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有两种，一种是主要写给别人看的，一种是主要写给自己看的。蒋介石的日记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

    2006年3月3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以下简称“胡佛”)正式对外公开蒋介石1917年至1931年的日记。

    “蒋介石日记原本”首次公之于众，吸引了世界各地研究蒋的学者的目光。在日记开放首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和同事张海鹏已守候在胡佛研究所，他们将在此进行为期两个月的研究。

    70岁的杨天石先生研究中华民国史和中国国民党史已30余年，进行蒋介石的专题研究也已多年。最近，在斯坦福大学的临时住所，杨天石先生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电话采访。

    开放是长期磋商的结果

    记者：您现在在美国的工作紧张吗？

    杨天石：现在我每天都在胡佛档案馆看蒋介石日记，看得很紧张，刚刚看了三分之一。通常是早上8点15分进档案馆，下午4点40分出来。

    记者：我们了解到，目前胡佛档案馆要求查看日记的人“不能使用任何工具进行翻拍”，你们的工作怎样开展？

    杨天石：我们现在看的都是从缩微胶片还原的复印件，跟看原件没有什么区别。日记全部是毛笔写的。日记多，又不让复印，只能每天手抄。抄也有不同的抄法，要是一字不拉地抄下，两个月都抄不完，所以只能把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做一些摘录。

    我希望在两个月内尽可能多地带些资料带回去。除了蒋介石档案之外，我也准备看看宋子文档案，宋档的价值也很高。

    研究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蒋介石日记的有价值部分我一眼就可以判断，但从抄下到写成文章还需要相当长的一个过程。我现在写的文章还是几年以前收集的资料，做学问就是要慢慢消化。

    记者：目前蒋介石日记的分布和保存情况如何？您当时得知蒋介石日记公布这个消息时，心情怎样？听起来我能感觉到您是很高兴的。

    杨天石：上世纪80年代，我在南京二档馆看到蒋介石日记摘抄本，后来我在台北又看到台湾“国史馆”收藏的蒋介石日记摘抄本。两者正好相互衔接，大陆是从1919年到1926年，台湾是从1927年到1943年。

    我一共去过台湾7次，最后几年大部分都是研究蒋介石日记摘抄本。但是，摘抄本经过摘录，总会有所选取，有所舍弃。因此，我要研究摘抄本和原本之间的区别，有无歪曲原意等问题。原本没有经过摘录和改动，更加能反映真实面貌。我这次来美国，就是想看看蒋介石日记的原貌是怎样。

    对研究者来说，能发现新史料当然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特别是蒋介石日记，我找了好多年！80年代，我发现南京收藏的蒋介石日记摘抄本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后，就很想知道原本在何处，最初我担心这些日记会因年代久远丢失，我到台湾后也多次打听，台湾的学者表示，既不在“党史馆”，也不在“国史馆”，而是在蒋家手上。

    我曾通过不同渠道托人给蒋家打招呼，希望这批日记能好好保管。这次蒋介石日记得以开放，是胡佛研究所和蒋家长期磋商的结果。代表胡佛和蒋家协商的是马若孟和郭岱君两位学者；代表蒋家审读日记的是台湾的潘邦正先生，我去年在台北见过他，还有一位是宋家的代表曹俐璇女士。审查者对个人隐私做了一些技术处理，但范围很小，30年以后仍会开放；其他部分，则保留未动，完全向公众开放。

    从学者研究的角度说，当然最好是什么都公布，但是家属愿意保留先人的某些隐私，这个要求是合理的。目前开放的是1917年到1931年的日记，如果开放效果好，后面的开放就会加快。

    去年我在台北时，曾跟蒋方智怡女士(蒋经国三子蒋孝勇之妻)谈过，鼓励她积极开放。这次到旧金山，我又跟蒋方智怡女士表示：你们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情，也做了一件很勇敢的事情！向全世界公布蒋的日记，让世界上具有不同立场和观点的人自由地进行研究、评论，对于历史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对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研究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所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学家都会赞赏你的举动。

    日记有很高史料价值吗

    记者：目前还有哪些学者来到胡佛研究所参与研究蒋介石日记？

    杨天石：除我和张海鹏教授外，还有美国、加拿大、日本的学者，日本产经新闻一个记者受报社委托，专门研究蒋介石日记反映的中日关系问题，他昨天刚走。

    还有一些记者也来，他们主要是抓新闻，往往看过两次就不看了。他们喜欢问：有什么发现？能解决什么重要历史问题？我跟他们声明，我刚开始看，现在还无法准确地回答你们所有的问题。作为一个学者，我讲每一句话都要对读者负责。

    另外还一些中国来美探亲、旅游的人，他们主要是出于好奇心，要看看蒋介石日记到底是什么样子，来的人还不少。

    任何一个人到胡佛来，不管是不是学者，是哪个国籍，文化程度怎样，只要凭有效证件，登记后都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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