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张治中心上的一个最大疙瘩是国共问题。他目睹并实际上参与了国共两党的斗争，内心十分不安。他认为，当时政治上最高决策和指导方针，应是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一切人的一切言行应以此为标准，而两党斗争是不符合三大政策方针的。他对两党斗争忧心忡忡，时刻苦思弥合补救之策。有一天，他郑重地向蒋介石进言：“我们都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应时刻不忘三大政策，而贯彻三大政策，首应停止两党斗争，加强两党团结。现在北伐就要开始了，为了弥补‘中山舰事件’的影响，显示国共两党的团结，我建议请周恩来担任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同北伐。”蒋说：“政治部主任一职，我准备让邓演达充任。”张说：“邓以带兵为宜。周历任黄埔军校和东征军的政治部主任，经验多，能力强，成绩昭著，有目共睹，总部政治部主任一职还是以周较合适，无论从政治上、军事上，尤其国共联系上着眼，请您多加考虑。”蒋说：“你的建议也有一些道理，但我已决定让邓充当，不好中途变卦。现在总部财经委员会主任一职尚未决定人选，你可征询周的意见，看他愿否接受。”张心想，财经委员会在总部里不是个重要职务，让周充任是委屈了，但终究是总部的一部分，周参加了亦可显示两党的合作。因此转而征询周恩来的意见。没想到一开口，就被周坚决拒绝。张认为，周是个很好合作的人，而蒋一再固拒自己的合理建议，心下极不以为然。他始终觉得北伐的统帅部没有周参加，是革命事业的一大损失，也是造成两党破裂的因素之一。

　　北伐大军浩浩荡荡向北推进，以叶挺的独立团为尖兵，一路上势如破竹，不久就越过衡阳直指武汉三镇。蒋介石率领北伐军总部到达衡阳亲自指挥。一天晚上，蒋乘船去长沙，张治中到船上送行，趁机向蒋进言：“从现在的军事形势看，我们迟早到武汉会师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到武汉会师后，关于两党合作问题务必请您特加注意。大敌当前，革命刚开始，我们一定要设法保持两党的合作，不能使它破裂才好。”蒋对此未置一词。

　　不久，北伐大军直逼武昌城下。唐生智任前敌总指挥，围城部队是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部队为主力，蒋介石带了张治中亲临城下指挥，赖将士用命，把吴佩孚的主力击溃，光复三镇。可是到了武汉，国共两党的摩擦更趋尖锐。大革命以来，蒋介石披着“左”的伪装，如派儿子到苏联留学，讲话满口不离三民主义和革命辞藻，俨然是一副“左派”的嘴脸。但自“中山舰事件”以来，蒋反动独裁原形渐露，加以处事用人处处为私，歧视嫡系以外的其他部队，引起人们的反对。尤其背弃三大政策，处处反共排共，使两党关系极度紧张。蒋某日在汉口举行公宴，中共代表李立三有一篇措辞委婉而含意极其锋利的话，完全意在对蒋。时邓演达任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态度上完全站到中共一边，对蒋的攻击尤为激烈。

　　到武汉后，蒋从两次东征和这次北伐战役中，深切感到基层干部的重要，一个经过新式训练的班、排、连长，训练时间虽短，而发挥力量甚大。于是下令设置学兵团和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由张治中任团长和教育长。张仰体蒋的旨意，很快就成立了学兵团团部，向各地招足了一团学兵，从军事训练到政治教育，从野营实习到日常生活，一切亲自抓紧，进度很快，培养出一大批班长、排长人选，迅速派到国民革命军中补充。至于武汉军官分校，张得到邓演达、恽代英等的大力支持，也很快在武昌南湖粗具规模，并请得邓演达任代校长，周佛海任政治部主任兼分校秘书长，季方任军事总教官兼办公厅主任，恽代英任政治总教官，陈毅也是政治教官之一。到分校上政治课的先后有郭沫若、谭平山、周恩来，李富春、李达、施存统、张国焘、李汉俊、陈潭秋、高语罕、沈雁冰、蔡畅、陶希圣、甘乃光、项英等人。各地报名学生达六千多人，反复考选录取九百八十六人。以后黄埔军校的政治大队整个迁来，炮兵大队、工兵大队亦由南昌西线迁来，使武汉分校得到有力的补充。全校分设政治、教授、训练、军械、管理、军医等单位，结构大致与黄埔军校相同，规模亦基本相等。蒋介石对此甚表满意，张治中的教育才华又一次得到发挥。

　　在军事教育方面，张治中是踌躇满志的，但在国共关系问题上，精神负担却越来越重。原来，依照国民党中央的决策，光复武汉后，首都应由广州迁到武汉，并以武汉为中心分兵北伐，沿京汉直捣北京，统一全国。而蒋介石到达武汉后，独裁专断，移兵东指，直趋南昌。继而采取许多措施，想劫持国民政府迁都南昌，志在先取上海、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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