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就屈原而言，失志的怨愤，忠君的执著，都是其作品所涵容的情感。当其作品一经面世，阅读者同时也就成为了作品的诠释者，成为了屈原作品传播与接受的主体。于是，“读者的接受水平如何，作品就如何存在。”而读者的接受水平受制于多方面的因素，时代风气的影响是其中之一。
班固以屈原为“贬絜狂狷景行之士”，王逸称屈原是“执履忠贞”的“俊彦之英”，二人的评价各有偏重，不仅反映出他们各自的个性，也反映出东汉高扬儒学伦理道德的社会风尚。班固的读屈原，继续了自贾谊、司马迁以来的“士不遇”主题，却变同情的愤怨为明哲的平静，自然带出了认为屈原过于激烈的批评。王逸的读屈原，则由士不遇的命运感伤而转变为忠君眷国的道德表彰，从而也弱化了屈原的怨君疾世之情。显然，二人都不取屈原愤激的情绪。班固主张执道自守的退避，王逸主张忠君不渝的进取，二者看似矛盾，而据以儒学的伦理道德立场则同出一辙。因此，自贾谊、司马迁以来的汉代士人阅读屈原而注重情感的接受维度，在东汉则有了转变，班固也好，王逸也好，他们都是将理性的阐释放在了阅读活动的首位。
汉人是屈原及其作品的最早阅读者。他们的阅读活动融入了他们自己的生活体验，表达了他们自己的现实追求，而他们对于屈原及其作品的理解与认识随同屈原作品的历史传播而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读者。士不遇的哀伤与忠君眷国的坚贞一直是屈原阅读史上的两大主题。班固的注解，为汉人的“士不遇”之叹作一小结，虽未解决士人人格与专制权力之间的冲突，却毕竟提出了一条自我舒解的路径。汉以后人也仍然吟唱着“士不遇”的哀伤，但在情感表达上已不像汉人那样激烈。王逸的注解，则通过张大屈原的忠君之心，突出了士之执守忠贞的道德意义，在此之前，屈原的忠君之意是虽有言及却并未成为士人阅读的重心。而随着《楚辞章句》一书的传播，随着中国历史的进程，屈原忠君眷国的道德感情出现了越来越响亮的歌唱。于是，王逸的影响不仅远大于班固，而且二人的注解也成为了屈原阅读史上的旧案。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