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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纪》),又吸取“异姓王”叛乱的教训, 大封“同姓王”(《张陈王周传》),为“孝治”奠定了体制基础;惠帝四年,“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惠帝纪》) ;吕后元年,“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高后纪》)；文帝“置《孝经》博士”,元年三月,制“受鬻法”；十二年,“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 (《文帝纪》)；武帝元年,表彰“孝子、顺孙”(《武帝纪》)；三年,中山王刘胜还给武帝苦诉了许多“同姓一家”的道理:“臣闻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则?所托者然也。臣虽薄也, 得蒙肺附；位虽卑也, 得为东藩, 属又称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亲, 鸿毛之重, 居党议,朋友相为,使夫宗室摈却,骨肉冰释。斯伯奇所以流离,比干所以横分也。诗云:‘我心忧伤, 焉如捣; 假寐永叹, 唯忧用老；心之忧矣, 如疾首。’臣之谓也。”(《景十三王传》) 武帝很受感动；五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十一年,把“举孝廉”确定为基本的用人制度。
五、董仲舒是不是汉代的“儒者宗”?
班固在《礼乐志》中说:“董仲舒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对班固此说,古今理论界都奉为高论, 如周桂钿说:“班固说他‘始推阴阳, 为儒者宗。’对不对?我们认为还是班固说的(得) 对。”(《董仲舒》,第326 页)
这种说法欠妥。第一,班固此说出自刘向,而刘向对董仲舒的过高评价一直受其子孙的批评。刘向认为: “仲舒为世儒宗, 定议有益天下。”(《汉书·楚元王传》) 又认为:“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汉书·董仲舒传》) 后来其子刘歆就对其提出过质疑, 说:“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赣、子游、子夏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直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济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同上) 就是说,他认为其父说董仲舒为“世儒宗”和“王佐之材”都不当, 董仲舒只能算一个“群儒首”。后来,“向曾孙龚, 笃君子也, 以歆之言为然”。(同上) 可见,刘向曾孙刘龚认为刘歆的评价较科学,而对刘向的评价不认同。
第二, 汉代儒学的教授和策问状况能否产生“儒者宗”? 什么叫“儒者宗”, 就是几乎所有或大多数儒者都要以其为宗师。产生儒者宗的前提,是儒学在教授上要由官方规定注本,对策以注本为准。如后世朱熹是“理学宗”, 因其《四书集注》, 既是皇帝钦定的科举教材, 又是科举的答题标准。汉代的儒学教授, 官方只规定了儒经科目,如《五经》、《论语》、《孝经》等,未规定注本,儒师们都“各以家法教授”。而且,儒学对策也是家法怎么教,儒生们就怎样对,有时汉代一科儒经都录取几个不同派别的博士。因此,汉代不会产生“儒者宗”。
第三, 董仲舒是否具备“儒者宗”的资格?我们知道,董仲舒在汉代是《春秋》即《公羊》大师,他不兼经,一生主要从事《公羊》的教授、研究和著述。汉初传《公羊》有三家,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说:“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 ……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 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 公孙弘亦颇受焉。”在这三家中, 尽管董仲舒是佼佼者, 即他对《公羊》的阐发比胡毋生与公孙弘深刻, 但始终只是《公羊学》中的一派,并非是《公羊》学的唯一宗师。特别是,东汉《公羊》学的最大代表何休,在其名著《公羊解诂》中, 明确宗胡毋生, 一个字都未提及董仲舒。董仲舒在汉代连“《公羊》宗”都够不上, 何来的“儒者宗”?
综上可见, 班固对董仲舒的这些新说法都不能成立, 均属伪造。古今理论界偏信班固是不对的。今天,我们的董仲舒研究,应回到司马迁的《史记》,以《史记》的记载为准。只有这样,才能还董仲舒的本来面目, 才能科学认识董仲舒。 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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