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贾谊司马迁而开始的对屈原之死的质询，是生活在汉帝国的士人在怀才不遇之时看不到自身出路的苦恼，而经过扬雄之“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的叹惋，到东汉班固、张衡等人，则提出了“明君子之所守”，“密尔自娱于斯文”的解决之途。正是在这种阅读背景之下，班固注《离骚》，强调屈原出众的才华，而不赞成其愤激的情感与自杀的行为，主张以明哲的平静来对待命运的坎坷，而有“非明智之器”的批评。
　　
　　三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东汉前期，儒学统领意识形态已有二百余年，通过经学的博士教授与官吏任用，儒学所崇尚的伦理道德深入人心，因而规整了西汉前期士人追求功业的个人意气，辅弼君主，立政济民，流德后世，成为东汉士人的向往。而德业的建立，可以通过政治功名，也可以经由学术建树与品行修养。尤其是后者可以避开专制权力与个体人格之间的冲突，故在东汉，隐居与入仕一样，也成为了士人的选择。
　　从光武帝刘秀之尊周党，借隐士以提倡重廉耻的社会风尚，东汉皇帝对隐士态度殷情，多所表彰。因为隐士虽不屈征聘，却也成为政治清明的标榜。这就推动了以不就朝廷征辟而取名声的士人风尚。入仕与隐居，士人的道路选择虽不同，但都以儒学道德为行为依据，在朝为官者强调的是謇谔不屈的直谏之风，隐居山林者注重的是清高不俗的高尚之德。不过，隐士之德毕竟以忠君为上，若只取声名而不尽力于朝廷，保全个人品德，却无视国家危难，就不仅招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批评，而且，徇徇默守也不合儒学“舍生取义”之道，而“为志士之所耻”。在王逸所生活的安帝、顺帝时期，关于隐士的出仕与否，是当时社会所关注的一个问题。
　　南阳大儒樊英，多次辞绝官府征聘，后于顺帝时入朝任官。谢承《后汉书》记载：樊英初被诏命，众皆以为必不降志，南郡王逸素与英善，因与其书，多引古譬喻，劝使就聘。如黄琼有清高之名，应征入朝，李固写信勉励他：“诚欲枕山栖谷，拟迹巢由，斯则可矣；若当辅政济民，令其时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志士终无时矣。”（《后汉书》卷六一）王逸写给樊英的劝勉信虽不可得见，但也一定是以志士许身、忠君报国为宗旨。樊英在读王逸信后而改变多年来的坚持，除二人之间的友谊与信任，王逸的“古譬喻”一定有相当的说服力。以王逸对屈原忠信事君的无限赞许，他所引用的“古譬喻” 中，想必是有屈原在的。尤其是安、顺之时，外戚专恣，宦官擅权，朝政淆乱，大臣多以缄默守身而乏谔谔之风，许多人都把振兴朝纲、澄清天下的希望寄托在以清高著称的名士身上。王逸之劝勉樊英接受征聘，就是一例。樊英入仕后而无所建树，毁其清名，时论甚至以为是王逸的劝勉之过。由此也可见王逸系心朝廷的殷切。
　　在这种背景之下，王逸读屈原，注楚辞，最为强调的就是屈原对君主的忠贞。同是解释《离骚》的名称之义，司马迁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说：“离，犹遭也，明己遭忧作辞也。”沿袭司马迁的解释而对“离”字作进一步的说明，强调屈原在《离骚》中抒写的是贤才不遇明君的忧伤。而在王逸，屈原诸作之中，《离骚》被冠以“经”之名，解释说：“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他强调的是不遇之士对昏聩之君的不弃不离。在司马迁和班固的解释中，“离”通罹，“骚”为忧，“遭忧作辞”即“发愤而抒情”，抒写的是怀才不遇者的一己忧伤。王逸之释“离”为别，骚为愁，并与“犹依道径以风谏君”相联系，这离别之愁就不是士之不遇的个人忧伤，而是士谏君而君不听的去君离国之愁。王逸是将《离骚》视为屈原之忠君不渝的道德情感的抒写。《离骚》是《楚辞章句》一书的首篇，王逸从解释篇名开始，将贾谊、司马迁以来汉代士人阅读屈原的价值取向，由士不遇的个人忧伤转向了忧君忧国的道德情感。
　　这种以道德情感为主导的阅读取向贯穿于王逸的整个注解。其《离骚叙》称：“屈原履忠被谗，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诗人之义”，即儒学所宣扬的《诗经》的讽谏精神，是臣下对君主的不渝之情，故“讽谏”与“思君”是王逸在注解中常常提到的字样。如言《九歌》是“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讬之以风谏”；《惜诵》是“此章言己以忠信事君，可质于神明”；《哀郢》是“此章言己虽被放，心在楚国，思见君而不得”；《思美人》是“此章言己思念其君，不能自达”等。他论析《离骚》之文，是“依托五经以立义”，将文中物象的象征说成是“依《诗》取兴”，强调“其词温而雅”，从而弱化了屈原的发愤而抒情。当刘安称屈原之志可与日月争光而司马迁深赞其说，本是强调其“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的个性情感，到王逸这里，就变成了“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的道德表彰。
　　
　　四
　　
　　就屈原而言，失志的怨愤，忠君的执著，都是其作品所涵容的情感。当其作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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