在马车上，甚至乘上这辆引人注目的马车去维也纳旅行。每当那些知道真相的同行，揶揄他的这种妄自尊大时，他总是毫不脸红地告诉他们，早在他出世之前，他父亲就在政府的文书上明确表明了他的贵族身世，神情坦然自若。所以从他的出生证明书上所看到的关于他高贵门第的证明，其真实可信的程度和蒙田或孟德斯鸠的出生证明不相上下。

　　令人不幸的是，在我们这个缺乏同情心的世界，所有对事实不苟言笑的文书，全有着一种十分可恶的性质，即对于由诗人创造和想象出来的极富炫耀性的传奇故事，显示出不屑一顾的敌意。这对于巴尔扎克这样一个时常被人们赞誉为信仰真理的人而言，尤其是个尴尬，因为那份被他堂而皇之地称引着的出生证明书，至今仍旧躺在杜尔城市中的公文档案室里。显而易见的是其中根本没有一点贵族姓氏“德”的痕迹。在“一七九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这一天下面，杜尔的一个小村吏用淡漠的口吻记载得一清二楚：

　　“当天，法兰西共和国七年旧历第九月（牧月）初二，市民巴尔扎克：伯纳—佛兰苏，当事人，本城居民，住意大利军街，沙杜南地段二十五号，来到此间，向本人──都威·彼得·约克，出生、婚嫁、死亡注册者的签署人。──呈报产一子。上述之巴尔扎克声称，此子所承受之姓名为巴尔扎克·奥瑙利，为本日晨十一时，出生于家中。”

　　另外一些和他有关系的证件，例如关于他父亲的死亡，抑或他妹妹婚嫁的文书上，都丝毫不能提供有关贵族家世的证明，因而他的出身，及其所有出自巴尔扎克之口的有关谱系的言论和证明，都只是这位伟大的编谎者因为内心那渴慕的念头而臆造出来的东西罢了。

　　种种文件的证明，就严谨的法律字句来说，显然可以使它们的官司打赢巴尔扎克，但是他自己的威权的念头──那如熊熊烈焰燃烧着的，极富创造性的念头──终于战胜了现实，而获得羊皮纸上严峻的胜利。显然有不少事后的更正为了铁面般的真理而产生，但毕竟“诗”永远战胜了“历史”。尽管从来不曾有一个法国国王会把贵族的纹章赐与他或他以往的哪位祖先身上，可是当后人被问到这位最伟大的法国小说家的全名时，他们都自觉地遵从了他的愿望，回答说是“德·巴尔扎克·奥瑙利”，而不是“巴尔扎克·奥瑙利”，至于巴尔萨·奥瑙利，却简直不曾被人提起过。

　　但是千真万确，“巴尔萨”，（既非“巴尔扎克”，更非什么“德·巴尔扎克”了。）才是他祖先的真实姓名。他们毫无可资炫耀的饰品来为他们生性卓绝的这位后裔带来光荣。他们也从来没有穿上闪亮的胄甲驰骋疆场，或是体验过罗曼谛克似的决斗。他们不过将羊群赶进牧场，或是做些苦力活儿，去耕种郎格多克地方上的田地罢了。巴尔扎克的父亲，伯纳──佛兰苏，在一七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出世，生在靠近康奈扎克的奴该瑞耶村落的一间简陋的小石屋内。那里住着许多巴尔萨氏的人。他们中间始终没有涌现过出名的人物，倘若有可能为获得荣誉寻找到一个惟一的托词，它的性质恐怕也是极端不可靠的。一八一九年，也即奥瑙利离开大学时，他家乡的一名孕妇被人暗害了，做为嫌疑犯被逮捕的是他父亲的一位五十岁的兄弟。经过一次闻所未闻的审讯，在第二年被送上了断头台。这可能是巴尔扎克一个心愿的源头：希望在自己和自己那位臭名远扬的叔父的遗名之间，拉开一段近可能远一点儿的距离。由于这个愿望，他自小就在内心暗暗发誓：要给自己的姓氏冠上一个贵族衔头，并且给自己重新虚构一段另外的家世。

　　伯纳·佛兰苏，十一个孩子中的老大，早被他的父亲，一个平常种地的苦工命定为教会中的人物。村里的教士帮他识字读书，和最基本的一些拉丁文。但是这个精力充沛，强壮有力，野心勃勃的年青人，却毫无立志于剃度出家及独慎其身的打算。有一段时间，他在自己家乡的村落随意漂流，为本地的录事官帮忙做书记，或在葡萄园里做短工，或帮人种地。二十岁以后，他开始不干了。以乡下人那种特有的固执和不屈不饶的劲头，──这些经历后来都成为了他儿子的小说素材，而被多次描写过──他也竟然混进了巴黎的生活圈子，而且渐渐如鱼得水，对巴黎的生活游刃有余。刚开始，他只是不引人注目地消逝于不可胜数的青年人中间，（这些人都是满怀理想来到巴黎，但却对未来并不清晰，同时心中也没想到什么确定的职业）。许多年以后，当他已经成为本省小有名气的人士之后，他才谎说自己曾在路易十六手下干过王家议院的秘书，还出任过王家法律顾问。这假面具其实不堪一击，只是这位富于虚荣心的老谎言家兴之所至的玩笑罢了。因为在王家纪历上从来就不曾录过任何一个姓巴尔扎克或是姓巴尔萨的人担任过这样重要的职位。

　　正象不少和他同类型的人们一样，这个外省的乡下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推上了浪尖，并在巴黎的革命市参议会上获得一席之地，尽管对于自己平生最特殊的时期，他已经习惯于保持一种谨慎的沉默。但却使他拥有了许多有用的关系，加上他的那种谁有钱就朝谁那儿钻营的与生俱来的本领，竟然使他得以进入军队的一个部门。该部门是利润和油水都十分丰厚的地方，说得明白些，那儿是战时供应处和军粮处。很自然地，致富的途径从军粮处仿佛金色长线直直地伸向放债人和银行家的帐房里去了。在这种形迹可疑的谋生方式之下，生活了三十年以后，某一天，伯纳—佛兰苏又突然变换了一种活法，投入于另一种新的环境，给巴黎的杜麦尔·丹尼耶银行去做主任秘书。

　　五十岁知天命，老巴尔扎克总算完成了其一生最重要的转变──正象他儿子屡屡描写的──从一个一文不名，可却终日忙碌且野心勃勃的小伙子，终于成为了一个高尚的，受人尊敬的市民，“上流社会”中的堂堂正正的一员。直到此时，有了金钱和地位，总算到达人生一个久已期待的阶段；在此阶段，他又采取了次一种主要步骤；即：在达到最终的，也是他最渴望的结果──成为一位有私产的绅士──之前，他可以自小资产阶级转入更高一筹的资产阶级里去。他给自己找一位太太，一位有着良好的嫁妆，和高贵的布尔乔亚血统的太太。在他五十一岁时，身心仍很健康，仪态优雅，谈吐动人并是一位风流场中的老手，他看上了他的一位银行上司的女儿。萨郎比耶·罗尔·莎洛特·安娜比她的求婚者小三十二岁，还有一些罗曼谛克的富于冲动的激情，但也是一位有着良好教养并十分有孝心的女儿。她顺从了父母亲的劝说，他们认为老巴尔扎克是一块肥肉。在他们的思想中，认为最重要的是他理财的本能很健全，尽管他的年龄比之他们的女儿相差甚殊。

　　到结婚的时候，老巴尔扎克感到再继续为人作嫁未免有失身份。至于他并不十分上算，就权不去说了。由于国家的命运掌握在拿破仑的手上，人们的收入有可能因战事而增加，供给方面也会更快更丰富，因此他利用原来的关系，再加上他太太的嫁妆做为后盾，使他在即使危机来临时也无后顾之忧，于是又官复原职，移驻至杜尔城的军队，成为军粮处第二十二师的师部监督。

　　他的长子奥瑙利在此期间生了出来，巴尔扎克一家正处兴旺之际，杜尔城的有钱人都把其当作和他们同等的令人尊敬的人士加以厚待。他的军粮处的税收，可以提供给伯纳·佛兰苏一笔极其可观的收入，同时，因为家里花销很省，又富于投机，因此现在可以摆起谱儿来了。奥瑙利出生不久，他们就从狭小的意大利军街搬到一所属于他们自己的房子。直到一八一四年，当拿破仑战役最紧张的时代，他们都过着比一般外省人更奢侈的生活：拥有一辆自用马车，和许多仆人、随从。最上流的人物，包括贵族，都和这位充当过巴黎参议会过激派议员的田舍翁之子过从甚密──在他们中间，有上议员德·瑞·克莱芒（他那神秘的被绑架事件，后来被巴尔扎克详细地写于《一桩可怕的事情》中）。还有德·庞眉若男爵和德·马尔冈先生，后者在许多年后，在这位拼命挣扎的作家走投无路时，曾帮过他的忙。老巴尔扎克也经常应邀去参加一些市政活动，每遇重大决定，他的意见时常被垂询。不管他有着如何卑微的家世，和贫贱的出身，在这个瞬息万变，全面更新的时代，终于上升到一个不再让那些都会中的知名人物所诟骂的地位。

　　德高众望的老巴尔扎克，是可以从各个角度去理解的。他是个乐天派，体格魁梧，对自己，对别人，尤其是对自己的成功，无一感到得意。虽然有时有些粗俗像个骑兵，谈吐也没有太多贵族腔调，而且喜欢说一些妙趣横生的掌故──他儿子的《笑林》很有可能来源于此──他还是个喜欢编笑话的老手，老实话里也时常混杂着吹牛，并且永远兴高采烈。尤其在这动荡的岁月里，他的精明强干的性格，决定了他必须以一种破釜沉舟的气概去义无反顾地支持任何一方──国王，皇帝，或是革命──的勾当。虽然没有接受过健全的教育，但他却有着一种并不狭隘的兴趣，读书的口味也是多角度的，因此积累了不少包罗万象的知识，这批丰富的积累，帮助他应付一切。他竟然还写过一两本小书，用《偷窃及被杀之防范方法备忘录》及《有关被抛弃和被欺骗之少女的伤风败俗丑闻回忆录》这种荒唐的名称作书名。当然这种作品是不能和他那伟大的儿子的那些作品相提并论的，就象老歌德的《意大利日记》不能与服尔夫刚·约翰（大文豪歌德）的《意大利旅行记》相提并论一样。

　　由于精力充沛，加上生活中充满了许多欢愉的事情，他决定自己要活到一百岁。在他六十岁之后，他除了四个嫡出的孩子以外，又多了好几个私生子。更在八十岁那年，因为使一个不检点的少女怀孕，而受到应负责任的控诉。医生很少是因为要履行职责而跨进他的家门。另外，他要比他同时代的人活得更长的决心，来源于一件使他更坚定自己想法的事实──他成为了所谓“拉发惹养老金”里的一个年金受领人。该年金法规定：当别的年金领受人死去，他的年金可按比例增加。那种和他儿子同样的法力，对于他儿子，是用来描绘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之内色彩缤纷的典型；而对于父亲，却是以此来全力以赴自己肉身寿命的延长。在他八十三岁的时候，他已经越过了所有的“拉发惹养老年金”的受领人，一年可以得到八千法郎；也就在那一年，他竟死于一次愚蠢的非命。否则，和他儿子一样集中整个的意志，兴许可以实现那不太可能实现的愿望呢？

　　倘若说奥瑙利在讲述故事方面的生动和愉快，是从父亲身上继承而来的，那么他在感觉上的敏锐，却是从母亲那儿承继来的。他的母亲是如此年轻，婚姻也说不上不美满，但总有一种红颜薄命的忧郁。他丈夫从来是踏踏实实，无烦无愁的过着日子，他不能容忍妻子吵吵闹闹、胡思乱想总怀疑自己有病的神情。影响了他从容若定的脾气。相反，巴尔扎克·罗尔·莎洛特·安娜仍是那种使人厌恶的典型：从各种各样突然爆发出来的歇斯底里的大喊大叫中，透露出她那总象是受到伤害的感觉。她感到自己并没有得到家里所有人百分之百的喜爱、恭敬和抬举。她总是没完没了地抱怨孩子们，对她伟大的自我奉献精神并没有感恩戴德。一直到她死去，她也从未放弃过用她“善意的”忠告，和满眶盈盈的泪水，去感化和苦恼那已经举世闻名的儿子。但她并非缺乏智慧和教育。在她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就曾被银行家杜麦尔先生的女儿选为最好的闺中伴侣。这种体验使她从小就向往罗曼谛克。那些年，她对纯文学充满了一种浓烈的热情，乃至晚年，她对瑞登堡和其他一些玄学作家的作品依然一往情深。

　　但是，她那稍稍的唯心主义的息，不过多久便被一种充满铜臭味的料理钱财的意志给掩没了。对于出身在典型的巴黎小布尔乔亚家庭的她来说，从一个小铁器作坊行业，一文一文的钱积累起来，结婚以后，也把她那个阶级特有的固执而狭隘的本能带了过来，尤其是那种假充阔绰其实小家子气的贪婪，和她丈夫的对大量投资及盈利的投机的饕餮渴望同气相投。照她的主张，教养儿女就是教他们知道花钱就是罪恶，只有挣钱才是所有美德中的美德。一开始，她就鼓励他们应该为自己的长远打算，谋求稳固的“地位”，或者，倘若是女孩子，就找一个好配偶。她从来不愿意他们有过多的个人自由，并且总是时刻监视着他们一举一动。由于她的横加干涉和粗暴的苛责，以及她的近乎变态的热心，（那是所谓对孩子未来毫无边际的幸福着想的热心。）尽管她是出自所谓好心，但她所能做到的胜利，只是适得其反，使全家陷于瘫痪麻目的境地。一直到若干年后当巴尔扎克早已长大成人很久，他还是会时不时想到小时候的情景：一但听见母亲的声音，总会立即吓一大跳。

　　被她这位脾气不好又禁忌甚多的母亲──她曾冷酷地拒绝了孩子们的任何情爱的表示──强加到巴尔扎克身上的痛苦的程度，我们可以从他的一封信中的哀鸣里推测出来，他说：“我从来不曾有过母亲。”事隔多年，我们已经很难寻找到什么是促使巴尔扎克·罗尔·莎洛特·安娜本能地对两个更大一点的孩子──奥瑙利和罗尔──冷淡的原因，尽管她对最小的两个孩子，劳伦斯和亨利，却又非常的宠爱。这可能是对她丈夫的一种退居守势的反动力。但不管怎么说，这总是毫无疑问的：很少有别的母亲象她那样对自己的孩子表示无关痛痒和缺乏怜爱。她的长子刚一出世，她就要人立刻将他从家里送走，仿佛他是个麻疯病人。那时他还没有满月。后来这个婴儿交给一个奶母──一个宪兵的妻子──看护着，直到四岁时他还和她同住一块儿。甚至在那时，尽管他父母的宅院是那么阔绰，但他的父母却不许他回家来。只允许每个星期天，才可以回家探视一次，仿佛是他们的远房亲戚。父母从来不让他和较小的孩子一起玩，他从来没有自己的玩具，也没有得到过任何礼物。生病时亲生母亲从来不在身边，也从来不曾在她的口中听到一个有关慈爱的字眼儿。每当他试图亲昵地靠近她的膝头，想要拥抱她的时候，一声严厉的呵叱声，便毫不犹豫地打断这种亲热的尝试，就象是有碍观瞻似的。七岁那年，这个没人要的孩子，便被强行送到王多姆的一个寄宿学校去。他母亲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他离她更远一点儿，远到另外一座城市。又过了七年，当这个孩子几乎不堪忍受的教育终于告一段落之后，他才得以回到他父母亲的宅院中去，她母亲又使他的生活再次感到痛苦，（用他自己的话：“Laviesidure”）于是在他年满十八岁之后，他就发自内心地，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那个再也无法忍受的家庭而逃跑了。

　　不管他的心性多么温顺──这是他生性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一直到长大，他还是没法从过去所尝受到的苦痛中摆脱出来。过了很长时间，甚至他已经将他孩提时代折磨他的人接到自己的家中居住，但他的头发已经白了，他还是无法在思想上，将许多年前由于她拒绝给予他的爱而对他施加的种种行为驱除殆尽。而且，在一种可怕的无能为力的呼唤声中，他曾对德·韩斯迦夫人倾诉过他的积愫：

　　“你真是无法知道我的母亲是怎样的一种人！她是一个可怕的妖精，同时又是妖精般的怪人。现在，在摧垮了我可怜的劳伦斯和祖母之后，她正在把魔爪伸向我的妹妹。她有许许多多的理由仇视我，甚至在我还没有来到人世之前就仇视我。我和她已到达决裂的边缘，这是一件必然的事情。但是我情愿继续忍受。那是一种无法治好的伤口。我们知道她肯定疯了，还请了一位和她打了三十三年交道的医生来诊断。但是他否认说：‘不，她并没有疯，她只是居心不良’……我母亲就是带给我生命一切灾难的根源。”

　　这些话，被他在很久以后突然地吐露出来，就意味着是他所身受的无数隐痛的答案。那些隐痛，是他在发育期间最敏感的时期，被他唯一的，从自然律上来说，应该是他最亲近的，向他表示最慈爱的专一的人，所赋予他的。但在事实上，她正是那使他承受痛苦打击的唯一的不可原谅的人。那痛苦，正象他自己所言：是“所有人的命运中从不曾遇见的最恐怖的童年。”

　　王多姆时期的巴尔扎克，仿佛消磨在精神监狱──欧瑞多教会学校──里的六年光阴，是写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文件上的：一种是学校注册课上刻板的官样文章；另一种是文学上名为《蓝柏尔·路易》的伟大名著。学校当局仅仅是如下这样枯燥严肃的记载：

　　“第四百六十号，巴尔扎克·奥瑙利，八岁零一个月。出过天花，但不曾留下残疾。体质是充血性的，有高血压倾向，体温往往上升。一八零七年六月二十日入学，一八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离校。信件寄其父亲巴尔扎克先生，住杜尔城。”

　　他的同学们只记得他是一个胖乎乎、脸蛋通红的大孩子。有关他那时候的情况，他们所能提供给我们的参考，仅仅是他的外表，和几件不太准确的逸事。所以，那本具有自传性质的《蓝柏尔·路易》的小说就更为动人了。那本书把一个有着天才气息的孩子的悲剧性的内心生活泄露给我们，同时，由于他是天才的原因，使得他具有双倍的痛苦。

　　巴尔扎克选用了双重描写的手法，来描述自己成长的历程。他自己既是诗人蓝柏尔·路易，又是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正象少年歌德的个性存在于浮士德和曼斐斯脱菲斯的轮廓里一样，他将他的个性也分析开来，把他天才中孪生的两种基本形态，组合在两种不同的特性中。这两个基本形态一个是创造的要素，它依据以人间世界为参照的典范，形成了种种世相；另一个是支配的要素，它把要表现的日常生活的伟大舞台上的规律显示了出来。实际上，以真实性而论，蓝柏尔·路易之为巴尔扎克的小影，要比毕达哥拉斯真确得多。至少，这个看上去不太真实的人物的外在体验，就是他自己的体验。一些影射他自己的人物──象《驴皮记》中的拉发埃尔，《幻灭》中的阿尔太斯，《十三的故事》里的蒙泰若将军等等──都不象这个小孩的故事这样全面地、明确地，充满了他个人的体验。这孩子的命运，是被抛弃于一个教会所办的寄宿学校的斯巴达式校规之下的。

　　这所有着黝黑的高楼和厚大的墙垣的学校，位于王多姆的市中心，小罗瓦尔河从身边流过，从外表看，与其说是一所教育的建筑，不如说它更象监狱。从开学那天起，二三百名学生就开始经受严峻的苦修的训练。在那里没有放假日，家长只能在特殊的情况下，才获准前来看望自己的孩子。在整个的那些日子里，巴尔扎克乎从来没有回家，为了加强故事情节，以谋求和自己童年的体验相同，他把蓝柏尔·路易写成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学校的花费还算便宜，不但学费，连吃用的费用也包括在内。但孩子们常连最低限度的供应品都过分地缺乏。那些父母不给捎手套，和暖和的内衣给孩子们──多谢巴尔扎克母亲的漠不关心。他既然是这些孩子中的一个，也就只好不使用这些舒服的东西了──于是手指冻裂，脚生冻疮，蜷曲着度过漫长的冬季。特别是巴尔扎克──蓝柏尔，他的肉体和精神一样敏感，因此他与他的那些乡下同学相比，一开始就分外受罪：

　　“他熟悉乡下的空气，熟悉了顺乎自然的自由教育，熟悉了被一个最爱他的老年人慈祥的照料，熟悉了在日光下躺着冥思，从而对服从校规，随行逐队的走路，生活于一间四面高墙的房子里，（房子里有八十个少年人默坐在木凳上，每人面前一张书桌。）他感到非常难受。他全身的各种感官，都有一种敏锐的感觉程度，因而养成了它们脆弱的敏感，同时，身上的每一根纤维，在这种群居生活的重负之下，都异常地痛苦。那种连空气都中毒的臭气，混杂着总是秽恶的教室的味道，在教室里还零散地堆着孩子们剩下的食物，使他的嗅觉感到震僳。──而一个人的嗅觉，相对于其他的感觉，无疑和大脑组织联系的最密切，因而一旦损害加到它上面，势必就影响到思维的正常结构，虽然这种影响外人是无法洞悉的──除了多方面的影响，使空气混浊之外，还有那些从抽屉里散发出来的味道。抽屉是我们每人存放自己小宝贝的地方，仿佛因为节日而宰杀的鸽子，或者是从食堂里偷偷弄来的吃食，都藏在这里面。还有一大块石头，上面老是盛放着两个装水的水桶，作成了一种水槽，我们每天清晨，都要一个挨一个，在教师的监视之下，到那个地方去洗头洗脸。从那里我们再到一张桌子前，那里有女人为我们梳头抹粉。我们的宿舍，除了在每天早上起床之前打扫一次以外，其他时间都是脏的，尽管有许多窗户和高高的门洞，但是从洗脸的地方，从我们梳头的角落，从那些抽屉，从凡是每个孩子所占据的一千处领域，最后──但不会最少──还有我们八十个身体群聚到一块儿而生的臭气，使空气永远是混浊的……由于郊外那种干净新鲜空气的缺乏──他一直住在郊外，──和习惯的变化，还有严格的操练，这一切都使蓝柏尔充满了忧伤。他用左手托腮，臂肘趴在书桌上，以眺望天井里的绿树和天空里的云彩来排遣他在教室里的时间。他外表似乎是在专心用功，但是每当教师发现他的笔并没有动静，面前仍是一张白纸时，他就会大喊道：‘蓝柏尔，你又偷懒了！’”

　　教师们下意识地发觉，当他们试图对他加以引导时，他内心仿佛有一种抵触他们的情绪。但他们却没有用正常的方法去体会他内心的特殊变化，只知道他不会用心去读书和学习。他们觉得他是笨拙或者懒惰的，刚愎自用或是富于幻想，因为他不同于其他的孩子，只带着那种迟钝缓慢的步伐。他时而落在大家后面，时而一狠劲又把他们超过。不管怎样，反正再没有一个孩子比他挨打挨得更厉害了。他总是不断面临惩罚，所以他几乎没有游戏或闲暇的时间。没完没了的申斥，而且时常被禁锢起来，以致在某一个两年的时期里，他没有一星期以上的自由日子。更频繁也更残忍的乃是体罚，──这是他那残忍的老师的最后手腕，也是这位最伟大的天才在当时所感受到的：

　　“这个孩子，如此脆弱，又如此坚强……他尝够了身心两方面的痛苦。”像古代船上的奴隶似的。他被拴在书桌上，忍受着鞭子的抽打，经历着疾病的折磨，所有官能都遇到过迫害，对他来说周遭事物都令人讨厌，仿佛一支老虎钳子紧紧钳住他。他被迫将自己的身体放弃，听凭它去承受学校的种种虐刑暴政，他简直已无法再过问自己的肉体了。我们肉体上全部的最剧烈的痛苦，无疑得算是经受皮鞭的抽打了。皮鞭约有两指厚，教师用全身心的力量和暴躁，狠命地朝我们伸出来的掌心飕飕抽下。为了迎接这种惩罚，“犯人”从凳子上站起来之后，必须在同学们好奇的，并且经常带些侮辱的众目睽睽之下，来到教师的书桌跟前，而后在教室中间跪下。对于精神过份敏感的人来说，这样的开始，会更使他们感到痛苦。就象往日从囚牢中走向断头台去的前进行列，使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增加他的恐惧一样。许多人在挨打前后，都会有几声尖叫和啼哭的眼泪，另外一些人则按照每人不同的人性，用一种咬紧牙关面不变色的表情来承受这份痛苦；但是，不管这孩子的意志多么强大，当他在等待第一声抽打的时候，他也不能镇压住他脸上的阵阵痉挛的抽搐。

　　“不知有过多少次的殴打，蓝柏尔·路易每次都被单独地挑出来。这些殴打乃是因为在他的天性中，有一种他自己从来没有发现过的特质所致。当他从自己的幻梦中，被他先生“蓝柏尔，你又偷懒了”的叫声中突然惊吓，他经常会对这位向他插嘴的人瞥上一眼，在这含有轻视的不驯服的目光下，贮藏着若干隐秘的思想，正象蓄电瓶里贮蓄着电一样。这种交换的眼光，肯定给他先生一阵不快的感觉，同时由于他学生眼中缄默的侮弄而使他生出怨恨，使他急着想要矫正这孩子的习性。当这位教士，首次感受到这轻视的眼光，仿佛闪电一样瞄准他的方向而来之时，他就说出了下面的警告，──正是我永身不忘的话──‘你要还这样子瞧着我，蓝柏尔，你可就要挨揍了！’”

　　整整这几年，这些严格的教士，在察觉巴尔扎克的内心秘密这一方面，是没有一个人做到了的。他们只是知道这是一个对拉丁文，或是生字的知识，比别人更差的学生；而对他可能顿悟一些未经充分阐释的事物的天才，毫无发现。他们觉得他既懒怠而又漫不经意，实际上，他们却没有看穿他之所以被功课弄得焦头烂额，是由于功课太简单了；而他外表的游手好闲，只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念头太多而使他精疲力尽。他的先生们并不知道这个面团团一样的孩子，早已被智慧的翅膀带走，飞到那不通风的教室之外的王国中去。在那些更小的学生中间，他是唯一在暗地里度着双重生活的人。

　　在他到了十二三岁的时候，他把书籍的世界看作了他真正归宿的另外一个世界。有一个给他补习数学的工艺学院图书馆员，（这也是巴尔扎克一生之所以有一个最坏的算学头脑的原因，可能整个文艺界中，不论何处，也找不到像他这样糟糕透顶的算学头脑了。）曾答应他，允许他把课余喜欢读的所有书籍都借出来，尽管他没有想过这个对书籍胃口很大的少年读者是如何无限度地利用他的承诺。这些书是巴尔扎克的救星。它们减缓了这些年在学校里始终压抑着他的私有苦难和耻辱。“倘若我们不可以从图书馆里得到书读，──只有读书才可以维持我们的头脑存活──这种体制将彻底摧翻我们的生命。”他在教室里或广场上的实际的生活显然渐渐黯然失色，而他的书本正将他导向一个对他而言的唯一的真实世界。

　　“从这一刻始，”他讲述着他的化身蓝柏尔·路易的情形，“他在吞食每一类书籍的时候，仿佛养成了一种不可抑制的无餍的饥饿。他用历史、哲学、科学、神学的作品来填满肚子。”在他上学时这些暗中读书的时间里，为他以后的无所不知奠定了深厚基础。无数的事实与繁琐，由于若有天助的机敏和快速的记忆力，都紧紧牢记在他的心里。他在描写蓝柏尔·路易暗中读书的纵情的欢乐时，就十分清晰地表明了巴尔扎克悟性的无双奇迹：

　　“由于阅读而使意念融会于体，在他，已达到非凡的高度。他一目可下七、八行，他的心，以一种可与他的目光的敏锐相匹配的速度，即时抓住书里的意义。一个单字常常就可以使他对整句话的意思了然。他的记忆力是太惊人了。他可以真切地把阅读所获得的意念牢牢记住，并不下于记住那些他自己悟出来的或谈话时所倾听到的意念。说白了，他的记忆力并不是单一型的而是百型皆备──对于地域的记忆力，姓名的，说话的，事物的，以及表像的。不单是他可以记住它所要记住的任何东西，并且可以用他内在的视觉，把那些曾经真实呈现在面前的形态，姿式，色彩，全都触摸一遍。甚至于有关他理解能力方面的不可思议的发展过程，他也具有同等的奇才。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记忆力在回顾方面具有一种令人无法置信的力量，用以回顾他的心灵所走过的不同道路，并且可以回顾到曾贡献给他心灵以完整意念的整个活动过程──从进到他内心的最初思想到他心灵所获得的最近的意念，有最丰富的，也有最单一的。他的大脑，从早年就熟悉了这种可以把人类能量集中起来的复杂功能，目前便从那个富庶的贮藏所里吸取了一大堆丰富的思想，──它们是如此的清晰和新鲜──来组成他心灵正在活跃地沉思时的一种滋养剂。十二岁时，他的想像力，因为不断使用的刺激，已发展到了顶峰，让他把所有仅从书本上得到的事物的概念，拟构得非常真确，以至于那些事物的影响呈现于心中，即使在事实上真看见了它们，也不见得会清楚。他可能会由举一反三而理解，或是天赐予他一种“天眼通”的本领，让他理解了大自然全部的奥秘。

　　“‘当我看到有关奥斯特里兹战役的描写时，’有一天他向我说道，‘我看见了所有发生过的事。连珠炮声和士兵的呐喊冲杀声震荡着我的耳鼓，一直打动了我的心田深处。我能闻到火药味，听见马的疾驰，还有士兵们的各种声音。我注目着两个武装民族正在酣战着的平原，就象我在散登山上伫立，看到出现于我眼前的场景，仿佛读了默示录中的一节那样触目惊心。’”

　　“当他身上每一根纤维都集中于自己所读的书籍上面，就仿佛已把肉体存在的知觉失掉了似的，只任凭着他的内在智慧而活着，他这内慧的领域如此广阔。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简直‘遗世而忘我’了！”

　　可是在他如此茫乎若迷地神游于永恒世界之后，偕带着精神狂欢之后的疲惫，这个困倦不堪的孩子仍然要穿上自己深恶痛绝的僧侣服饰与那些村童们为伍。（他们愚蠢的脑子，正在吃力地孜孜从事着追随的老师的讲道，正像他们尾随着犁耙。）在他的心灵依旧被自己个人问题兴奋着的时候，他早已被人期待着保持他的注意力，使之限定在“mensa，mensam，mensal”的语尾变化和拉丁文法的规则上了。凭着他卓越的才识，他只要通读一遍就可以把一页课文记住，他就可以不用费神去听老师的多余功课，就可以回到自己的世界去寻找书里的意念了。他对于自己所生活的这个具体的物质世界表示轻谩，这种轻谩使他花费了一笔巨大的代价：

　　“我们的记忆力真是太好不过了，所以我们从不为我们要准备的功课发愁。我们往往只要听同学们背诵法文或拉丁文的片断，或者背一背文法规则，就可以让我们去照样背下来了。但如果运气不好，有时候老师一念之下心血来潮，把经常叫号的顺序给更换了，不是先让别的同学来读，而是先把我们叫起来，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常常连功课是什么都一无所知。最巧妙的借口也抵挡不住迎面而来的呵斥，但是倘若这种呵斥不是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最后一刹那，我们是一般不太会去注意它的。如果有一本我们就快要读完的书，或者让我们自己消失于幻想之中的时候，这场呵斥就会被遗忘，但是这样就又会弄出更多的受处分的功课来。”

　　这个早慧的孩子一直有增无减地受到苛刻的惩罚，待到最后，竟然连木袴这样一种中古时代的枷架，是李尔王用来惩罚善良的坎特的家伙──都没有将他饶恕过去。一直到他的精神崩溃──这一使他以僧院式的学校里逃离苦海的病情，始终没有被人察觉──才促使他离开了他童年时代的监狱。在那儿，所有身心两方面所遭受到的苦难，他都一一未能幸免。

　　在他的精神奴役尚未解放之前，在蓝柏尔·路易的“智慧史”上，曾有一段小插曲，此事极有可能确有其事。巴尔扎克描写他的第二个自我，这想像中的蓝柏尔·路易，在十二岁时就写下过一篇《意志论》。这是一篇有关“心理与肉体之间的关联”的哲学论文。有一些喜欢恶作剧的同学，因为对他那种“贵族化的沉默”怀有忌恨，就从他手中把论文抢走了。所有教师之中最令人害怕也最铁面无私的人──可怕的奥古尔神父，是他少年时代的太岁星──听到了喧哗，便把这份手稿缴了过去，交给了收购废纸的小贩，而“根本无法知道这科学宝藏的重要性，就这样将胚胎小产消灭在无知的手中。”这一幕的详细过程，是写得很生动而且很真实的，还描写了这个受气的孩子无力的愤怒，看上去不可能是全部虚构的。但是，到底是巴尔扎克在童年的创作尝试里，曾经领教过这一体验呢？还是在他那样的小小年纪，真的写过这么一篇《意志论》，将里面的意念和法则阐述得如此详尽呢？还是他对作品的产生是如此早悟，以致于在那时，就敢着手于这一类的著作呢？到底是巴尔扎克，真有其人的那个称之为巴尔扎克的孩子，写出了这篇论文呢？或者只是他想像中的精神上的弟兄，那个虚构的蓝柏尔·路易写出来的呢？

　　这一切如今都已无法寻找到圆满确实的答案。但可以断言的是，在巴尔扎克的小时候──因为一个思想家基本意念的焦点，一般都是在他发育的年纪就可以看出的──他的确想过要撰写这样一篇论文，那是在他把自己的《人间喜剧》里的人物所描写的人类意志之组成以及强烈的冲动力的无数状态，给予定型之前的事情。否则，在他的第一部小说《驴皮记》里，也有一位全力以赴地写作《意志论》的主人公，就实在太巧合了。这个想要发现“将使我自己获得荣誉的一般法则之定律”的计划，肯定是支配巴尔扎克小时候的中心意念。而且我们只能靠比猜测更肯定的道理来设定它，他之所以要从事研究“精神物理学”在身心之间有所关系的第一个刺激力，也许就是在他上学时一开始就碰到的。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的一个叫做戴赛因的先生，对于麦斯梅与高勒那种曲解的学说的魅力，十分倾倒。他是一本名为《建立在才能与身体组织的基础上，对精神人之探究》一书的作者。他时常将自己对该问题的意念告诉给他的学生们，并且把班上唯一有天赋的孩子试图成为一个心理学家的理想给唤醒了。那时流行一种“权威的有动能的物质”的概念，是为了适应他要发现一个规律的不自觉的追求的。而这个规律，是处于表面上处于无序状态的宇宙背后的。巴尔扎克的一生，被无法遏止的无穷的心理现象搞得非常困惑，他在写作《人间喜剧》的很久以前，就试图将这个庞大的浑浊世界变为外表有秩序的制度，并将它的法则与成分编制成表格，用来把那些作为精神活动的基础的状态树立起来，仿佛居维尔所作的有关野兽的比较解剖学上的分类一样。但对于他是不是在这样小的令人无法相信的年龄，就已经决定了写作的志向，我们当然不能证实。因为在蓝柏尔·路易的《意志论》里所指出的那些令人费解的原理，并不是十二岁的巴尔扎克所说的那些原理，却已被事实证明：原先这一段东西是这本小说的初版（一八三二年印）里所没有的，只有后来再印时，才以一种临时增加的方式插写了进去而已。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目睹他父母的家庭，是在他十四岁突然离开学校之后。以前，他的父母亲只有在偶尔探省时才接见他，但现在突然发现不论外表和内心他都彻底改变了。一个胖乎乎的，健壮的，脾气开朗的“又肥又大的孩子”，在经历六年多僧院式的苦修训练之后，竟成了一个形容枯槁，敏感而紧张的少年，有着一双大而惊惧的眼眸。他回到家中的神情仿佛一个受过一场怕人的而且一言难尽的经验。他的妹妹后来回忆他的举止，说他仿佛一个怔忡的的梦游之人，在茫然的凝视中朝前摸索着行走。有人向他说话，他也似乎听不见，只是一如懵懂之人坐在那儿。由于他的这种将自己隐秘的优越感躲藏起来的拘束态度，使得他母亲极为恼火。可是，正象他一生之中所有的关键时刻一样，终于他在遗传上所获得的蓬勃生气，又一次占了上风。这样他就又重新成为了一个快乐而健谈的人，但是由于在事实上未免快乐而健谈得太过份了，使得他母亲还是大为恼火。

　　为了弥补他所受到的教育上的不够，他又去了杜尔的一所中学，直到一八一四年底，他的家庭从杜尔搬到巴黎，他就又转进了黎毕德先生的寄宿学校。黎毕德先生，是巴尔扎克父亲的朋友，当年大革命时代的同志，那时老巴尔扎克是巴黎过激派市参议会的参议员。而这位先生在历史上还有一定地位，他是当年设法从巴黎的公西耶惹利监狱里搭救玛利·安他涅特王后的领导者之一。如今他只是一个教育机构的不负众望的首脑，致力于帮助青年学子们通过他们的考试工作。在这个寄宿学校里，同样没有人对这孩子惠予他所渴望的爱怜，他就又一次被这种摈逐与弃绝的感觉给纠缠住了。他在《驴皮记》里将下面的话由另一个影射自己的人物拉发埃尔的口中吐出：

　　“在家里，我处于家人之间，和在学校所遭遇的痛苦，如今，当我寄宿于黎毕德学校的时候，在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下，又一次感受到了。我的父亲从来不给我零花钱。我的父母亲，以为我有吃有穿，脑子里堆满拉丁文与希腊文，他们就可以心满意足了。住在寄宿学校，我结识了很多同学，但我怎么都想不起来有谁象我这样，有着一对从来不关心自己孩子的父母亲。”

　　在这所学校，巴尔扎克依然无法使自己出类拔萃，做为一个“好学生”，这当然完全是因为他内心的叛逆结果。没办法，他的伤神的父母又将他转到另外一所学校。在那里，他的成绩依然如故。一个班约三十五个学生，他的拉丁文考试排在第三十二位，他母亲原先就疑心他是个废物，有可能成为一个无用之辈，现在她的疑心被证实。于是她对这个年仅十七岁的孩子，使用一种泪眼婆娑的，感怀伤命的语调，（这语调一直使他心灰意冷，那怕他到了五十岁时还这样。）写了一封“十分标准的尺牍”给他：

　　“亲爱的奥瑙利：

　　我实在无法寻找更有份量的语言来表达因为你而给我造成的阴郁。你真是太不懂事了，尽管我为我所有的孩子耗尽了我所能作到的一切，而且我是多么渴望你们可以使我欣慰一些的！

　　那位令人尊敬的，善良的让赛尔先生对我说，你的拉丁文翻译课竟然降到第三十二名了！！！……他还说这些日子你还是很捣蛋。所以，全部的本来有所指望你带给我的未来的快乐，如今都将毁掉了……

　　本可以明天八点钟我们见见面。一起吃午饭和晚饭，而且可以认真地谈一谈，双方讲讲各自的事情。但你如此不思上进，毫不检点，荒芜学业，使得我只能任你去承受你自己应得的惩罚吧。我的内心如今是这样的空虚啊！我的生命旅程看上去又是多么遥远啊！你在学校有着如此不好的名声，可我至今还在瞒着你的父亲，如果他一旦知道，你星期一就不太可能出得来，尽管你离开学校是为了一个有益的目的，但决不是只为了你个人的快活。教跳舞的先生明天四点半来，我会派人去接你，只要学完跳舞再送你回去。倘若我不这样对待你，我就算是对你不尽责了，这责任是由于爱我的孩子而加到我自己身上的。”

　　但是，不管他母亲有多少不好的预感，不管她怎么样把呵斥堆到他身上，他却竟然可以差强人意地应付功课了。一八一六年十一月四日，他以一个法学系学生的资格进入了大学。这一天，一八一六年十一月四日，自然算是代表这位年青的大学生奴役期满，与透出了自由曙光的日子。他将可以用一种自主的意志去努力奋读，而且把余暇用在他所喜欢的事情上。但他的父母亲却颇有另一番想法，以为年轻人是不应该有空余时间的。在他的时间里，没有一分钟可以当作空闲的时间，他应该去挣钱。白天在大学里偶而听听课，晚上读读六法全书，已经足足有余了，白天他应该再找个职业做做。为了应付未来的生存，是一点点时间也不可以浪费的，一文不必要的钱也不要乱花。从此，他便边上课，边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去做苦差事，当一个书记。这位律师，他的第一个雇主，德·麦尔维耶·居扬奈先生，却是一个令他满心佩服的人，也就是后来在巴尔扎克的笔下，把他写成戴尔维耶那样永垂不朽的人物。这是由于这位律师知道这位书记性格的才智，并且慨然地和这位年青人建立了友情的原因。

　　两年之后，巴尔扎克被人介绍到一个叫做巴赛的录事那儿去。（他是巴尔扎克家人的故友）在此为他将来成为一个遵循守法的公民作准备，看上去一点问题也没有。一月四日那一天，奥瑙利总算如释重负，取得了学位。于是他马上要去担任这位才德孚望的律师的助手职务，一旦主人巴赛退休或世，他的青年助手将可以独揽此职。那样他还可以结婚，──当然，对偶必须是一个有优越地位的阔人家──最后就可以给他多疑的母亲，所有巴尔扎克和萨郎比耶两家家族，还有他的所有亲眷等等，都加添光彩。在他的传记里的一些事情，作为一个惯常的资产阶级的表率人物，是决非弗罗拜尔不能写的。他也许会成为弗罗拜尔笔下的布瓦尔先生或白居晒先生第二了。

　　但是，这么多年来始终抑制着和压制着的反动的火焰，在巴尔扎克心中熊熊燃烧起来。一八一九年春天，有一天，他猛然从律师事务所的凳子上跳起来，将所有摊在桌上尘封的案卷全部弃捐不顾。对于没有一天自由和快乐生活的日子，他已经过够了。第一次在有生以来他昂起了头，毅然用他的意志去反抗家庭的意志，毫不费劲地宣布他不管怎样，都不打算再当一个录事，律师，审判官，或接受任何机关的职位；事实上，他已经不想再从事任何资产阶级的职业了。他决心要成为一名作家；而且靠着他将来的伟大著作，去得到他的独立自主，财产，与荣誉了。
第二节　对命运过早的追问 　　“忧患足以催化人的衰老！……你是无法想像我从出生直到二十二岁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的！”──一八二八年致德·葛朗台公爵夫人书。

　　奥瑙利突然宣布他想当一个作家而不是去做律师，这一下沉重地打击了他的家庭。他竟然要扔掉一个有足够保障的职业！一个巴尔扎克家族的子孙，一个受人无限尊崇的萨郎比耶家族的外孙，居然要倾全力于写作──一个永远没有保障的手艺？他能从哪儿获得一笔安定的、可信的收入？文学！诗！这可以是夏多勃里昂子爵沉溺其中的无用废物，因为他在布列塔尼有美妙的房产；或者德·拉马丁先生或是雨果将军的后裔也可以从事这项工作；可是这绝不应该成为一个中产家庭的平常子孙的工作！无论如何，这个不肖子孙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显示出一丁点哪怕是珠丝马迹那样的文学方面的才具？又有谁读过他发表的简洁的文章？地方报纸上可曾见过他的诗？不，从来没有，在他上过的任何一个学校，他的名次永远在垃圾堆中，拉丁文考个三十二名，至于数学的成绩根本拿不上桌面，更何况数学还是每一个愿意诚心干活的人所必须拥有的至关重要的──太重要了──学问！

　　同时，这个声明也生不逢时，因为老巴尔扎克正陷于连他自己也纠缠不清楚的财务危机中。波旁王朝的复辟使欧洲战争暂告中止；因此在整个拿破仑时代大发战争财的小吸血鬼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被荡涤干净。对他们来说，这实在不是什么好日子。老巴尔扎克八千法郎的丰厚薪水被削减为极其微薄的低薪。杜麦银行清算事件，加上其他投机的失败，使他益发窘迫。但这个家庭生活得依然还够舒服的。而且，如后所闻，还有好几千款子是以备不虞的。但是，在小资产阶级中间他们严格遵守着一条超于任何国家法律之上的不成文法：“当任何一笔收入减少时，必须立即以加倍的俭省来夺回他。”因此，巴尔扎克家放弃了巴黎住所，搬到维尔巴的西──一个距巴黎约二十公里的小地方。在那里，他们可以尽量不显眼地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但这唯一的时机，居然被他们毫无头脑的儿子选中。他们本来希望他从此能够独立生活，但他现在居然使人大吃一惊，宣称他不仅要成为一个作家，还要求父母保障他这种游手好闲的作家生活。

　　那肯定不能迁就，这一点，他的父母是完全一致的，并且还联合了他们所有的亲戚朋友来支持这一举动──当然，那些人也同样一致地公开对这个废物少爷出格狂想。老巴尔扎克算是对此最心平气和的一位了，他不喜欢被家庭琐事所困，所以他只是嘟哝了一声“什么不是随他”而已。他本人就是一位老牌冒险家，也是一个出奇制胜的人，他的职业走马灯似地变换了十几回，直到晚年，他才安居在布尔乔亚的舒坦生活中，所以他无法由这个特立独行的儿子和他的狂想上引起丝毫愤怒，奥瑙利最钟爱的妹妹罗尔也悄悄地站到他这边来。她罗曼谛克地仰慕着诗歌，而且认为如果她拥有一位名人哥哥，其虚荣心就会得到满足。虽然女儿的梦中以此为荣，但在那位俗气的母亲看来这却是一件诟深莫大的耻事。一旦她的娘家人听到这个该死的消息，说是出于萨郎比耶家族的巴尔扎克夫人的公子成了一个作家或是某报撰稿人了，那她如何在人前仰起那并不──从不低贱的头颅？资产阶级普遍地深深厌恶任何缺乏安定根基的生活方式，她正是带着这种念头加入争执中。不成！绝对不成！这个慵懒的下流种子，在学校里就是不成才的坯子，坚决不能允许他沉湎于这种无法填饱肚子的痴人怪梦中！决不能把血汗换来的金钱白白支付他学法律的学费，从现在起一切荒唐无稽之谈都结束，并且永不再提！

　　但是这时，她居然也第一回碰到了阻力，她无法想像她忠厚而慵懒的儿子身上竟会爆发出如此大的抵抗力──这种百折不挠，无法动摇的，为德·巴尔扎克·奥瑙利所特有的毅力！既然拿破仑皇帝已流放到海外，那么在欧罗巴大地上就没有能与之匹敌的对手，不管什么事情，只要他巴尔扎克要做，那么这件事的唯一道路就是成为他面前的现实。一旦他下定决心，任何不可能的事都可以做到。哭诉也罢，劝导也罢，哀求也罢，山崩地裂的震怒也罢，一切都不可能使他改变主意，他已决定成为一位大作家而决不是律师──那么，世界就是实现自己欲望的证人。

　　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后，这个家庭达成了小资产阶级独特的折衷。这是一个建立在完备基础上的很好尝试。奥瑙利可以走他的路。他们愿意测试一下他的才干，看他是否能如他所想成为一个名声大噪而有深刻内涵的作家。但这条路怎么走法完全是他自己的事。家庭对这项前途未卜的投机生意只能下一个极小的赌注。父母可以在未来两年内向他未经证实的能力付一点补贴，倘若两年期满他未能如愿，那就请他毫不迟疑地回到律师事务所中去。不然的话，他们肯定会掐断这个浪荡子的生活来源──尽管很少。

　　父子们签订了奇特的合同。经过周密的计算，按最低生活标准，父母同意每月提供一百二十法郎即一天四法郎，作为他们儿子在未来跋涉中的给养。这应该是老巴尔扎克一生最得意的买卖，它比他曾经签订的任何军需合同或投机生意得利都要多的好事。

　　在比自己为坚强的毅力面前，固执的母亲第一次被迫让步，我们可以想像她在作出这一让步时的巨大失望，因为她十二万分地认定儿子正把自己的一生往一辆奔向悬崖的马车上拴，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令人尊敬的萨郎比耶家族隐瞒了奥瑙利丢弃高贵的职业而妄想自食其力的愚蠢事件，为了掩盖她将去巴黎的事实，她告诉亲戚们，出于健康的考虑，他已到南方和一个表兄弟暂住。她热切地希望他很快把这荒唐岁月当作过眼云烟轻轻抛却；或者，她的不肖子会迅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那么这就不必使任何人知道他的出走──这实在是一次可能损毁他的名节，影响他的终身大事，并会失掉律师事务主顾的出走。

　　为了预防万一，她悄悄地执行她的计划。因为爱抚与哀求，都无法阻止她的犟儿子专心于这项有辱门风的手艺，一切都归于无效，所以她必须用狡黠与毅力来制服他，她必须使他忍饥受冻然后改变他的宗旨，使他体会到家庭的温馨逸乐而律师事务所的火炉又是如何的温暖，一旦他在巴黎揭不开锅，他狂妄计划的大厦很快就会土崩瓦解。当顶楼寒冷空气冻麻他手指的时候，他立刻会停止那胡思乱想的所谓创作。于是，借口保护他的福利，她帮他在巴黎租了一间房子。正是她租的这间屋子，是全巴黎所有窄街狭巷中最破、最旧、最糟糕的住处。她明显的是要软化他的决定、摧垮他的毅力。

　　莱斯堤居尔街九号的房子很早就被拆除了。这是一件极其遗憾的事，在巴黎再也没有更好的纪念物能比得上这凄苦的顶楼，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它──在纪念狂热的自我牺牲方面。在《驴皮记》的描写中还能找出它的影子。一间黑窟隆咚、充满怪味的楼梯间，爬过五层楼梯来到一扇早已朽坏，用几块木板拼成的门前。进门后，在黑暗中摸进一间冬寒夏热的低矮阁楼，没有任何人愿意住在这种“洞”里，尽管房东太太只要象征性的租金──五法郎一个月，一天才三个苏。但是，未来作家的母亲为了使儿子厌恶他的职业，恰恰看中了“这间足以与威尼斯铅顶屋子相媲美的洞窟。”

　　“没有东西比这顶楼和它又脏又黄直冒穷酸气的墙皮更令人讨厌了。──屋顶差一点斜压在地板上，穿过这瓦缝就能清楚地看见天。……这破地方一天住掉我三个苏，而夜间的灯又烧掉另三个苏。我必须自己整理房间，因为洗衣一天要花两个苏，实在无法支付，所以只穿法兰绒衬衣。因为用煤升火；按一年煤钱平均计算，一天大约要烧掉两个苏……上述开支总计不超过十八苏，留两苏以备不虞。我不记得在寄居阿特斯桥的漫长的艰难时日中曾付过用水的钱。清晨，我从圣米切尔广场把水弄来。……在开头十个月的苦修生活中，我就这么在贫苦而孤独的生活中求活，我兼为自己的主人与奴仆，正是用无法描述的勇气，我过着戴俄金式的生活。”巴尔扎克的母亲胸有成竹，当然不会把这间小屋布置得更为舒服，她巴不得这种艰难生活能在转瞬之间把她的儿子赶回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她只是向巴尔扎克提供最低限度的必需品来充实他的顶楼，这都是些从杂物堆中淘出来的：一张平板硬床，“像个哀怨的支架。”一张盖着破烂皮革的像木桌子，外加两把椅子。仅此而已。睡觉躺床上，工作坐桌旁，剩下的就那一点坐的地方，他最希望得到的是允许他租一架小钢琴，但遭到拒绝，几天之后，他只得向家中乞求袜子和手帕。但当他搞到一件雕刻和一面镀金的方镜时，他母亲就致信罗尔，要她责备哥哥的铺张行径。

　　然而，巴尔扎克的想像力却超过现实上千倍，他把强烈的观照聚焦到外观最不美妙的事物上，并且提高一切可嫌恶的事物的身价。乃至于他从“洞”中见到的凄凉的巴黎景色都能使他大感欣慰。我们不妨再看一看《驴皮记》：

　　“我想起，我高兴地把面包在牛奶碗中蘸着，那时我在窗前自由地呼吸着新鲜空气，在我面前展现着一幅由那些覆盖着绿或淡黄苔藓的棕色，红色，浅灰色的瓦或石板的屋顶所造成的风景，首先投入我眼中的远景是如此单调，然而我还是很快发现了这当中蕴含的美，余辉闪烁的黄昏和不合扇的百叶窗勾勒成一个个黑洞留在奇特的风景中，或者路灯闪着无力的微光，穿过雾纱，把一丛丛凹凸的屋顶投影在便道上，画出一片建筑物垒出的隐隐的海。在这朦胧原野的中央不时浮现出几个独异的人影。我看见在一个屋顶花园的花间映着一个正在洗菜的伛偻老妇人瘦削的身影，一个正在梳洗的少女的剪影出现了，她大概没有想到会有人隔着一户顶楼破碎的窗棂在注视着她吧。我只能隐约看见她美丽的前额，和动人的长辫子，它正被修长的玉臂引入亮处。我高兴地凝神注视着那些屋顶上旦生夕死的植物，那些只要一阵大风就被吹得这么高的乱草，我研究了那些苔藓和它们被雨滋润后的颜色，它们在阳光下变得象带着怪异阴影的干棕色天鹅绒：到了最后，那些充满诗意的，转眼即逝的，书中的印象，烟云的哀愁，日影的实现，夜色平静的变化，日出的神秘，屋顶的炊烟──所有的存在，一切自然界中奇妙变幻的事物，最终都为我熟悉使我欣喜，我居然爱上这囚室了。我之所以住了下来是因为我高兴，巴黎的荒原就这么由这些枯燥的屋顶构成，它伸展在生命的渊潭之上，它是浩渺无垠的原野一直伸进我灵魂深处，与我的玄思在空中共舞。”

　　在晴天，他允许自己顺着布尔东大马路向圣·昂特纳镇踱去，自由呼吸新鲜空气，因为这是不必花钱的，并且是他唯一的快乐。这短暂的徜徉成了一剂活跃剂，也是一种精神放松。在《卡因·法西诺》中，他写道：

　　“只有一种热情能把我从研究工作中拉出来──但这不恰好也是研究的一部分吗？我开始观察城镇的行动，它的住户，它的角色。我象当地工人一样穿着破破烂烂，毫不在意自己的外表。这样混迹其中与他们打成一片，他们不向我隐瞒任何行动，我可以参加他们的组织，看他们购物，听他们茶余饭后的闲聊，很快我养成了观察的直觉，我把握住了她们的脉搏，这并不影响我观察他们的外表，或者干脆说，我完全掌握他们的外表，以至于我可以从内心把他们看清，我可以分享每一个被我研究着的人的生活，就如同我正像他们那样过着日子，这是观察赋予我的才能。这样，我就能轻易地立身于他人的地位，这就象《天方夜谭》中的托钵僧人一样，对谁一念咒语，他就可以从外貌到内心完全变成那个人。

　　“我理解这些人的行为，我偏护他们的生活方式，我感到肩头披着他们的破衣，脚上穿着他们的破鞋走路；他们的欲望与苦难渗入我的灵魂，或者说我的灵魂走进他们的欲望与苦难中，这就像一场白日梦。我象他们一样对虐待他们的雇主勃然大怒，或者对那种恶劣的手段大发脾气──那是强迫他们付出若干倍于工资的代价的手段。我放弃自己的习惯而用狂热的精神力量把自己的性质变换为他人的，并且象做游戏一样随意玩弄这一切──我这样来娱悦自己，是谁给了我这样的天才？是“开眼”呀？还是那种一旦被滥用就近乎疯狂的气质？我只是占有这种力量而且充分利用它，而从不考虑其来源。

　　“唯一值得注意的是，从那时起，我学会了把许多错综复杂的集群──所谓的‘人民大众’──的若干因素分解而成众多成分。我分解他们，作出对他们气质好坏的判断。我很清楚这个镇子对我的重要性，这个革命的蕴蓄地的一切都陷于忧患之中，无论它的英雄，发现者，有实际经验有智慧的人，无赖与罪犯，美德与恶行，统统为贫困所压倒，沉溺于酒精中毁灭在白兰地里，你是无法想像在这苦难的城市里，有多少数也数不清的奇闻轶事自生自灭而未曾被人发觉！有多少被人转眼忘却的戏剧！空想是永远无法洞悉这些隐藏人间而极少被发觉的事实的。一个人必须深入其间才能发现这些卓越的戏剧，悲剧或是喜剧，这些时间造就的杰作！”他自己的世界只需要房中的书，镇上的人，一副洞察一切──从内到外──的眼光就足够了。巴尔扎克一旦进入创作，这个世界就没有任何真实存在了，除了他自己在纸上创造的东西。

　　在他艰难然而总算是买到自由的头几天，巴尔扎克着手准备将供他创作用的可怜的住所。对于亲自动手粉刷糊纸装修破烂的墙壁，他并不介意。他把带来的几本书摆出来，又从图书馆借了几本。可能造就未来杰作的白稿纸堆成了精致的一叠，再削几支笔杆，为了给他未来辛苦工作的无边黑海照上一丝光，又买了一支腊烛，烛台是一只空瓶子做的，还有一点可怜的灯油。

　　万事俱备──只有一件不能算根本不重要的小事恼人：他还没想到自己将要写什么，尽管他自认大有希望。在一个本能的念头中爆出了他那惊世骇俗，立志埋头创作，不出佳作不离“洞穴”的决定，到了现在，准备开始写作了，他却没有一个工作计划，或者说，他还倘佯在上百种正在酝酿着的计划中，直到二十一岁，他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或者说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物──是哲学家、小说家、诗人，戏剧家，抑或是科学家，他认识到自身内在的力量，却不知道到底该在什么事上释放出来：

　　“我意识到自己心里有这么一种信念：我有一个要表达的意识，一个等待架构的系统，一种需阐述的学术。”

　　然而他的天才究竟该向什么意念，什么系统，什么文学流派，去志诚奉献呢？尚未发现心灵的磁极，那么意志的罗盘指针摇摆不定就是正常了。他带来的草稿没有一篇是完整的，全都是片断，细读下去，他怎么也没法从中找到走向永恒正确的大道。一部分讲义和读书札记是有标题的，叫做“关于灵魂不平的笔记”或者“关于哲学与宗教的札记”，还有一些草稿，到了今天，这当中唯一引人注意的话就是：“我将在我的悲剧结束之后，再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

　　还有一些不成段的诗句，一首名叫《圣路易》的押韵史诗刚开了个头，还有悲剧《西拉》和喜剧《两个哲学家》的最原始的草稿。他曾计划写一部叫“Conqsigrue”的小说，一部叫“Sténieouleserreursphilosophiques”的书信体小说，一部叫“stella”的旧式小说。这中间，他曾一度起草一部滑稽歌剧，名叫“Lecorsaire”。对作品进行深入阅读后，留给他的只是失望，巴尔扎克对自己究竟该如何开始他的创作感到越来越糊涂。一个哲学体系，一部歌剧脚本，一首浪漫史诗，或是一部不朽的小说？到底是谁才能最终使巴尔扎克这个名字远布四方呢？无论如何，为了从依赖父母下解放出来，首先得写出些东西来，总要完成的什么使他成名，他以强烈的爱好──他天性不可分离的一部分──钻进无数图书之中，找一个题目去写，从前人那学一点技巧，这就是他的双重目的，他写信给罗尔说：“在我认为自己将要失去理智之前，除了深入研究并且不断发展的自己的分格以后，我不会做任何事。”

　　时间开始压迫他了。他在研究与发展自己的风格的尝试中花费了两个月而收获甚少。大概是担心事倍功半，他搁置了写一部哲学著作的计划，另外，他尚未发现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写一部小说。那么只有戏剧一条路了。因此应该写出一部历史性的、新古典主义的本子，它必须迎合法兰西剧院的口味，就象席勒、阿尔费利、玛勒──约瑟夫、企尼埃所做的那样。于是又有几十本书被从图书馆中借了出来，放在案头研读。题目！题目！他必须找到一个题目！为此，他不惜牺牲一切！

　　他终于决定了！一八一九年九月六日，他写信给妹妹说：

　　“我终于决定以克伦威尔为题目，整个近代史，只有他能向我提供最合适的材料。我已经整个儿泡在其中，周围其他一切对我都毫无意义，自从我决定了这个题目，并且把它稍微思考了一下以后，意念充斥于大脑，思维不断被我缺乏诗情的能力所打断。妹妹，告诉你吧，你一定会吓得发抖！至少还有七、八个月我才能把全部戏用韵文形式写下来，琢磨琢磨我的意思，然后还需要通篇考虑一下，……唉！这其中时时出现的无穷困难是你无法凭空体会的。不过，这是自然的，就是伟大如拉辛──必须给你一个正面的镜子──也花费了两年时间去推敲他的作品，任何一个诗人对此都是没有办法的。两年！整整两年呀！想想看吧，两年哪！”

　　不过，事到如今已经没有退缩之路：“如果没有天才，我将束手无策！”

　　他一定要有天才，巴尔扎克与生俱来头一次给自己规定了一件固定的工作，并且打算用他战胜母亲的意志去搏一回，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止它，只要这种毅力发挥出来。巴尔扎克命令自己写完《克伦威尔》，因为他已下定了写完的决心，而且这当中还有一个必须写完的原因：

　　“哪怕我在整个试验中失败，我也一定要写完我的《克伦威尔》。我必须做出一点成绩来，好让妈妈向我问询这些日子是如何消磨时，有所交待。”疯魔一样的动力把巴尔扎克推进他的作品中去，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样的动力就连他的死对头都该不置他词的。他第一次投身于僧院式，乃至于像屈拉比教派那样的严格的隐居生活──终其一生，他总是在工作紧张的时候严守这样的隐居生活。他经常三四天不离开屋子，没日没夜地在案头笔耕。如果出门的话，那也只是给他疲劳过度的神经补充一点刺激──买些咖啡，添一点面包、水果。冬天步步逼近，他一向对冷敏感的手指，在这没有火炉、四面透风的顶楼上，很有冻僵麻木不能写字的危险，但他狂热的意念力是永不退却的，他坐在桌前，两脚盖着父亲的旧毛毯，一件法兰绒背心护着胸部，始终没有离开他的工作岗位。而从妹妹那儿讨来的“旧披肩”，此刻就裹在肩头，又央求母亲织了一顶帽子。他能一连好几天不下床，继续写他伟大的悲剧，这样可以节省易贵的燃料。这些作家经常面临的困难当然无法改变他的决定，但灯油的开支却使他忧心冲冲。下午三点钟他就必须点灯，因为白天越来越短。不然的话，无论白天黑夜，对他的工作都是无所谓的。

　　整个创作季节里，快乐、女人、饭馆和咖啡馆都离他远远的。没有任何东西能稍微松弛一下他的过于紧张的神经。天生胆小（他很长时间摆不脱这阴影）使他不敢与女人为伍。因为知道自己笨手笨脚，在好几个寄宿学校里，他只和男孩子们来往，他不会跳舞，不清楚上流社会的生活法则。他的穿着过于低劣，因为父母对他太吝啬。虽然已经成年，可巴尔扎克的体型却和他不修边幅的外表一样糟糕。当年有个熟悉他的人。曾这么写他：

　　“巴尔扎克当时是特别地，非常惹眼地面目丑陋，虽然小眼睛里时常眨出点聪明，一副低矮肥硕的体型，乱蓬蓬的头发，骨架粗大的脸，一张大嘴里尽是参差不齐的牙齿。”

　　他恨不得一个苏当三个花，那么广交朋友的先决条件他就不具备。至于咖啡馆，他除了孑立门外，对着店里的玻璃窗照见自己饥馑的面孔，只能看着青年作家与新闻记者在里面聊天，饭店当然也不允许他进去的。这个繁华都市所拥有的一切娱悦与华丽，每一件动人性情的东西，乃至于最短的小憩，都与这位住在莱斯堤居尔街顶楼上的苦修士无缘。

　　只有“小达伯来恩”──对这位苦修作家偶尔有点兴趣。这位以批发铁器为业的可敬的商人是巴尔扎克家的老朋友，他常主动关怀这位可怜的文学人。渐渐地，他们结成了忘年交在孤独的作家和老人之间。这位可敬的市民对文学怀着崇高的敬意，尽管他只是位城郊小贩。他经常在结束了一天铁器买卖的刻板业务之后，领着年青的作家去看场戏，法兰西剧院就成了他的礼拜堂，每当这种晚上，总要饱吃一顿再去欣赏拉辛华美的诗剧，这无疑是对感恩戴德的作家的身心补充。

　　小达伯来恩每周都要艰难地爬上他的被保护人的阁楼，以陪着巴尔扎克浏览拉丁文练习来自修。巴尔扎克在自己的家庭中看到的只是一钱如命的吝啬本能，还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的小野心，在小达伯来恩身上，他看到的是无形的巨大道德伟力──像小达伯来恩这样的中产阶级平常人物是经常从这种伟力中找到活力的。这种活力，比任何一个职业演说家或者枪手们身上显现出来的，都纯洁得多。后来，巴尔扎克在《毕罗多·恺撒》中吟诵《群歌之歌》赞颂诚实的市民生活时，他满怀感激地向第一个支援他的人致敬，为此，他特加了一节。正是这位朋友理解与解决了他青年时踌躇不决的痛苦，以他“既不纹饰又不夸张的实实在在的同情心”。在那位谦和平易的皮易诺尔律师的性格中，我们可以明白地看到小达伯来恩的影子。尽管日常琐事囿狭了小达伯来恩的眼界，但他比巴黎的人群、比文学批评家、比世上常人早了整整十年认识到巴尔扎克是个天才。

　　内在的犹疑使巴尔扎克痛苦万分，小达伯来恩虽然时常能够弛缓他表面的紧张性，对此却束手无策。巴尔扎克必须不顾一切，在几周以内完成《克伦威尔》。所以，他疯狂地写啊写，太阳穴悸动，手指发烧，迫不及待的疯狂爆发了。然而，每当他消除疯狂，清醒过来──这对一个缺乏良师益友、早创未就的青年是可怕的东西──他又会产生种种困惑，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的才干，对于自己全身心投入的作品。他经常扪心自问：“我的能力够吗？”他在一封信中恳求妹妹不要再给他任何赞美，以免使他迷惘：

　　“我以手足之情恳求你，今后再谈到我的作品时，千千万万不要再说‘挺好的’，收起一切赞美的话，只要指出我的缺点。”

　　年轻人的锐气决定了他不会生产任何平庸或陈旧的作品。“滚得远远的吧，油腔滑调。一个人只有成为拉辛或格莱彻那样的伟大人物才行！”的确如此：每当他置身于自身文学才干如燃起的熊熊烈火中，他总认为他的《克伦威尔》是卓越不群的，而且他经常自豪的宣称：“我的悲剧将会成为国王和法兰西民族的传世之作。一定要用惊世的杰作打响我的头一炮，否则我的生命只有搁置在这试验的沙滩上！”

　　但是，另一种绝望转眼打来：“我已经发现自己缺乏足够才干。因为这个问题，我的困难就无法逾越了。”他的整日苦干的确能在转瞬之间归于灰灭。因为在艺术面前，苦干算不了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一个天才抵得上全世界的劳力！”越是悲剧近于完成时，他越是怀疑他是否能成为一部杰作或是一堆废纸，因此他也越苦恼。

　　不幸的是，《克伦威尔》变为杰作的希望是越来越小了。这位作家走错了路，他根本不知道天才该走什么道路，又没有良师益友为他指导，那更糟。他以自己一个不谙人情世故、不晓舞台技巧的人，再添上那份还没成熟的天才去写悲剧，尤其是诗体悲剧，那没有比这个更成为悲剧的事了。对于写韵文，他毫无天赋这一点他应该有自知之明。他的诗──包括残存至今的几首诗──糟得令人无法卒读，那就毫不足怪了，对于他热情奔放的天性来说，十二缀音诗的格律句法、整齐抑扬的节奏所要求的恬静、谨慎、隐忍的气质是最相违拗的了。这于僵化的形式凝固了他的灵威源泉，而他着力于追求的古典雅韵的悲剧也就变得死硬、重复与空乏了。他的构思和创作只有在笔跟不上他的语言和思维，即他灵魂高举之时才能喷涌。从一个形像跳到另一个意像，他的想像雄浑瑰丽，这远不是讲求格律声韵，讲求创意奇巧的诗体所能羁绊的。

　　巴尔扎克为了取得自由和名声，忙着写完他的悲剧，也就没有功夫去分析自己的气质，只是尽快涂完他那乱七八糟的十二缀音诗的诗句。他一心想着尽快结束这件事以便让命运给他做一个裁决：他究竟是一个天才，还是应该象家庭所希望的那样回到律师事务所的火炉房。经过四个月饱含艰辛的劳作，一八二○年的一月份，草稿终于完成了；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在亚旦岛的朋友家中稍添一点、完成最后的修正、五月份，他回到维尔巴的西，已经完成的稿本躺在羞涩的行囊中，只等向父母宣读它。决定他命运的时刻已经走到面前。巴尔扎克·奥瑙利的身上能否出现一个法兰西以至全世界的新天才呢？

　　父母的“问题孩子”带着他押韵的悲剧来到充满无法压抑的好奇心的他们面前。情况已经有所转机。家庭财政状况略有好转，家庭间关系也稍为融洽。这应该归功于他所钟爱的妹妹，罗尔，结成了一门高贵的婚姻──一个姓德·苏维尔的家道小康的土木工程师，令人高兴的是，他还是贵族出身，他闯过层层难关，居然一分钱的债都没负，奥瑙利的坚忍使他虽道忍饥挨饿之苦而使家庭有所感动。这种成就本身就是巴尔扎克的特性的明证。奥瑙利放弃法律事业上大有前途的工作是源于偷懒的说法，在一部已经完工的，长达两千行的稿子面前，在他写作中消耗的纸张面前烟消云散。达伯来恩关于这位年青人的艰苦生活的诚挚描述，更使父母怀疑自己苛待儿子是否由于天知的癔测而产生的。倘若能在法兰西剧院进行一场首次演出的话，那么这也可算是巴尔扎克家族和萨郎比耶家族的一种共同荣誉，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在他倔犟的背后，还是很有潜力可挖的。这样居然使他母亲对奥瑙利的剧本都产生了今非昔比的兴趣，她竟答应帮他认真抄写一遍，这样可以使他在公开阅读之时不为稿本上千头万绪的修改所累，以免丧失它所应有的动人心魄的巨大力量和效果。这是奥瑙利生平第一次在家中提高了地位。

　　五月里在维尔巴黎西略带家庭庆祝气氛中，举行了判定奥瑙利是否拥有那分天赋的公开朗诵。为了使评判结果更为广泛和客观公正。他的父母除了新女婿德·苏维尔，还邀请了几位颇有影响力的朋友，这当中有一位纳克卡尔大夫，他后来成为巴尔扎克的医生，也是巴尔扎克的生死之交和一个颂扬者。小达伯来恩当然不能放弃他被保护人的首次表演，为此他特地从巴黎坐了两小时的车──一辆咕咕作响的老式马车──赶来。

　　这是一场奇特的首次表演。家里郑重其事地把客厅里的家具重新作了摆布。圈椅摆成半丹形，大家渴求地坐在他面前，他的双亲，常年患忧郁症的萨郎比耶老外婆，罗尔和她的丈夫──尽管他对于十二缀音诗知道得并不比其他人对他的桥梁工程知道得多。在他们当中，纳克卡尔大夫高居上坐，因为他是王家医学会的秘书，还有小达伯来恩。两个可能不太专心的小孩──劳伦斯和亨利坐在他们后面倾向。我们羽翼未丰的年青作家就坐在这群既不是专家，当然也没有充分经验的听众面前，一张桌子放在他前面，拿着稿本的小白手不知该放哪儿才好。他修饰了一下外表，大堆茂密的乱发被从前额梳到后头，象个狮子一样。像在寻找一个不知该如何回答的问题一样，他那失去智慧火光闪烁的小黑眼珠在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上扫来扫去。“第一幕，第一景……”他开始犹豫不决地念着，可是，很快他就加快步伐念了下去，立刻，十二缀音诗汇成一股洪流，如万斛泉源，澎湃而出，汩汩而鸣，声韵如流波一样滑进安静的会场。

　　那些在场的人们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记录，特别是这次长达三四个小时奇特而有纪念意义的表演及其效果。我们无从知晓年迈的萨郎比耶外婆能否在此间保持他头脑的清醒，也不知道两个小孩是否在查理一世被砍头以前就去睡觉了。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这些听众在这场持久的表演后，对于马上就给奥瑙利的天才下一个广泛而有代表性的并且客观公正的判断感到窘迫。无论是一个外科医生。一个铁器供应商，还是一个年青的土木工程师、一个年迈的军需商，都不是为一部诗体悲剧优劣作出权威判断的合适的批判家。刚才听到的这么一个称之为戏剧的物件，到底是他们自己无法接受还是它就是一部失败的作品？这个疑问使他们厌烦而不敢贸然决定。鉴于大家对此不敢确定，德·苏维尔建议把这部“新索菲克利”──象奥瑙利自我标榜的那样──的作品提交给一位权威去评判。对此，当初在昂得律先生──他工业学校中教纯文学的先生手下上课引起了他的回忆，这位先生曾创作不少诗体喜剧，大多都曾上演。他打算周旋其中。因为这是一位颇受人称道的文学史教授，同时又受聘执教于法兰西学院，所以，毫无疑问地，他是最合适的评判人。

　　上等资产阶级最容易被打动的就是官衔。这人既然是大学教授，又执教于法兰西学院，他一定握有绝对权威的判断力。于是，巴尔扎克夫人携女儿亲赴巴黎参谒这位先生，并恭敬地向这位自得的教授呈上了儿子的作品。教授当然很珍惜她们的请教，因为这么一来，就唤起了一个被人所遗忘的事实──他是一个为人所称道的作家。他对巴尔扎克悲剧的评语一直为世人所公认。他认为这个剧本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我们应该归功于他的，还有他没有用最后判决的方式起草他的评语，否认奥瑙利的文学才华。在给巴尔扎克夫人的信中，他委婉写道：

　　“我非常不希望使令公子失望。但我还是认为他能够比写作悲剧和喜剧更好地利用他的时间。倘若他能够使我高兴地来看我一次，我必然会向他解释清楚我的意思，告诉他研究文学的方法，不需要以写诗作为职业，他将从文学中得到什么好处。”

　　这个巧妙合理的诉衷使奥瑙利父母心中升起一点火光。如果孩子确想致力写作，又有什么不好呢？不管怎么样，一个青年人，坐在写字台前总要比在咖啡厅里闲逛，在浪荡女人堆里鬼混要高尚一点，省俭一点吧。但是，这必须如昂得律教授所正告的，不是做一个“职业诗人”，而是单纯作为一种文学嗜好，因此还必须有一个安定可靠的职业。不过，奥瑙利却清楚地看透了这个危险，虽说《克伦威尔》失败了，然而他还是认为自己应该成为一个“职业诗人”。上天驱使本能告诉他，这桩工作是上天所授，神圣不可侵犯，绝不能轻易地当作副业了事：

　　“职业是我的坟墓，我变成一个小职员，一架工作机，一匹马戏团里的跛马，在规定的时间围场跑个三四十圈，在规定的时间里喝水、吃饭、睡觉，我会坠落为一位致力于日常琐事的人，就如常人所说的生活──像石磨般无休止地转着，永远重复相同的事情！”

　　尽管他不知道那会是什么，但他肯定自己生来是要做件卓越的工作的。这件工作需要他全身心的力量，乃至于超越其上的力量。他坚持原来的合同拒绝妥协。两年尝试期尚未期满。他还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可以利用。他象一生中每次经历了重大危机之后一样，以比以前更为坚强的意志，带着当初离家出走一样的不受压抑的精神和固执的毅力，又心甘情愿地回到莱斯堤居尔街的囚室去了。
第三节　和魔鬼订立的契约 　　究竟有多少天，巴尔扎克一直不愿意承认他的《克伦威尔》是一个失败。他跟朋友达伯兰商量，到底应不应该把这部作品送到法兰西剧院去。这位受人尊敬的铁器商，与戏院有一定关系，于是请了艺人拉冯的一位朋友帮忙，请他劝拉冯接下这个作品。然后，巴尔扎克再次拜访拉冯，并尽最大努力劝说他，让他把那个剧本给剧团里的团员看一看。没过多久巴尔扎克又不同意该计划。他为何要自找其辱呢？只要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内在力量。他就承受得了重大的打击。《克伦威尔》既已脱稿，也就完事了，还是一股作气的好。他就叫达伯兰不要再活动，于是他那个稿子扔进书柜，发誓一身也不再去瞧他年轻时没有成就的一个产儿了。他眼前最重要的事是想方设法恢复昔日的局面，以便重新开始工作。第一次的重创已经使他的矜持稍微有点收敛。就在一年前，他以全身心投入到他的悲剧中，自己便沉缅于丰富奇特的梦幻之境。这就注定他只要一蹴便可成就自己的名誉地位以及丰裕自由自在的生活。他现在已经从高处重重地跌在地上，他心中的一切目标都应该讲求实际了。他必须独立和自己养活自己。至于什么不朽的著作，都只能以后再说了。最要紧的就是通过写作去赚钱，这些都是为了不向他的父母和祖母要求──因为他们给钱时的神情就像对待乞丐似的。他本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却因为那些令人可耻的事而放弃他的理想，不得不一步一个脚印地认真行事。他打算去完成许多能立竿见影的作品。

　　但是，究竟什么样的作品在当时是能够见出这种功效的呢？他也不晓得。经过艰苦的探索、他找到了那就是小说。在前一个时期伤感性的小说潮流──这种潮流下曾诞生了卢梭的《新黑罗伊斯》和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衰退了之后，一种全新的潮流又出现了，它首先萌芽于英吉利海峡两岸。拿破仑时代像所有战争年代一样，曾经给法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大的甚至是过分的神经紧张，正因为如此，他们已不容易被小说中个人命运经历所感动和鼓舞，于是一家官方刊物──《劝世报》在当时被代替了小说的功用。在和平来临与布尔崩王朝复辟之后，民众又想用小说中人物的冒险经历来刺激他们的神经和灵魂，以求得亲身经历一下极凶狠的恐怖与近于病态的多愁善感的情感。那些刺激的，浪漫的，传奇性的以及外国人的小说，群众都非常渴望一睹为快。于是许多刚开业的阅览室和出租书籍店，已经满足不了大批文学饥饿者的需求了。

　　许多作家一点也不犹豫在他们女巫的厨房里面，把海盗与贞女，眼泪与毒酒，血腥味和馨香气，巫术与情歌，都像揉面团似的杂糅在一起，并且把它们煮成了一个个罗曼谛克的带有广阔历史背景的面团，然后沾了一种幽灵般恐怖的冷酱汁在它们上面，最后把它们端上桌来。现在，属于那些作家的黄金般耀眼的时代终于来临了，例如像英国小说家拉德克利夫·安娜女士以及她的恐怖的志怪体小说──在那些小说里面，读者能听到像机器磨轮似地轧轧地响着。几个算得上聪明的法国人，就剽窃了这位夫人的技巧，用他们“下三滥的所谓浪漫”发了一笔横财。即使在比较高的水平上，历史背景，尤其是中世纪的背景，在当时也风靡一时。用老式的大刀与寒光闪耀的甲胄的斯各特·瓦尔特的骑士们，征服的国家与打败的敌人，比拿破仑及其利用大炮所征服的国家和战败的敌手还要多。与此同时，拜仑的提督和海盗，凭着他们浪漫的忧郁气息，造成了人们内心极强烈的恐惧──这正如政府的一次宣称瑞沃里及奥斯特里兹的胜利那样，使人们心脏猛烈的跳动。

　　巴尔扎克也打算在这股风靡的浪漫风气中扬帆前进，并已想好了写一部历史小说。他并不是被拜仑与斯各特的引人注目的成功所引诱的第一位法国作家。雨果·维克多及其《钟楼怪人》与德·威各尼及其作品紧接着也在这一范围内施展其身手。因为他们是诗人出身，对于作文与字斟句酌的技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相反，巴尔扎克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他只能蹒跚地走模拟蹈袭的捷径。他借用德克利夫·安娜的最低劣的小说的历史背景和一个依葫芦画瓢的“那玻利式”的场景，再把那些不可或缺的全班人马（那些角色可以在一本极无聊的畅销小说中找到）搬上了舞台，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一个人物，就是那千篇一律的女巫──“催眠的松马里地（里）方的女巫”。再有的便是诺曼底人，崇高的被套上镣铐的俘虏，以及一些伤感动人的篇章。初稿简略概括出了战争的进行，围攻，直到退守到最后阵地，以及一些不值得信赖的负伤的血流满面的英雄。就眼前作家的水平来说，这已超出这位青年作家的能（极）耐及才智。还有一部小说，也只是写了一个片段，那是用书信的格式写成的所谓卢梭体，并且写的是“意志的理念”──蓝柏尔·路易所喜爱的一个题目，遗憾的是，这只写了一个模糊的轮廓。这个底稿的一部分，安插到后来的一部小说里去滥竽充数，凑成一个部分。

　　接踵而来的是第二次失败。巴尔扎克尝试写悲剧气馁了，但是在小说方面依旧是失败。一年半过去了，那位非言语所能说服的 Atropos 在家里正在等待着割断他那纤弱的命脉。一八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他被通知必须在一八二一年一月一日从莱斯底居耶尔彻的房子中迁出。

　　他不得不开始自己挣钱了！其实巴尔扎克一直在努力挣钱，的确没有别的东西比钱更使他拼命了。他为了独立自主，当他被监禁在莱斯底居尔街的密室中的日子中，他曾尽力省吃俭用，忍饥挨冻。然而一切都泡汤了。现在──这濒临绝境的时刻，只有出现“柳暗花明”的奇迹才能挽救他。在童话里我们常常能看到，魔鬼为了收买人的灵魂，便在一个人正当穷途末路与前途渺茫的一刻，便去诱使他。对巴尔扎克而言，这诱惑决不是像妖魔鬼怪的。他可以使自己以一个既媚人又爱人的充满朝气的年青人的姿态出现。魔鬼的衣裤得体，洁净无染，而且他只是想买巴尔扎克用来写文章的手而已，绝不想买他的灵魂。巴尔扎克和一位与自己相仿的贵族青年德·来哥罗维耶·勒·波阿特万·奥古斯都结识了。他的父亲是一个戏子，从他那里，儿子继承了处世的巧妙之方，并以此来弥补他在文学天才素质的缺乏。他居然找到了一家出版社，把他的一本胡拼乱凑的叫做《两个爱克多或两个布列颠的家庭》的小说给出版了。他这部作品从出版家那里得到了八百法郎的现钱。这本书共两册，署的名是“德·维也尔惹莱·奥古斯都”，并且将于二月由皇家市场的书贩于倍尔发售。巴尔扎克曾向这位朋友发过牢骚，勒·波阿特万向他解释，他对文学的野心过大乃是他倒霉的真正原因。不过，这一切都只是猜测而已。良心与写小说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这样认真看待它呢？这些恐怕就是这个诱惑者的理由。写小说简直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只要找到或者剽窃到一个题材──最好是历史的题材，因为出版家特别关切这样的题材──然后用最快的速度胡乱地写了几百页，并且最好是两人合作。他已经找到一个肯用他们作品的出版，如果巴尔扎克有意做的话，他们俩就可以合伙写完一部小说。或者是另一个方法，两个人把故事情节修改拼凑一番，然后让巴尔扎克去写，因为他可以写得更精神而且更快一些。勒·波阿特万则负责营业方面的任务。只要巴尔扎克愿意，他们马上就可以开张。

　　这个建议是极其下流的。这就是说，同一位毫无艺术野心的伙伴合作，出版一些有一定页数的奉迎读者的小说。这和他昔日的梦想真是有天壤之别。他将仅仅为了几百个法郎而去败坏他的才干，直到声名狼藉的地步。一年以前，他曾想要使“巴尔扎克”这个名字永垂青史，并且要超过拉辛，对人类的意志进行阐释，得出其是万能的。那个诱惑者要的就是他的灵魂──他的艺术良心。但是他毫无办法，莱斯底居耶尔街的房屋必须放弃，而且，他的父母也许不会再让他有第二次自由的选择了，假如他不能用自己的笔挣到钱的话。况且自我出卖性命总比替别人卖命要好得多。于是他便和诱惑者谈妥了条件：勒·波阿特万已经动笔，或者说仅仅是打了个草稿的小说雏形中，巴尔扎克只是作为一个“幕后”作家，他的名字将不会显露在封面上，虽然小说的大部分都要由他去写。至于这家新成立的“制造”小说的工厂的以后产品，则由这个厂子的两位老板Ａ·德·维也尔惹（即波阿特尔的笔名）和奥瑙利（即汝纳男爵的别名）共同签署姓名。

　　于是，这份跟魔鬼签订的契约就算告成了。跟开密苏作品里的勒克斯米尔·彼得出卖他的影子给魔鬼一样，巴尔扎克正在出卖他的艺术创作野心，以及他的姓名。为了难得的自由，他竟愿卖身为奴。在这以后好几年里，他的天才和大名被埋没在昏暗之中，不为世人所知。

　　谈妥了这桩买卖后，巴尔扎克回到维尔巴黎西的家中休养了一段时间。在维尔巴黎西，他搬到他妹妹罗尔出嫁前所住的那间小屋。他固执地认为，只有他挣足够钱而付得起房租时，他才再找一个地方住。就是在这间小屋里（他妹妹从前整日幻想着她哥哥将来成名的地方），他把小说制造厂设在这里了。由于托付给他的任务潮水般的涌来──这得感谢他的伙伴与代理人的有效活动──因此他整天整夜地写啊写啊，把一张张完成的稿纸撂在一块。他们配合得可真默契，简直就象钟表的各个零件那样彼此协调一致，巴尔扎克写小说，出售的任务就落在勒·波阿特万的肩上。

　　巴尔扎克家人满怀喜悦地看着这个事实的变化。看到头一本书八百法郎，接着又很快到开到两千法郎，他们也就不再认为巴尔扎克的职业是荒谬无意义的了。大概是因为巴尔扎克终于能够自立，而且不用再破费他们了。他的父亲感到由衷的高兴，这是由于他的儿子显然放弃了成为名作家的想法，并用各种各样的假名来避免使巴尔扎克尊贵的姓氏受辱。这个性情温和的老绅士心满意足地说：“他的酒里已经倒了水，以免他喝得大醉，我真诚地希望他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

　　相反，巴尔扎克母亲有一种不幸的天性，她专门干一些事来干涉她儿子的每件事情。她把设在她家里的这个小说制造厂当家庭的事务。她和她的女儿一起想成为他的批评者与合作者，她批判他缺乏自己的风格，而她的确是第一个抱怨他染上拉伯莱恶习的人。他被督促仔地校正底稿，我们确实能够感觉到他对母亲这种毫无止境的唠叨的厌烦。他的母亲总是对他的儿子焦虑。他曾向人说：“奥瑙利对他的才干总是自以为是，这伤了每一个人的心。”他在这个家里变得越来越受限制，最后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他希望在巴黎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以得到解放和自由──这就是他唯一的希望之所在。

　　由于自由的驱使，他像一个奴隶般地在拼命工作着。他平均每天写二十页，三十页至四十页，甚至一天写一章。然而他收获得愈（得）多，他越想有更大的收获。他写作的情形，就像一个被追捕者在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这都是为了能逃出家庭的控制。最后他像着了魔似的拼命地无节制的工作，甚至他母亲都害怕起来了。“奥瑙利就象一个野蛮人在拼命，假如他继续这样干下去，不出三个月，他就会象一个肺结核病儿那样被养活了。”巴尔扎克一旦迈开了步伐，他就把他全身的精神和力量都投入到他正在从事的工作中。在三天之内，他就用完一瓶墨水，而且用掉十几个笔头。他工作时像带有一种魔力，并且这种魔力把他的同事们都吓呆了。勒·波阿特万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大概就是在他的帮助之下完成的，大概在一八二一年以前，他又帮他完成了一部是用“维也尔惹莱”署名的小说。这部小说里面的许多章节，都是原封不动地从巴尔扎克的一部作品中抄袭而来的。同一年，另一部叫作《比拉克的嗣女》又完成了。在这部四卷的著作（中）印完以前，另一部四卷的作品《路易·约翰或拾到的姑娘》于一八二二年二月又脱稿了。直到这时，巴尔扎克对仅凭自己的劳心劳力而支撑的工厂感到厌恶了，可是他依然神速地乱写了一部用“A·德·维也尔莱”署名的作品《鞑靼人，或被流放者的回归》。然而这部书的真正作者汝纳男爵，即使连一个合作者的名分都没得到。到此为止，先前订立的合同便宣告失效了，而巴尔扎克就把他工厂里的产品用自己的笔名出版了。他现在成了这个厂子唯一的股东，并且决心要使这个厂子成为全法兰西首屈一指的“制造小说”的工厂。他对自己能成功地聚敛金钱感到得意洋洋，便写信给他妹妹：

　　“亲爱的妹妹：

　　我现在的工作，仿佛亨利四世的马在铸成以前的情形一样。我打算在年底前搞到两万法郎，它将决定我今后的命运……

　　汝纳男爵不久就要成为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成为世界上产量最丰富的作家，成为最受人欢迎的伴侣，而且会得到上流社会女人的倾心爱情。到那时，你的亲爱的小奥瑙便会腰缠万贯地昂首直视地乘着自用马车而来。当他走近的时候，人群中就会高呼欢迎一个民众的偶像。人们也会悄悄地说：“那就是德·苏维尔夫人的令兄呢！”

　　在巴尔扎克拙劣的作品中，我们只能发现一样属于未来巴尔扎克的本领，那就是他写的速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由他自己独立完成或是与勒·波阿特万合作的作品大约有十六至二十卷，而仅在一八二二年，他又出产了三部每部四卷的小说。他好象感觉到民众已经快识破这一切了，于是他便在这后两部书上以德·圣·沃盘·奥雷斯取代了汝纳男爵的假名。这个新名字使得出版家多付给他一笔费用。他如此急促地想一年写五本或者十本小说，这就能使他少年时候的梦想得以实现。只须几年，他就能变得富裕阔绰起来，而最重要的是，他的独立自主能够永远地得到保障。

　　对于巴尔扎克在这些年里不光彩的所写的。和出版的多用假名的作品，都没有详细完整的记录。而这些署名汝纳男爵及德·圣·沃盘·奥雷斯的小说，仅仅是他不道德勾当的一小部分。像以克罗特·奥诺也尔惹莱署名的小说《黑白种混血儿》，至少有一部分是他写的，甚至是全部。在他二十二岁至三十岁这九年间，无论什么样式的文学作品，不论委托他什么事，不论哪种人际关系，他都不认为有损于他人格的尊严。不管是谁，只要他（给）肯付出相当的代价，他就可以廉价的出售他那署名权。这位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居然肯用一种无所谓的，漫不经心的态度──那是连 Aretino 阿芮帝诺都自愧不如地──出卖自己的手笔。他跟坐在巴黎郊外街头的公共代书人一样，虽然教育水平不高，但为了几个苏，就应过路人的请求，替他们写情书，诉讼状，申请书或恐吓信等等：巴尔扎克为那些有污点的政客，不出名的出版家，以及滑稽的经纪人，写了许多东西，只要他们高兴，什么都能写。他写了一本保王党的小文章，叫做《关于继承权》，又用别的材料拼凑成一本拙劣的《公平的耶稣会史》，另外还有一本叫作《尼哥罗》的传奇戏剧，以及一本《关于巴黎标志》的小字典。

　　一八二四年，这个唱独脚戏的厂子，为了适应民众不断改换的口味，就创造出了一个新鲜花样──即把产品“小说”改为生产所谓的“法典”和“生理学”。岁月流逝，这个手工工场加工出了勉勉强强能使小资产阶级人物感到高兴的一大串的“法典”来。《诚实君子的法典或不被恶人欺骗的绝招》出版后接着又出了一本叫做《女人系领结的艺术》，再一本是《婚姻的法典》，这本书后来扩充为一本《婚姻生理学》。另外一本《商业旅行家的法典》对他后来那本不朽的名著《闻人高笛洒》（非）起了不小的作用。这些“法典”，包括一本《好教养的手册大全》在内，都是以瑞宋·奥雷斯的名义署名的，并且销路很不错，有几种居然卖出了一万二千册。实际上所有这些作品，或者说大部分，都是出自巴尔扎克之手。这些都是我们能够充分证明的，至于他究竟写了多少小册子，我们都不能够找到，因为不管是巴尔扎克本人还是那些幕后的雇主都不愿公开承认这个不光彩的、下流的事实。我们所能够断定的是：凡是巴尔扎克在他可耻的年代中胡乱写成的数不胜数的作品，简直没有哪一部可以说与文学或艺术有丝毫的联系。而且，要弄清那些作品究竟出自谁之笔，哪一个都恐怕会羞得无地自容。

　　我们对这种粗制滥造的写作所能用的唯一字眼就是“拆烂污”，而且是最坏的一种拆烂污，因为那只是为了追求金钱这个目的才去做的。刚开始，他急于获得自由，后来就愈陷愈深，直到养成始终想发财的习惯。虽然他仅从小说里就可以挣大量的钱，但他为了发财，即使为了较少的报酬，他也愿意滥用他的天才。文学上的各种罪恶，他都习以为常了。简直是同时（给）卖身给好几个文学上的掮客。虽然他的《朱安党》和《驴皮记》已经使他在法兰西文坛上成为一颗耀眼的新星时，然而为了几百个法郎，常常跑到他曾经去过的低级肮脏的地方，甘愿把德·巴尔扎克·奥瑙利降低到一个极低的地位。现在，我们才从他那瞒名隐姓的外衣破缝中，知道巴尔扎克在文学活动中的罪恶勾当是毫无忌惮的。他厚颜无耻地把别人的场面与情节剽窃来据为已有，通过自己的写作来联缀成小说。他巧妙地扮演了文学上裁缝的可耻角色，把那些窃来的材料翻个面儿或是染上别的颜色。所有人们渴求的东西，不论是哲学上，政治上还是人们茶余饭后闲聊的方面，他时刻做着准备，以便迎合他的主顾的嗜好，供给他们急需的东西，并且他早已准备好了随时改弦易辙，去创作任何一类风靡一时的文字。

　　他诚然是当时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然而他充其量也不过是那些可耻的、偷偷摸摸的出版家，以及巴黎街头满街叫卖的书贩批发商的奴隶而已。造成这样的情形，只是由于他缺乏自信心，并且对他真正的命运太不了解了。在文学史上，甚至像巴尔扎克这样的天才，居然不能免于泥潭之中。凡是陷入泥沼中的艺术家，没有一个不受惩罚的。巴尔扎克始终不能够从他的小说中整个排除掉这些不良习气：毫无顾忌的描写，缺乏逼真的形象，以及粗俗的伤感气氛。特别是他神速般地“生产”小说的时候所沾染的那种仓促急迫的恶心，永远地影响到了他的创作风格。

　　文学会无情地向每个偶然对他莫不关心的艺术家进行报复。对于社会责任感，巴尔扎克的觉醒是太迟了。在他拼命地检讨他的底稿，字盘与版样，并且要校对一二十遍，但是想要让那些在他文章中茂盛地生了根，并枝叶茂盛的恶习锄掉，已经是为时太晚了。假如说巴尔扎克的风格遗留不可救药的缺点，那是由于在对他一生有决定影响的年代里，他对自己太不忠诚的缘故。

　　在他热烈的心中，年青的巴尔扎克也曾模糊地意识到，他正在使其真实的自我价值贬值。在这些作品上，从来不能看见他的大名，到后来，他竟坚决地拒绝承认那些作品是他创作的，虽然他这种厚着脸皮的做法并不能使人信服。对他早年唯一亲近的人，那位忠心地支持他雄心大志的妹妹，他甚至拒绝给她看那本《比拉克的嗣女》。原因正如他所说：“因为那实在是一部下流的黄色作品。”他在跟她定下好几个条件之后才勉强同意把《路易·约翰》给她看。大家也许想得到他的理由“他这样做都是怕别人看见这本书，并在伯约和其他地方传播开去，以致影响他的声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巴尔扎克对其作品是没有多大信心的。合同紧紧地束缚着他，以让他以最快的速度供给印刷者最大数量的书稿。出版家只考虑他的出品数量而付给巴尔扎克薪金：而巴尔扎克呢，则是一切都只看他到底能得到多少钱。由于巴尔扎克以尽可能的速度写作新书，因而他对于其文法的流畅、风格的前后一致性以及材料的出处等重要方面的问题，根本不关心，以至于有一次他向他的妹妹建议，由于她在家里还很清闲，在他写一部作品的第一卷时，她可以帮着他同时写第二卷。瞧，我们的这位先生是多么地滑稽啊！他的工厂刚开张不久，他就到处寻找便宜的搭裆，而且是和他一样地，不得不偷偷摸摸地工作的不为外人所知晓的合作者。然而，他好象清醒了，这是他日夜拼命工作时发生的，他的尚未殆灭殆尽的良心受到巨大的刺激：

　　“啊，我亲爱的罗尔，我每天总是默默地祷告，让上天赐与我好运气，并且我坚信我会凭着这种自由职业发一大笔财的。然而现在，我却对自己的能力有了自知之明，我渐渐相信，我为了在如此荒唐的事情上腐蚀我的思想精华而感到难过。在我心目中，我觉得好像有个人在向我招手，只要我能够确定我的位置，我必定会安心地踏踏实实地工作。”跟他的吕崩柏礼·鲁先相同，（他后来曾把这个人物写得堕落和最后的自赎。）他感到一种像火燃烧似的羞愧感觉，而且惊恐万般地凝视着他那双像马克白斯夫人一样被玷污的双手。“我试图凭着那股写小说的勇气来解救我自己，──那都是些什么样的小说！唉，罗尔，我那些宏伟远大的计划失败得是多么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