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瑶 林

公元前105年，为联合乌孙国①，击败匈奴，打通丝绸之路，汉武帝将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刘细君封为“江都公主”，西嫁乌孙王昆莫猎骄靡为妻，被封为右夫人。这是我国史书上最早有记载的“番汉和亲”，比“昭君出塞”要早72年，刘细君也自然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和亲”公主。公元前101年(一说为103年)，汉武帝又将楚王刘戊之女解忧公主嫁到乌孙。这些尘封的历史鲜有人知，令人不解的是：对于刘细君、刘解忧两位西汉公主的出塞和亲，历代的艺术家竟然都是视而不见，没有留下任何墨迹；而众多的诗人、音乐家、戏剧家、舞蹈家、美术家等似乎都有一种永远的“王昭君情结”，纷纷舞文弄墨。二者的社会影响也因此有着天渊之别。
我国的“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研究会”有一个统计资料，自昭君出塞后，反映王昭君的诗歌有700余首，与之有关的小说、民间故事近40种，地方戏曲30多种，从事过昭君题材文艺创作的著名作者有500多人，古代有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蔡邕、王安石、耶律楚材等，近现代的有郭沫若、曹禺、田汉、翦伯赞、费孝通、老舍等。很多的开国皇帝也没有享受到像王昭君这样的文坛礼遇，中国“四大美女”中的另外三人当然是相形见绌了。王昭君题材文艺创作两千年的长期性和五百位作者的广泛性，使之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昭君文化”。同一个真实人物题材的文艺创作竟然延续了两千年而不衰，这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对于“昭君文化”的形成，我们不能过于简单地把它归纳为王昭君是“和平使者”所至，而是应该站在历史唯物主义、人类审美心理特征以及文学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的角度上去探讨研究。
需要说明一点：本文所指的“昭君文化”，仅限于以王昭君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与传播，并非广义的“昭君文化”。
一、王昭君与其同时代的“和亲公主”历史资料的相关比较
王昭君虽然是一个历史人物，但相对于其它叱咤风云的帝王将相和名垂青史的文人才子，史书对她的记载并不多。《汉书•元帝纪》和《汉书•匈奴传》中真正涉及王昭君个人的记叙只有寥寥不及120字。对于王昭君自动求行以及汉元帝为她的美丽所动“意欲留之”等故事性情节，《后汉书•南匈奴传》也只用150余字作了补充记载。王昭君是人们熟悉的人物，这里就不赘述了。
王昭君不是出塞和亲的第一人。据《汉书•匈奴传》、《史记•匈奴列传》、《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②等资料记载：从公元前192年到公元前152年，西汉先后七次送宗室女嫁给外邦，其中“公主”三名，但均未留下和亲公主的具体姓名，直到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的刘细君远嫁。刘细君是西汉江都（今扬州）王刘建之女，史称“江都公主”。刘细君是被史学家们将芳名及史实详细载入史册的第一位汉家和亲公主，也是“和亲”获得成功的第一人。《汉书•西域传》用250余字详实叙述了细君从出嫁之前到去世以后的整个过程③，另有《资治通鉴》、《史记•大宛列传》、《汉书注》等记载了刘细君的生卒年月、生平大事等等。从史料的丰富性来说，王昭君的有关记载明显赶不上刘细君。
新疆人民至今也没有忘记，刘细君、刘解忧出嫁乌孙时，都曾带来了中原的工匠和先进的手工业技术，特别是在金属冶炼、武器加工、房屋修建等方面，推动了乌孙国经济的发展。刘细君带去的随嫁人员达数百人，既有乐工、裁缝，也有技艺工匠；她还特地在乌孙修建了一座汉式宫殿。在这些过程中，自然地传播了汉族的文化和手工技艺。从正史里，我们找不到王昭君在这方面贡献的记载，而只有一些民间的传说。
刘细君精通音律，能诗会歌，善弹琵琶。琵琶创制的直接原因，在于刘细君的远行万里，汉武帝使其“作马上之乐”。唐人段安节在《乐府杂录》中明确指出：“琵琶，始自乌孙公主造”。可以说，琵琶的工艺流程是出于匠人之手，但是刘细君才是它音乐原理的设计者和审定者。看来，王昭君的才艺也明显逊于刘细君，令人可惜的是琵琶并没有让刘细君出名，后来反而戏剧性的成了让“昭君出塞”名扬四海的典型道具。
根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刘细君在乌孙思念家乡时曾经作了一首《黄鹄歌》：“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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