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3月，蒋介石授意陶希圣（原名汇曾，笔名方峻峰）执笔写《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是当年最红极一时的书。历史学界一般认为这是蒋介石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回答。《中国之命运》出版后，毛泽东也组织了一帮“文官”予以反击。国共之间的一场“笔战”拉开帷幕。

　　蒋介石“以书明志”

　　上个世纪40年代初，国共第二次合作破裂。毛泽东于1940年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中共官方认为，《新民主主义论》与毛泽东此前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是配套的理论，标志着中共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相应的一整套具体政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而历史学家也认为，毛泽东的这套思想体系不仅是出于路线指引的需要，也是对蒋介石反共的回击。

　　在此背景下，蒋介石召来汪精卫的旧部陶希圣，要他主笔写《中国之命运》一书。此书的主要篇章分为：（1）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达；（2）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3）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之深刻化；（4）由北伐到抗战；（5）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与今后建国工作之重点；（6）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7）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8）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

　　该书的基本内容是要中国人“事事以民族为本位”，“以忠孝为根本。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与此同时，重申“中国人民老早就有了很大的自由，不须去争。”“无论在战时或战后，一片散沙一样的‘个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在其它讲话中，蒋介石更一再高呼：“民族至上，国家至上。”

　　书中还谴责：“世界上那一个国家的政党，有从事武力和割据的方式，来妨碍他本国的国家统一，而阻碍他政治上进入轨道的？这样还不是反革命？……怎么能不祸国殃民？”即指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地方势力搞封建割据。

　　《中国之命运》的基调是强调宣扬中华民族的所谓“固有的德性”、“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品性”，认为西方文化的入侵使中国原有的优越伦理和宗族社会组织被破坏。

　　书中惊呼：近百年来中国人“因为学西洋的文化而在不知不觉中做了外国文学的奴隶”，“中国国民对于西洋的文化由拒绝而屈服，对于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屈服转为笃信，信其所至，自认为某一外国学说的忠实信徒；自卑转为自艾，极其所至，忍心侮蔑我们中国的固有文化遗产”。

　　书中更是强调的：“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说：“国民党一本我民族固有的德性，以情感道义与责任义务，为组党的精神。他绝不像其它党派，用机巧权术，或残忍阴谋，而以利害自私为结合的本能。”蒋介石以为，“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名人资料网WWW.MRZL.COM

　　毛泽东召文官“反击”

　　《中国之命运》出版后，一时之间在国内引起强烈震动，非常畅销。而毛泽东也立即部署舆论反攻，这些“秀才”官员包括：政治秘书陈伯达，还有范文澜、艾思奇、齐燕铭等著名文人。

　　陈伯达花了三天三夜写出《评蒋介石先生的〈中国之命运〉》，原拟作为《解放日报》社论发表。毛泽东审阅了全文，改标题为《评〈中国之命运〉》，并改署陈伯达个人名字。

　　据陈伯达回忆，文章开头一段，是毛泽东亲笔所加：“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所著的《中国之命运》还未出版的时候，重庆官方刊物即传出一个消息：该书是由陶希圣担任校对的。许多人都觉得奇怪：先生既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什么要让自己的作品，交给一个曾经参加过南京汉奸群、素日鼓吹法西斯、反对同盟国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汪精卫千丝万缕地纠合在一起的臭名昭著的陶希圣去校对呢？”

　　“难道国民党中真的如此无人吗？《中国之命运》出版后，陶希圣又写了一篇歌颂此书的文章，中央周刊把它登在第一篇，这又使得许多人奇怪：为什么中央周刊这样器重陶希圣的文章？难道蒋先生的作品非要借重陶希圣的文章去传布不成？总之，所有这些，都是很奇怪的事，因此，引起人们的惊奇，也就是人之常情了。”

　　陈伯达的文章于7月21日刊于延安《解放日报》。当天，中共中央宣传部便发出《关于广泛印发〈评《中国之命运》〉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

　　陈伯达同志《评〈中国之命运〉》一文，本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并广播两次。各地收到后，除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外，应即印成小册子（校对勿错），使党政军民干部一切能读者每人得一本（陜甘宁边区印一万七千本），并公开发卖。一切干部均须细读，加以讨论。一切学校定为必修之教本。南方局应设法在重庆、桂林等地密印密发。华中局应在上海密印密发。其它各根据地应散发到沦陷区人民中去。一切地方应注意散发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应乘此机会作一次对党内党外的广大宣传，切勿放过此种机会。

　　这场笔战后来演变成意识形态之争：国民党的中宣部把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列为“必读之课本”，中共的中宣部则把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列为“必修之教本”。两党的笔杆子总部——中宣部为此大唱对台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