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 理论界都以田蚡的“绌抑黄老, 崇尚儒学”来说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在于:第一,是张冠李戴。这里的中心人物是田蚡,不是董仲舒。第二,二者的性质有别。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只是将“黄老”从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宝座上拉下来, 并使儒学成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 根本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三,逻辑上倒果为因。按班固的说法, 董仲舒是武帝七年首次《五经》考试的第一名,田蚡“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则在武帝六年,所以董仲舒只能是武帝尊儒的产物,而不是在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建议下武帝才尊儒的。

三、武帝“立学校之官”出自董仲舒吗?

班固在《董仲舒传》中说,“立学校之官”,“自仲舒发之”。古今理论界亦如是说, 如今人吴九成先生说:“董仲舒极力提倡‘兴太学,置明师’……南宋徐天麟说‘武帝立学校之官……皆自仲舒发之’,说明董仲舒在推行新的官吏培养和选拔制度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吴九成: 《略论董仲舒的儒家属性》, 载《江海学刊》1996 年第4 期。下面所有关于吴先生观点的引文,均出于此)

这里,说武帝“立学校之官”出自董仲舒,根据不足。虽然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之前两策,都有“兴太学”的建议, 如第一策说:“立太学以教于国, 设庠序以化于邑”；第二策说:“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但如前所述, 《天人三策》不是董仲舒的作品,不能以此证明武帝“兴太学”出自董仲舒。

事实上, 武帝“立学校之官”乃公孙弘所为。《史记·儒林列传》载:“公孙弘为学官, 悼道之郁滞, 乃请曰:‘……闻三代之道, 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 配天地, 本人伦, 劝学修礼, 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 顺乡里, 出入不悖所闻者, 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制曰:‘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班固在《武帝纪》中也承认:元朔五年, “夏六月,诏曰:‘……其令礼官劝学, 讲议洽闻, 举遗举礼, 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 崇乡党之化, 以厉贤材焉。’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 

另外,班固在《循吏传》中又载,武帝“立学校之官”本自文翁的“起学官”:“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 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 遣诣京师, 受业博士, 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 蜀生皆成就还归, 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 官有至郡守刺史者。斋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 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 数年, 争欲为学官弟子, 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 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四、武帝“举茂材、孝廉”亦出自董仲舒吗?

班固在《董仲舒传》中说:“州郡举茂材、孝廉, 皆自仲舒发之。”古今理论界亦从之, 如今人吴九成先生说: “董仲舒极力提倡……选茂材、举孝廉,改革官吏选拔制度。”

应当指出: 武帝首次“举茂材”是在元封五年,“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　而致千里, 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 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武帝纪》) 但此事不可能出自董仲舒。因为这时他如果活着的话——按其最长寿的说法, 已93 岁, 并在此年寿终正寝；若不按其最长寿说法, 他还活不到这一年, 不可能建议武帝“举茂材”。

武帝正式“举孝廉”是在元朔元年,“冬十一月,诏曰:‘……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 稽参政事, 祈进民心, 深诏执事, 兴廉举孝,庶几成风, 绍休圣绪⋯⋯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有司奏议曰:‘……今诏书昭先帝圣绪, 令二千石举孝廉, 所以化元元, 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奏可。”(同上) 但理论界一般都把“举孝廉”说成是“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同上) ,这是不对的。武帝六年的“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标点应这样点“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即“孝”和“廉”是分开选举的,与后来的“举孝廉”将“孝廉”并为一个合成词的内涵不同, 意义也不一样。

武帝“举孝廉”不可能出自董仲舒。第一,董仲舒对《孝经》无研究。“举孝廉”的思想源于《孝经》的“以孝治天下”,董仲舒是《公羊》博士,不兼经,河间献王曾向其问“孝”,说:《孝经》上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是什么意思? 他则用其阴阳五行哲学胡诌了一通,文不对题。

    第二, 董仲舒不可能上与自己学术无干的政改建议。董仲舒是《公羊》博士, 他给武帝及其他官员所上的建议, 如《辽东高庙、高园殿灾对》、《止雨对》、《〈公羊〉董仲舒决狱》等,均贴近其学术。他怎么可能上源于《孝经》的政改建议呢?

第三,汉代的“举孝廉”,应出于刘汉政权自身对治国思想的探索。据《汉书》载,汉代的“孝治”思想由来已久,如:刘邦当上皇帝后,即上其父为“太上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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