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弱女悲剧，当然也有英雄悲剧，例如《俄狄浦斯王》、《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荆柯刺秦王》等等。从刘解忧的史料看，她50年的外交“和亲”生涯充满了血雨腥风，最后胜利归来。刘解忧应该算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在安定边境的和平贡献上，王昭君绝对是赶不上刘解忧公主的。然而，历代的艺术家们不爱巾帼英雄而怜悯红颜弱女！这也充分证明：在王昭君题材两千年不衰的文艺创作过程中，艺术家对弱女子的爱情悲剧的格外“注意”，具有心理动机上的主观的重要的内部因素。
三、形象的模糊性可塑性推动了王昭君题材文艺创作的繁荣
王昭君属于平民阶层，所以在正史中的记载不多，以至后人对她真正的思想、行为、甚至卒于何年都不清楚。也正是这种模糊性，才使得她能够成为被历代艺术家们所一再广泛关注的可塑性生活原型。
有关王昭君题材的文艺创作门类较为广泛，涉及小说、诗词、戏剧、音乐、绘画、舞蹈、现代影视等等。就戏剧而言，又有元杂剧、京剧、话剧、粤剧、扬剧等等。名家的剧本有三个：元代马致远的杂剧《汉宫秋》，郭沫若的历史剧《王昭君》，曹禺的新编五幕历史剧《王昭君》。三位先生都根据不同时代的要求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形象思维，分别写出了不同的王昭君，不但性格不同，而且连故事情节也不同。
历史上的王昭君于竟宁元年去匈奴和亲，同年夏天汉元帝就“驾崩”了。《汉宫秋》却把两人描述成一见倾心的爱侣。历史上昭君自请出塞，生男育女；而马致远改写她留下汉家衣服，于番汉交界之处投江自尽。在元代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汉宫秋》的这些描写，客观上具有赞颂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强烈效果。有的文章说这也许是马致远所始料不及的，其实不然，应该说他是有心写成这个样子的。当然这种改写除了源于王昭君原型的模糊性，而且打上了鲜明时代政治烙印，下面的另外两个剧本也是如此。
郭沫若的《王昭君》写于1923年7月。在这个剧本中，作者发挥了更大的想象和创造精神。他不仅虚构了更多的人物，而且把历来对王昭君遭遇的“命运悲剧”描写改成“性格的悲剧”，从而一反过去那种琵琶绝塞、青冢黄昏的感伤情调，突出了她的反抗强暴的倔强性格。剧本中的王昭君不惧威力，不慕富贵，不同于那些贿赂画师，求他笔下生春，以博得皇帝宠幸的妃嫔们。她不仅鄙视和拒绝毛延寿的无耻敲诈，而且还无畏地痛斥“恣肆威虐于万众之上”的汉元帝。她反抗汉元帝的意旨，自愿出嫁到“穷荒极北”的匈奴。在已经废除帝制多年的“五四”当时，以反对王权为重要内容的《王昭君》，虽然不如在婚姻问题上反对封建束缚的《卓文君》能够直接引起当时知识青年的共鸣，但是贯串在剧作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维护人格尊严的精神，却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五四”思潮的特点。
曹禺的《王昭君》创作始末，据作者自己回忆如下：1961年的初春季节，周恩来同志和文艺界的一些朋友座谈。谈到内蒙的一位领导曾向他反映，在内蒙地区，在钢城包头，蒙族的青年要找一个汉族姑娘结婚是很困难的，因为汉族姑娘一般不愿嫁给蒙族小伙子。周恩来同志说，要提倡汉族妇女嫁给少数民族，不要大汉族主义，古时候就有一个王昭君是这样的。接着，他对曹禺说：“曹禺，你就写王昭君吧！”他还建议大家举杯，预祝《王昭君》早日问世。曹禺曾说：“我领会周总理的意思，是用这个题材歌颂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而王昭君正是为这一事业身体力行，作出了了不起的贡献的一位汉家女子。”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领会，曹禺确实也发现了一定的客观历史依据，于是他就一改传统的昭君形象，而写出了一个具有新意的王昭君。“我要擦掉王昭君脸上的泪水，让她焕发出她的真正的光彩。”“我写的王昭君不再是哭哭啼啼了。她有志气，有胆识，愿意为民族和睦和当时汉朝百姓的安乐贡献自己的一生。她是有感情的女子，但绝不是那种奴婢对帝王的感情，而是真诚的爱情。她嫁到匈奴，就爱上草原；她嫁给了呼韩邪单于，就真心地爱他，并且也得到了他的爱。她刚毅，又温柔；她耿直，然而明事理，有耐性。我希望我们的人民因有王昭君这样一位有胆有识的汉家女儿感到骄傲。”1978年11月，曹禺的《王昭君》发表在《人民文学》上。
王昭君是一个历史的客观存在，但历史的描述又过于模糊，这给历史学家们研究她带来了很多的困难，却留给了艺术家们一个宽松的可以联想和想象的创作空间。在王昭君的对比下，刘细君、刘解忧如果作为文艺创作的素材的确不够典型，而且史料翔实清晰使得其文艺创作的可塑性极小，包括以上三位剧作家在内众多的艺术家当然只能舍弃了两位公主。王昭君史料的模糊性，使得她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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