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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红楼梦》的三重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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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红楼梦》的三重主题 孙 逊 《红楼梦》的主题是什么，这是近几年来探讨得最多、同时也是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或谓爱情主题，或云政治主题，或说反封建主题，或曰衰亡史主题，数说各执一是，都可谓是言之有据，言之成理。正是由于这种胶着状态，使很多研究者对包括《红楼梦》在内的古典文学名著的主题问题的讨论已感觉厌烦，怀疑这样的探讨究竟有多少价值。现在看来，对于作品主题的探讨依然是文学研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问题是，我们必须改变过去那一套老的狭隘的观照和理解模式。即如对《红楼梦》的主题，以上所作的单一化的、排它性的归纳各有其合理性，但同时又都有着明显的片面性，它不可能圆满解决有关《红楼梦》主题的争论。事实上，作为一部博大精深的文学作品，就如同那些丰富复杂的交响乐一样，完全有可能有两个以上而不是单一的主题。本文拟就《红楼梦》的三重主题作一粗浅的分析和探索。
一、答案还得从作品本身去寻找
《红楼梦》是我国最能体现文人经运匠心和作家独特个性的长篇小说。有关作品的寓意和作家的底蕴都被曹雪芹巧妙地隐伏在作品的情节之中。其中特别是前五回，在《红楼梦》全书的结构中具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整个故事情节发展的一个引线，也不仅是全书悲剧的一个缩影，而且是作者全部旨义的集中体现，可以说《红楼梦》的主题全都埋伏在这五回里。从这个意义上说，前五回是解开《红楼梦》主题之谜的一把钥匙，是一部书的总纲之所在。
但是，由于前五回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要准确地把握住小说的主题也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一个时期内，视第四回为总纲的说法曾风行一时，具体说，就是这回“护官符”上写的四句“俗谚口碑”乃是小说总纲之所在。在这前后，又有过第五回或第一回为小说总纲之说，即：或谓第五回从判词和《红楼梦》十二支曲为小说之总纲，或谓第一回的《好了歌》和《好了歌》注为小说之总纲。这期间，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或推崇此一说，或贬斥彼一说，彼此之间似乎是水火不相容，一定要否定掉谁，而只能选择和肯定其中的一说，并且往往把这种选择赋予某种政治色彩。在“第四回‘护官符’是全书总纲”之说独尊的年代里，不用说，其它各种有关总纲的说法只能是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观点；而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第四回总纲法则又被作为红学帮八股遭到人们的揶揄和驳诘。真所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对于许多红学研究者来说，他们所写下的包括探讨《红楼梦》主题在内的许多研究文字也都化作了一把辛酸泪。
其实，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深入思索一番，就会发现：过去那些相左即我们人为地把它们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不过都只是说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它们既各有其合理性，又各有其片面性，这种合理性和片面性的错杂正是造成目前研究呈胶着和僵持状态的重要原因。不改变一下观照的角度和思维的模式，僵局永远不可能打开。今天，如果我们抛弃掉那种单一化的、排它性的理解和归纳方式，答案正存在于这些表面相左而实质相互补充的几种说法之中。
要而言之，《红楼梦》的主题由三重层次构成，第一层次是文学审美层次，它主要通过小说的形象体系，通过那些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艺术生命来体现，其内涵是青春、爱情和生命的美以及这种美的被毁灭。第五回的判词和《红楼梦》十二支曲即是这一层次的主题歌。第二层次为政治历史层次，它主要通过穿插于小说之中的一些重要的情节插曲和部刊？形象的爱情婚姻悲剧及青春命运悲剧来体现，所反映的是社会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内容。第四回“护官符”上的四句俗谚口碑就是这一层次的主题歌。第三层次则为哲学最高层次，它由小说全部故事情节和艺术形象所包含的底蕴所体现，其核心是对人生和社会经过深沉思考而得到的启示和彻悟。第一回的《好了歌》和《好了歌》注便是这一层次的主题歌。《红楼梦》的三重主题，就这样分别隐伏在作者精心结撰的前五回里。所以我们提出三重主题说，并不是对以前各种主题说的一种折衷调和，不是评论者的标新立异和主观臆测，而是作者创作意图的自我表白和客观体现。证之于《红楼梦》本身，其实际情况正是如此。
二、关于文学审美层次主题的思考
毫无疑义，《红楼梦》是一部小说，一部文学作品，构成其基本主题的，只能是由文学的特质和机制所显现出来的主要思想，而不是别的什么倾向。过去，一味强调《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强调它的政治主题，并以此取代小说的文学基本主题，这显然是片面和错误的，是不符合文学的特点和作品的实际的。曾遭受过厄运而一直顽强生存着的爱情主题说比政治主题说更接近《红楼梦》的基本主题，但仅这样概括恐怕也是不全面的，或者说它仅仅是接触到了小说主题的一个方面。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得首先从构成文学（小说）的主要特质和机制──《红楼梦》的形象体系特别是这一体系中的主要艺术形象说起。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为我们塑造了四百多个可以称得上形象的人物，其中主要的人物形象也要以数十计。这些艺术形象虽然千姿百态，纷繁多绪，但基本上又是排列组合，大致有序。过去我们通常习惯于按正反面人物分类和阶级分类把他们加以疏理排列，但这样一方面解释不了作品中的许多问题，同时也未必符合作者的本意。例如按正反面人物分类，《红楼梦》里就有许多人物难以找到归宿，你说宝钗、湘云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按阶级分类，一来曹雪芹在二百多年前还不可能具备阶级观点，二来金陵十二钗正册中的贵族阶级女子和副册、又副册中的平民阶级女子都同是作者讴歌的对象，这又该作何解释？因此，这样的分类作为现代人的观念意识也许有其可取之处，但它与作者的本意和作品的实际相去甚远。
《红楼梦》写的是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贵族之家。在这里，作者按照他对于人生和生命的独特理解，创造了一个主要由封建家长和贵族家庭青年男女组成的形象体系，这个体系内的众多人物大都是依据其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排列组合的，它大致有两个行列式组成：一是年轻的、充实的、纯洁的生命，它以宝玉和金陵十二钗正册的十二个贵族女子为中心，包括副册、又副册以及三副、四副等在内的众多的青年女子；一是萎顿的、空虚的、腐朽的生命，它以贾府的封建主义家长为核心，包括那些“垮了的一代”的纨绔子弟、与之交往的各级官吏和帮闲篾片，以及那些大大小小的二主子、半主子以至老婆子（当然，这只是就总体而言，并不是说小说里的每一个人物都可以规范进去）。这两个系列的形象密切关系，互相映照，构成了我国古典小说艺术画廓里独特别致的“生命”体系。《红楼梦》的这种独特的生命排列和组合，是和曹雪芹对于人生与生命的独特理解分不开的。小说第二回借冷子兴之口转述了宝玉的一段话：“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又同一回借贾雨村之口评述甄家的一段话：“这等子弟，必不能守祖父之根基，从师长之规谏的。只可惜他家几个姊妹都是少有的。”还有小说第四十九回宝玉见了宝琴、李纹、李绮之后笑叹的一段话：“你们成日家只说宝姐姐是绝色的人物，你们如今瞧瞧他这妹子，更有大嫂嫂这两个妹子，我竟形容不出了。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这里，女儿被看作是天地间的灵气所钟，是生命的精华，而男子则被视作是人世间的浊物，是生命的糟粕。此外，小说第七十七回，通过宝玉和婆子的一般对话进一步指出：“凡女儿个个是好的”，“女人个个是坏的”，女子“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这又对女子作了一分为二：年轻的女儿是可爱的生命，而年老的女人则是可憎的生命。这种对于人生和生命的理解虽不无偏颇之处，但它却是只属于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的。所以在《红楼梦》的生命体系里，除了宝玉这样极个别尊重女性的男子，绝大部分男性和年长的女性都是属于萎顿的、空虚的、腐朽的生命，而宝玉和所有青年女子（不管她们的阶级出身如何，也不管她们的思想性格有多少差异）都是属于年轻的、充实的、纯洁的生命。十二钗之一的王熙凤算得上是一个心狠手毒、两面三刀的“反动阶级”的代表了，但在《红楼梦》的生命体系里她无疑属于后者而非前者，因为她的生命是那样充溢，精力是那样弥满，才干又是那样卓著，《红楼梦》里没有再比她更精明的“女强人”了，她和那些行尸走肉的萎顿生命恰成鲜明的对比。十二钗的妙玉、惜春和李纨的生命也许黯淡了一点，但她们一样是属于年轻、纯洁可爱的生命行列。同样，宝钗、湘云虽然沾染了较多的禄蠹气，但谁能把她们排斥在年轻、可爱、充实的生命之外？作者自云：他创作《红楼梦》是为了“使闺阁昭传”，所谓“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为“闺阁”作传，即为女儿作传，亦即为年轻的、充实的、纯洁的生命作传。表现这一类美的生命和生命的美，以及这种美的被毁灭，这正是《红楼梦》文学审美层次的主题之所在。爱情婚姻问题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作者在《红楼梦》里倾注了炽热的感情，以浓重的笔墨，就爱情婚姻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描写。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在这片古老而充满了生机的文学天地里处于一个中心的地位。围绕了这个中心，元、迎两姐妹的婚姻悲剧，湘云的爱情婚姻悲剧，李纨的婚姻悲剧，香菱的婚姻悲剧，司棋的爱情悲剧，龄官的爱情悲剧，尤氏两姐妹的爱情婚姻悲剧，袭人的婚姻悲喜剧，以及作者未及写完的小红的爱情和平儿的婚姻悲剧……它们犹如众星拱月，构成了一幅色彩绚烂、笔墨酣畅的爱情婚姻风情画。画中的青年男女虽然身分教养有别，性格风采迥异，他们所经历的爱情婚姻的内涵也各自不同，但他们都是以生命在追求，在抗争，最后以生命而殉情。其中特别是宝黛、钗之间的爱情婚姻悲剧，它们所表达的丰富复杂的社会历史内涵，以及那沥血滴髓、缠绵细腻的情感描写，两百多年来，曾经是那样深深地激动过无数青年男女的心，使他们为其所感动，所陶醉。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还没有第二部作品，在爱情婚姻描写上有着如此永久的动人心魄的魅力！
《红楼梦》不仅写了许多动人的爱情婚姻故事，而且在表现这一传统题材时，突破了前人的窠臼，使之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特别是率先提出了以思想性格的一致作为爱情和婚姻基础的新的具有现代色彩的性爱观。恩栊？斯曾经指出：“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国封建社会也是如此，由于婚姻并不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之上，缔姻的男女双方都难有真正美满的夫妇之爱；特别是妇女，更往往成为买卖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在这种情况下，男女双方尤其是女子为了反抗这种婚姻，便走上了被恩格斯称之为“力图破坏婚姻的爱情”道路，即背着父母或丈夫，妻子和情人偷情私通的道路。虽然这种“力图破坏婚姻的爱情”在历史上起着瓦解和破坏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进步作用，但它毕竟只是一种低级形式的“爱情”，离开真正的爱情还有很大的差距，正如恩格斯所说，“从这种力图破坏婚姻的爱情，到那应该成为婚姻的基础的爱情，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同上）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特别是在宋元以来蓬勃发展的通俗文学中，大量描写的就是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和“力图破坏婚姻的爱情”。《水浒传》里潘金莲和武大郎的婚姻，以及潘金莲和西门庆之间的“爱情”也许就是这类作品中流传及最广的故事。此外，在我国古代小说戏曲中，还大量讴歌着一种我们通常称之为才子佳人式的爱情。这种爱情虽然同封建礼教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且有鲜明的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但一般地说，它仅仅是由于男女双方相互“怜才爱色”而不是因为共同具有反封建的思想性格才发生的。因而这种爱情不仅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而且往往容易通过“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模式而向封建势力取得妥协。即便是《西厢记》这样的优秀作品，也未能免俗。张生和莺莺之间的爱情开始就是因为莺莺的美貌和张生的多才而发生的，而最后作为他们缔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张生必定要先中了状元，所谓“自古相女配夫，新状元花生满路”，实际上是通过向封建势力妥协而最终获得大团圆的结局。这种仅仅是建筑在“怜才爱色”基础上的爱情，虽然比那种“力图破坏婚姻的爱情”前进了一步，但它充其量只是“那应该成为婚姻的基础的爱情”的初级形态。《红楼梦》则不然，它所描写的宝、黛、钗之间的爱情，宝玉之所以最终选择黛玉而非宝钗，并不是因为貌美（按黛玉和宝钗一如纤柳，一如姣花，各尽其美），更不是因为门第（按黛玉虽也出身官宦之家，但已式微，远不如四大家族之一的薛家富贵显赫），也不是因为一般意义上的脾气性格（按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好弄小性儿，说话尖利，行动好恼人，也不如宝钗随分从时，藏愚守拙），而仅仅只是因为黛玉从来不说“仕途经济”一类“混帐话”，是宝玉唯一可引为“知己”的具有叛逆思想和性格的女性。正是因为宝黛爱情是建筑在共同的叛逆的思想性格基础之上，而且这种叛逆不只是局限于封建礼教的范畴，还包括了封建科举制度和人生道路等其它带根本性的方面，所以这一爱情才为封建家族统治者所不容，最终惨遭被扼杀和毁灭的厄运。这里，不仅涉及到“应该成为婚姻的基础的爱情”，而且进一步提出了爱情须有共同的思想性格作为基础，这比超传统的“怜才爱色”的爱情模式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它已初步具备了现代性爱观的特质。从没有爱情的婚姻，到“力图破坏婚姻的爱情”，再到“那应该成为婚姻的基础的爱情”，又从“怜才爱色”这种初级的爱情形态，到建筑在共同思想性格基础之上的现代性爱观，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芿？程。《红楼梦》以它在这方面的空前深度和广度，达到了它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除去爱情婚姻悲剧，《红楼梦》还写了众多年轻生命的另一类悲剧──青春和命运的悲剧。在这一方面，王熙凤的命运悲剧处于一个中心的地位。其它如探春、惜春两姐妹的青春和命运悲剧，妙玉的青春和命运悲剧，巧姐的青春和命运悲剧，可卿的命运悲剧，晴雯的青春和命运悲剧，鸳鸯的青春和命运悲剧，金钏的命运悲剧，芳官等一批美优伶的命运悲剧，……它们同样以成功的艺术形象和动人的故事情节打动了千百万读者的心，并在小说中占去了相当的比重。很显然，仅仅概括为“爱情主题”是不能包括上述内容的，因为以上生命的悲剧大都和爱情婚姻无关或甚少关系。他们的悲剧的造因，或者是因为他们生于末世，或者是因为他们与世不合，或者仅仅是因为他们美貌年轻。他们的悲剧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生命的失落和被摧残。
在这类悲剧中，王熙凤和探春的悲剧比较相近。虽然王熙凤劣迹多端，但她和探春都属于大观园内有才干的“女强人”。凤姐的协理宁府和探春的理家充分显示了他俩的这种管理才能。但是正如他俩的判词所说，“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由于他俩“生于末世”，因而最终落了个“哭向金陵事更哀”和“千里东风一梦遥”的可悲结局。惜春和妙玉的悲剧也比较相近，他俩因为与世俗不合，因而“把这韶华打灭，觅那清淡天和”，但“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最终两人也分别沦落到“风尘肮脏”和“缁衣乞食”的地步。巧姐的命运悲剧则是和她家族的败亡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势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一个贵族小姐一度也“流落在烟花巷”。秦可卿的命运悲剧比较特殊，仅仅是因为她“擅风情，秉月貌”，便落了个“悬梁自缢”的结局，她其实是那个荒淫家族的无辜牺牲品。晴雯和鸳鸯的青春和命运悲剧是这类悲剧中写得最有光彩的，他们的愤怒而微弱的呼喊，有力而无力的抗争，写下了生命乐章中最可歌可泣的一页。金钏和芳官等一批女奴的青春和生命同样是被生生葬送的，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活得是这么短暂，但他们对之已深感绝望，无所留恋，一个“情烈而死，一个“斩情”为尼。总之，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属于“薄命司”的人物，虽然他们也曾有过希望和憧憬，但更多的是痛苦和悲切，他们无法摆脱时代和阶级所加于他们的命运。
“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多情的公子，怀春的少女，可爱的生命，都无情地毁灭；《红楼梦》正是以它独特的“生命”体系，表现了其文学本体层次的主题。这是一个包括了爱情悲剧、婚姻悲剧、青春悲剧和命运悲剧在内的家庭悲剧、社会悲剧和人生悲剧。谈《红楼梦》主题而不涉及这一层次，那就失去了作为文学作品的《红楼梦》的价值和意义。
三、对政治历史层次主题的反思
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曾流行《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的提法。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这一提法又遭到了许多研究者的诘难。其实，如果我们剔去“四人帮”横行时期掺杂芿？的阴谋红学、影射红学、帮八股红学等非红学的成分，还历史以本来面貌，这一提法不仅作为一家之说有其存在的价值，而且它还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目光：他看到了文学审美层次之外的政治历史层次的主题，并对之作了比较科学的概括和说明。
注意到《红楼梦》的政治性寓意，这从旧红学就开始了，鲁迅所说的“革命家看见排满”即是。但那完全是一种猜谜式的索隐，谜底与小说本意相去甚远。而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无非是说《红楼梦》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以及统治阶级之间的相互勾结和倾轧等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内容，可以把它当作历史来读。只要我们不把这一提法和文学审美层次主题对立起来，割裂开来，那么我们很难说它一定不符合作品的实际。主此说者率先强调了第四回“护官符”上的四句俗谚口碑在全书中的重要地位，所谓“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认为此四句话即是全书之总纲。平心而论，强调第四回和“护官符”上的四句俗谚口碑在《红楼梦》全书中的重要地位，这是《红楼梦》研究史上无数重要的里程碑之一，它起码提供了这样一种启示：不能完全把《红楼梦》当作一部言情小说来读，它还有着比爱情更为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
第四回写的是“金陵一霸”薛蟠倚财仗势，打死人命，而被贾雨村“就中维持”一事；由此引出了一纸“护官符”，提出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小说通过门子之口介绍和解释说：“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所以绰号叫作‘护官符’。”“凡作地方官者”“皆有”，“各省皆然”，这说明问题的普遍性；“触犯了”“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这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如小说中所写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也不单靠这三家，他的世交亲友在都在外者，本亦不少。”可见这是怎样一张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封建关系网！它张得是那样大，结得又是如此深，这种网下的封建吏治又如何能清正呢？果然，开始听了还怒呼“岂有这样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来的”贾雨村，最终“便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请君着眼护官符，把笔悲伤说世途。”（戚本回首诗批）一纸“护官符”，它所揭示的正是封建吏治的黑暗和腐朽！
无庸讳言，《红楼梦》政治历史层次的主题有不少是通过穿插于小说之中的一些重要情节插曲来表现的，即如第四回的“乱判”一案，毕竟也只是一个插曲，它并不涉及小说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在这方面它只是为出宝钗这个主要人物服务的）。其它如写乌进孝进租，它同样不属于小说的主要情节，甚至和主要情节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还有那常讲的几十条人命，其中有些只是顺带叙事（如金哥、石呆子等）；但作者之所以要不时穿插进这些情节，显然反映了作者企望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再现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意图。一纸“护官符”所揭示的封建吏治的本质，一张交租单所反映的封建剥削关系，以及那几十条人命所反映的封建专制和压迫，这一切，都构成了《红楼梦》文学本体层次之外厚厚的政治外延层次。其中特别是对奴的种种欺压和凌辱，成为这一层次中最重要的部分。
除去社会阶级斗争方面的内容，《红楼梦》还有涉及当时政治斗争的描写。在《红楼梦》研究中，“政治斗争”包含了独特的含义，它主要是指清代康、雍、乾三朝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斗争和倾轧。认为《红楼梦》就是一部写政治斗争的书，这无疑不符合《红楼梦》的实际。但完全否认《红楼梦》有政治斗争的投影，同样不合作品的实际。因为曹雪芹所属的家族，确是在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残酷斗争中败落下来的，而且正是从这样的经历中，曹雪芹看到了他所属的贵族阶级的种种罪恶和腐朽，看到了他们除去灭亡，没有也不配再有更好的命运。因此他在奋起如椽大笔创作“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的《红楼梦》时，无疑会把他自身的经历和所属家族的遭遇熔铸进小说的艺术描写之中。
《红楼梦》涉及当时政治斗争当然不可能用明笔、直笔，而只能是用隐笔、曲笔，但若专从字缝中去寻找所谓的“微言大义”、“春秋字法”，索隐被作者隐去的政治斗争真事，这种方法于研究文学作品是不可取的。重要的还是从情节和场面本身自然流露出来的倾向。小说中有许多描写都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当时政治斗争的投影。如第十三回秦氏死后贾珍恣意奢华，寻了一付“坏了事”的义忠亲王老千岁要的棺板，原封在薛家木店里无人“出价敢买”，贾珍却“喜之不尽，即命人抬来”。贾政因劝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殓以上等杉木也就是了。”但此时贾珍恨不能代秦氏之死，这话如何肯听。在清代，和“坏了事”（即在政治斗争中获罪革职以至致死者）的亲王老千岁搭上了这层关系和纠葛，这也是可以获罪的口实；当年的曹俯就因曾替“塞思黑”（雍正皇帝胤祯的弟弟兼政敌胤禟，释为“讨厌”之意）寄顿镀金狮子，而被人指控。此镀金狮子系塞思黑于康熙年间遣人在江宁铸就，“后因铸得不好，交与曹俯，寄顿庙中”，后这位亲王“坏了事”，曹俯仍“藏贮遗迹”，故被人查出后当然要“奏闻请旨”（详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江宁织造隋赫德奏查织造衙门左侧庙内寄顿镀金狮子情形摺”）。象小说中所写薛家木店里寄封“坏了事”的义忠亲王老千岁的棺板以及贾珍为秦氏丧动用这付棺板，这在当时也是非同小可之事，故贾政才说了那段有深意的话。又如第十六回元春晋妃时正值贾政生辰，宁荣二处人丁都齐集庆贺，热闹非常，忽有门吏来报“有六宫都太尉夏老爷来降旨”，“唬的贾赦贾政等一干人不知是何消息，忙止了戏文，撤去酒席”；旨意只是“立刻宣贾政入朝，在临敬殿陛见”，贾赦等“不知是何兆头，只得急忙更衣入朝”，这里“贾母等合家人等心中皆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飞马来往报信。”从这一片惊弓之鸟的气氛中，我们不难窥见笼罩在当时官员及其家属心灵上的政治阴云。
最突出的当然莫如有关抄家的描写。历史上雍正皇帝为穷治政敌，好以抄家治人罪，他曾此地无银三百两地供称并下令：“朕即位以来，外间流言，有谓朕好抄没人之家产者，……近闻市井中斗牌名色，有称‘抄家湖’者，讥刺朝政，甚属可恶！……似此奸恶之徒，一经被获，律在必诛！”（《永宪录》卷四“禁造流言非议朝政”条）由此可见当时抄家之风的盛行和最高统治者的讳莫如深。曹雪芹家族及其舅祖李煦家族便正是在雍正朝被抄家治罪的。当时市井中斗牌名色有称“抄家湖”者尚“律在必诛”，更何况议论并用笔墨写及抄家者！而曹雪芹却在《红楼梦》中偏偏几次讲到抄家，写到抄家，前八十回两次议论到甄家的抄家，七十四回探春讲的一次是“内抄”：“你们今日早起？曾议论甄家，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七十五回尤氏和王夫人讲的一次是“外抄”：“甄家犯了罪，现今抄没家私，调取进京治罪。”“贾母歪在榻上，王夫人说甄家因何获罪，如今抄没了家产，回京治罪等语。”小说第七十四回又写了贾府的一次“内抄”：“惑奸谗抄捡大观园”；续书第一百零五回则写了贾府的一次“外抄”：“锦衣军查抄宁国府”。根据脂批的透露，雪芹原稿后半部尚有“抄没”、“狱神庙”诸事，其对朝政的讥刺抨击可能要比现在续书尖锐激烈得多！从曹雪芹在小说中几次讲到并写及抄家，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勇气，而且也确证小说涉及到了当时的政治斗争。《红楼梦》的政治历史层次主题有些则是和文学审美层次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那些众多的爱情婚姻悲剧和青春命运悲剧中，有很多都包含了阶级斗争的内容或深刻的政治意义。且不说其中主对奴的宰割压迫，且不说卫道者对叛逆者的摧残扼杀，即如作为贾府最高地位象征的元春的婚姻悲剧，就包含了揭露和控诉封建君主专制的强烈政治寓义。“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出来。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这饱和了血和泪的话语，虽“未及皇家一语，而隐然有一专制君主之威在其言外，使人读之而自喻”（侠人：《新小说》）。它和明末清初一些进步思想家痛斥君主帝王“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其思想倾向完全一致。以第四回和“护官符”上的四句俗谚口碑为总纲，《红楼梦》就政治历史层次展开了广阔而深刻的艺术描写，其笔触所及，包括了封建社会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诸多方面。把政治主题作为《红楼梦》的唯一主题而加以独尊是错误和片面的，但因此否认《红楼梦》存在着政治历史这一层次的主题同样不是实事求是的。
四、哲学最高层次主题试探
除去文学审美层次和政治历史层次，《红楼梦》还存在着一个哲学的最高层次主题。这是《红楼梦》之所以伟大深刻之处，也是我国旧说部其它小说难以望其项背之处。俞平伯先生不久前在香港讲学时曾提出：今后要加强从哲学上对《红楼梦》进行研究。这一意见非常正确。过去俞平伯先生提出的“《红楼梦》的主要观念是色空”一说（《读〈红楼梦〉随笔·〈红楼梦〉的传统性》），实即涉及到哲学范畴的问题，惜未能对此作出准确深入的阐述；以后此一观点又遭到了政治上的批判，以致无有再谈论者。其实，“色空”观念确是《红楼梦》客观存在的一种主要哲学观念，它不应成为《红楼梦》研究中的禁区，问题是如何对它作出正确的解释。
作为《红楼梦》哲学层次主题歌之一的《好了歌》云：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这首《好了歌》的核心思想，便是跛足道人所阐发的：“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歌词和上述阐述文虽浅近，其意则深。虽然其间夹杂了浓厚的虚无主义思想情绪，但究其主导而来说，这是对于人生和社会经过深沉思考而达到的大彻大悟，是只有“翻过筋斗来的”才说得出的人生哲理。其本质就在于一个“变”字，可以说这是贯穿小说始犻？的辩证法思想的生动体现。被跛足道人称赞“解得切”的甄士隐的《好了歌》注（它也是《红楼梦》哲学最高层次的主题歌之一），其贯穿的同样是一个“变”字：“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这里，作者以形象的笔触和酣畅的气势，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封建“末世”社会纷纷扰扰的世俗人生画卷，其间充满了盛与衰、荣与辱、生与死、富与贫、升与沉的急剧转变，亦即好与了的相互转化和蜕变。正如脂评在眉批上所指出的：“先说场面忽新忽败，忽丽忽朽，已见得反复不了。一段妻妾迎新送死，倏恩倏爱，倏痛倏悲，缠绵不了。一段石火光阴，悲喜不了，风露草霜，富贵嗜欲，贪婪不了。一段儿女死后无凭，生前空为筹画计算，痴心不了。一段功名升黜无时，强夺若争，喜惧不了。总收古今亿兆痴人共历此幻场幻事，扰扰纷纷，无日可了。”（甲戌本批）总之，富贵、功名、生命、家庭……一切都处在不断的变的过程之中，变是永恒的，绝对的，不变只是暂时的，相对的。世上既没有永世长存的天道和天理，也没有可“永保无虞”的万世治安之策。一个家族是如此，一个阶级、一个王朝又何尝不是如此？！正是从这种“变”的辩证法思想出发，作者在他的《红楼梦》中对现存制度的永世长存提出了深刻的怀疑，从而使《红楼梦》达到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历史高度。
关于曹雪芹的哲学思想，论者或从第二回贾雨村关于天地之正邪二气的一段议论出发，谓曹雪芹对于宇宙本体的看法是唯物的，这于探讨作者的哲学观也许是有用的（当然贾雨村的这段话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作者本人的思想，这是不能全然划等号的），但于《红楼梦》总的哲学主题却是两码事。因为曹雪芹写《红楼梦》并不是企图讨论宇宙本体论，他只是为写一个家族的“离合悲欢，兴衰际遇”，而他所亲身经历的本家族的遭际命运，以及他所看到和听到的同时代贵族阶级的升沉荣辱剧变，使他对有关“变”的辩证法思想有了最深切的体验。文学作品的主题不是别的，正是作者体验最深的一种思想或意念。因此，反映在《红楼梦》里的主要哲学思想，便是关于“变”的辩证法思想。这也是小说全部艺术形象和故事情节所包含的底蕴所显示出来的。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主要人物，包括宝玉和十二钗正册的十二个贵族女子，副册、又副册及三、四副册中的众多青年女子，以及四大家族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不管他们的思想、性格、身分、教养有着多大的差异，他们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一场命运的巨变：从当年“锦衣纨绔”“饫甘餍肥”的贵族生活，最终跌入黑暗的地狱：有的惨死，有的远嫁，有的被卖，有的遁入空门，有的流落风尘，有的夫妇生离，有的空担虚名，有的被捕下狱，其中主要人物贾宝玉，一度穷困到“寒冬噎附图 （連結），雪夜围破毡”的地步，最后出于对封建家族的绝望，“悬崖撒手”，“弃而为僧”，从封建家族中反叛了出去。昔日“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的荣宁两府，以“一败涂地”即彻底的覆灭而告终。所谓“颓运方至，变故渐劤？”，“悲凉之雾，遍被华林”（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变”的思想，渗透进了小说所有的艺术形象和故事情节之中。这是对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的大胆否定。
与“好”“了”相对应和接近的还有“色”“空”观念。所谓“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都是参透人生真谛的至言，虽然其间不无消极虚无的成分。俞平伯先生解释“这色字读如色欲之色，并非佛家五蕴的‘色’”（《读〈红楼梦〉随笔·〈红楼梦〉的传统性》）。这样理解似未免狭窄了一些。这里的“色”作为佛教用语，当为有形之万物的总称，其中当然也包括了五欲之一的色欲。佛家有“五蕴”之说，认为人身并无一个自我实体，它只是由色蕴（组成身体的有形之物质）、受蕴（承受事物而生的情感欲念）、想蕴（想象事物的意象意念）、行蕴（对境而产生的行为活动）、识蕴（识知事物的心灵意识）等“五蕴”假合而成。在佛家（大乘）看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意谓不论物质现象（相当于“色”），还是精神现象（相当于“受”、“想”、“行”、“识”），皆为因缘所生，并非本来实有，故是“空”也。这就是所谓“五蕴皆空”。按照佛家的理解，“色即是空，非色灭空，色性自空”（鸠摩罗什译《维摩经》）。意思就是说，物质本质就是空的，并不是物质毁灭后，它才是空的。对此僧肇在《维摩经注》中解释得很清楚：“色即是空，不待色灭然后为空。是以见色异于空者，则二于法相也。”其它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所以佛家对“五蕴”有沫、泡、焰、蕉、幻之五喻，《增一阿含经》曰：“色如聚沫，受如浮泡，想如野马，行如芭蕉，识为幻法。”《止观》则作：“色泡，受沫，想焰，行诚，识幻。”这都是喻色和“五蕴”之幻而不实。《红楼梦》中所反映的“色”“空”观念，正是曹雪芹受到佛教（大乘）哲学思想影响的产物。只是他并非抽象地讲说枯燥的教义，而是通过艺术形象进行感情的潜移默化，渗透进读者的心灵。
也许有同志会说：既然曹雪芹已如此看破了红尘，那他何以还会有这样一部苦苦执着于人生的《红楼梦》呢？这就是曹雪芹和一般的佛教徒的不同之处，或者说他高出于后者之处：作为一个“翻过筋斗”即饱经世事动荡和遭受过重大挫折的人，他虽看破了世情，但又不忘于人生；特别是对当年闺阁中“所有之女子”，更是觉其“行止见识”难以忘怀，因而不愿“使其泯灭”，写出了这部“怀金悼玉”即缅怀痛悼整个年轻一代的《红楼梦》。这里，曹雪芹在“色即是空”的宗教哲学命题里，掺进了“情”的观念。所谓“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在“色”与“空”之间，引进了“情”作为中介。“因空见色”和“自色悟空”即为传统的色空观念，而“由色入情”和“传情入色”则为曹雪芹的创造发明。“由色入情”指由万物而生的情感欲念，它和“五蕴”之一的“受蕴”比较接近；“传情入色”则指把人的情感注入万物之中（包括有情之物和无情之物），这是曹雪芹贯穿于《红楼梦》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据脂批透露，小说末回为《情榜》，榜中不仅有书中所有比较重要的女子的“芳讳”（正册、副册、又副册、三、四副册共六十人，另加宝玉为诸艳之冠，计六十一人），而且以“情”为中心内容对他笔下的主要人物一个个作出评语，如宝玉宗“情不情”，黛玉为“情情”（以上参见甲戌本第八回、庚辰本第十七和十九回批语）。所谓“情不情”，按照脂批的解释，即“凡世间之无知无识，彼俱有一痴情去体贴”（甲戌本第八回），前一个“情”字用作动词。而黛玉的“情情”，则是对世间之有情之物，彼能以一痴情去体贴。两者合观，即对世间所有有情之物和无情之物，都须以一痴情去体贴。这也就是“传情入色”的内涵。我们看《红楼梦》，其间所蕴含的不正是这样一种思想吗？
然而，在封建专制时代，是不允许有“情”的合法存在的，“情”是最终要被统治者的“理”所扼杀了的。因此，曹雪芹在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寞时”，一方面演出了“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一方面又发出了“色即是空”的悲叹和呼唤。正是基于这种对于现实人生的执着和彻悟，才造就了《红楼梦》这样一部深刻的人生启示录。不难设想，如果仅有前者而缺少后者，亦即缺少哲学最高层次的思考，那《红楼梦》纵然写得再情真意切，也不可能象现在这样发人深思，令人玩味不已。而且越是有阅历的人，越能体会出那隐藏在深层的人生的哲理。这也是《红楼梦》之所以为《红楼梦》，它的高出于其它小说的伟大而深刻之处。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即《红楼梦》与禅宗的关系问题。有论者曾对禅宗的人生哲学演进作了这样的概括：“从禅宗的人生哲学来说，是有一个从禁欲到适意，又以适意到纵欲的演进过程的，而且这一过程的确也曾在士大夫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情趣上发生种种影响。”（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以适意为特征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情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宋代的禅悦之风上，而以纵欲为标志的影响则主要反映在明代中叶以后的禅悦之风的再度兴盛上。这些概括和论述无疑都是很有启迪的。但在谈到清代的禅宗思想影响时，则认为又回到了“适意”这一宋代原来的中国上：“禅悦之风从宋代到元、明、清绕了一个圈子，终于又回到了宋代原来那个中国。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一看体现在《红楼梦》中的曹雪芹禅学思想就够了。”（同上）对“体现在《红楼梦》中的曹雪芹禅学思想”，作者并没有作具体的分析。说《红楼梦》表现了以“适意”为特征的禅学思想，这也有它正确的一面。但若说《红楼梦》所体现的禅学思想即以“适意”为主要特征，这却是不敢苟同的。如上已述，《红楼梦》以“情”为中心，构筑了他那庞大而有序的生命体系，他笔下的所有主要人物，都是在“情”字下挂号的；特别是他通过贾宝玉、林黛玉等一系列“情痴”“情种”的形象，变明代中叶以后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以“欲”抗“理”而为以“情”抗“理”，从而把明代中叶以后出现的启蒙文学思维提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即如宝玉其人，他是书中第一情痴和情种。即使他的悟禅和最后出家为僧，也无不是“情极之毒”所引起。如小说第二十二回写他悟禅机，即为情而起，又缘情而结，如同脂批所指出的：“宝玉悟禅亦由情，读书亦由情，读《庄》亦由情”（庚辰本二十二回批），最后“还是心中不净不了斩不断之故”（同上）。又如宝玉最后出家为僧，虽然我们已看不到曹雪芹的原稿，但根据脂批所云：“宝玉之情，今古无人可比，固矣。然宝玉有情极之毒，亦世人莫忍为者，看至后半部，则洞明矣。此是宝玉三大病也。宝玉有此世人莫忍为之毒，故后文方能《悬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宝钗之妻、麝月之婢，岂能弃而为僧哉？！”（庚辰本二十一回批）这就是说，宝玉最后“悬崖撒手”，“弃而为僧”，也是“情极之毒”之所致。其它诸如“宝玉砸玉，颦儿之泪枯，种种孽障，种种忧忿，皆情之所陷”（同上）。这怎么能说《红楼梦》所表现的禅学思想是以“适意”为主要特征呢？从作品的实际出发，笔者以为，《红楼梦》所表现的主要是以“钟情”为特征的禅学思想。从明代中叶以后的《金瓶梅》到清代中叶的《红楼梦》，正反映了从“纵欲”到“钟情”这一禅宗人生哲学的演进和文人士大夫生活情趣的变化。相比明代中叶以后那些“狂禅”，曹雪芹显然要冷静、深沉多了。
五、三重主题：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
以上我们为了叙述的方便，从三个方面分述了《红楼梦》的三重主题。其实就小说本身而言，这三重主题完全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而哲学则是前两者的自然升华和最高总结。不把文学而把政治或历史视作《红楼梦》基本主题，那《红楼梦》就不成其为小说和文学作品，而成了政治和历史教科书。但若不看到《红楼梦》的政治历史层次，则又无疑会大大缩小《红楼梦》的丰富历史内涵，缩小它所反映的广阔的社会生活面。同样，如果我们不再深入一层，进入到《红楼梦》深层的哲学意识，那我们也很难说把握住了《红楼梦》的精髓。
鲁迅先生当年曾说过：对《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集外集拾遗·〈绛洞花主〉小引》）这种“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命意”的历史现象正好证明了《红楼梦》主题的多义性。其实鲁迅所列举的就已涉及了哲学（经学家看见《易》）、文学（才子看见缠绵）、政治（革命家看见排满）等三个层次，只是这些人所看见的不尽正确和准确。如果我们分别找到了相对比较正确的答案，并把它们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来看待，那么有关《红楼梦》主题的争论或许就可以少一些。
三重主题：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联系到曹雪芹已把这三重主题的主题歌分别隐伏在他精心结撰的前五回里，对这一结论也许就比较容易取得一致的意见。这三首主题歌在前五回里是沿着哲学──政治──文学的秩序排列的，这正和研究者循着文学──政治──哲学的秩序探讨其三重主题成相反方向；因为作家最终是要进入文学本身而研究家则是要从文学本身出发去探讨其历史和哲学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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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中小学语文教学 红楼梦,曹雪芹教案，教学设计 参考资料，课文
作品论《红楼梦》的三重主题原文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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