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将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抑留于北平、天津、张家口地区，予以各个歼灭的战略决战性战役。是解放战争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

　　全国军事形势发生新转折，蒋介石决定暂守北平、天津1948年11月初，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上进行的第一个战略决战性战役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歼灭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卫立煌所部47.2万人，使东北全境获得解放。由于辽沈战役的胜利和其他战场的胜利，全国军事形势发生了新的转折。人民解放军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120余万人上升到300万人，从劣势转为优势；国民党军总兵力则由430万人下降到290万人，从优势变为劣势。11月1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指出：再有1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11月初，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联合发起了第二个战略决战性的战役，即求歼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刘峙所部的淮海战役。西北野战军已将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所部压缩于关中地区。华北军区第1兵团正在围攻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所部；第2兵团位于河北省阜平休整；第3兵团位于绥远（今属内蒙古）东部，准备围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所部的后方基地绥远省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即第2兵团）已进至河北省蓟县（今属天津）地区待机；东北野战军主力位于沈阳、营口、锦州地区休整，准备1个月后向山海关内开进，同华北军区部队协力歼灭傅作义集团。傅作义集团面临着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联合打击的严重局面。

　　在这种形势下，傅作义和蒋介石从各自的利害出发，对华北作战有不同打算。蒋介石早在东北作战接近失败时，认为东北不保，华北孤危，同时淮海大战亦有一触即发之势，曾考虑放弃北平（今北京）、天津等地，要傅作义率部南撤，以确保长江防线，或加强淮海战场；但又怕南撤后，产生不利的政治影响，故徘徊不定。傅作义是长期活动于绥远地区的地方实力派，深怕南撤后，其主力为蒋介石嫡系吞并，故不愿南撤；另一条路是西逃绥远，但又怕西逃后势孤力单难以生存，难下决心。11月初，蒋介石电召傅作义到南京商谈华北作战方针。经过磋商，认为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部队在兵力上不占优势，东北野战军需经3个月到半年的休整才能入关，因此“华北不致遭受威胁”，而控制平津，支撑华北，牵制人民解放军东北、华北两支部队，使其不能南下，对整个战局亦属有利。基于上述判断，蒋介石决定暂守北平、天津、张家口，并确保塘沽海口。

　　傅作义依据上述方针，于11月中下旬调整兵力部署，放弃承德、保定、山海关、秦皇岛等地，除归绥、大同两个孤立地区外，以4个兵团12个军共42个师（旅），连同非正规军共50余万人，部署于东起滦县、西至柴沟堡（今怀安）长达500公里的铁路沿线。其中，以蒋系的3个兵团8个军共25个师，防守北平及其以东廊坊、天津、塘沽、唐山一线；以傅系的1个兵团4个军共17个师（旅），防守北平及其以西怀来、宣化、张家口、柴沟堡、张北一线。这种部署，反映了蒋介石和傅作义虽然在方针上已统一于暂守平津，但仍各有打算，即战局不利时，蒋、傅两系部队分别向南和向西撤退。

　　中共中央军委提出抑留并歼灭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的方针随着淮海战役的胜利发展，中共中央军委判断位于平津地区的蒋系部队向南撤退的可能性增大，一旦蒋系部队南撤，傅系部队亦必将西逃。如果蒋介石采取撤退方针，人民解放军虽可不战而得平、津等大城市，但国民党军加强了长江防线，对于尔后渡江作战不利。为此，准备提前调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包围天津、唐山、塘沽，在包围态势下继续休整，以防止国民党军南撤。11月17日，中央军委明确提出抑留并歼灭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的作战方针。鉴于傅作义集团已成“惊弓之鸟”，随时有南撤或西逃的可能，18日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立即结束休整，迅速入关，在华北军区主力协同下提前发起平津战役。

　　为了实现抑留并歼灭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的方针，中共中央军委采取了以下措施：命令华北军区第1兵团停攻太原，华北军区第3兵团撤围归绥，以稳定傅作义集团，不使其感到孤立而早日撤逃；利用蒋介石、傅作义对东北野战军入关时间的错误判断，指示新华社、广播电台多发东北野战军在东北地区祝捷庆功、练兵开会及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在沈阳活动的消息，迷惑、麻痹敌人；命令华北军区第3兵团首先包围张家口，切断傅作义集团西逃绥远的道路，吸引傅作义派兵西援。然后，华北军区第2兵团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出击北平至张家口一线，隔断北平与张家口的联系，以便抓住傅系部队，拖住蒋系部队，为东北野战军入关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