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君题材文艺创作两千年不衰的成因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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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王昭君题材文艺创作两千年不衰的成因初探

‘群山万壑’句，颇似生长英雄，不似生长美人。”李诗第二联是“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给人一种仙骨道风的飘逸；后面的“雪作花”，则是在感叹中又透出了一些浪漫的美。杜诗是“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一个“一”字，一个“独”字，将王昭君生前的寥落，死后的孤寂，写得是脚踏实地的沉郁。最后两联，两诗都写出了凄婉的氛围，而杜诗中因为用了“空归”“月夜魂”“千载”“分明”等语，就显得更加的孤愤悲壮。这两首诗各有特色，基本上体现了两人不同的艺术风格：李诗飘逸的浪漫主义，杜诗沉郁的现实主义。
同是王昭君题材的诗歌，因表现手法的不同而反复创作的现象也很多。同是抗金派的诗人，南宋的陆游和李纲各写了一首《明妃曲》以“言志”，都在诗中“借古讽今”指责了当时朝廷的不抵抗政策。不同的是：陆游的诗采用了一连串的4个反问，给了读者更多的思考余地；李纲的诗则直接抒发了自己的感受，让人们很快的进入审美状态。
这种诗歌创作上不同风格的争奇斗艳，就好像对手们在同一个平台上打擂过招，虽然很难一分胜负，但人类心理需要这样的审美过程，并时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喝彩声。哪一个身怀绝技的艺术家又不愿意跃上“昭君出塞”这个历史的文学艺术擂台呢？
音乐创作上，王昭君题材器乐作品形式和风格的多样化，也是“昭君文化”繁荣的侧面反映之一。二胡独奏曲《汉宫秋月》和小提琴协奏曲《王昭君》同样是表现王昭君的器乐曲，但展示的人物形象却大相径庭。《汉宫秋月》本是一首琵琶曲，后来被改编为二胡曲。蒋风之○11先生整理并演奏的《汉宫秋月》，其速度缓慢，弓法细腻多变，旋律中经常出现短促的休止和顿音，乐声时断时续，加之二胡柔和的音色，表现了宫女（王昭君）哀怨悲愁的情绪，极富感染力。小提琴协奏曲《王昭君》则是著名作曲家陈钢继《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后又一力作。陈钢心目中的王昭君，既不是“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的凄婉弱女，也不是慷慨高歌，为国和亲的巾帼英雄，他力图表现的是一位有着丰富复杂感情和多重性格的古代女性，一个美丽高洁的王昭君。在竖琴晶莹轻柔的衬托下，独奏小提琴奏出了雍容华贵、美丽动人的王昭君主题和活泼俏俐、生气蓬勃的副主题，钩画出王昭君神采清明，顾盼生姿的的美丽形象。最后，独奏小提琴以顿挫有力的快弓直贯至尾，鲜明有力的结束了全曲。蒋风之和陈钢两位先生的风格在各自的乐曲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蒋先生刻画的是一个步履蹒跚心事重重的汉明妃；陈教授描写的是一个性格开朗热爱生活的王昭君。对于这两个完全不同风格的音乐形象，人们都愿意接受，也都能够从中得到审美的愉悦。
绘画中关于王昭君题材的作品，从现在能见到的来看，其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也都在不断立新思变，有的是用工笔重彩去渲染，有的是拿泼墨写意来烘托，有的注重人物神情的传递，有的依靠借景抒情的作用。人们一般能够看得到的较早的《昭君出塞图》，是清朝倪田的纸本设色国画（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昭君出塞图》这一传统的题材为历代画家所重视，宋朝有诗人写过《王昭君上马图》、《题李伯时画昭君图》等等，元朝就有8位诗人写过《昭君出塞图》或《题昭君出塞图》，明朝有《题明妃出塞图》、《赵雪松昭君图》等等，从题目的字面上看应该都是国画上的题诗。可惜的是这些绘画作品都没有能够保存到今天，但20余首题诗表明了历代很多的画家热中于参加“昭君出塞”这一经典题材的擂台赛，以表达自己对王昭君的不同理解，同时展示自己艺术才能，力求为“昭君文化”的繁荣添光增彩。
前面已经谈到，公元1949年以前，有关王昭君题材的著名的和主流的艺术作品都带有悲剧色彩，那么非著名的和非主流的少数作品则表现了不同的色彩倾向。其中，胡适的《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发表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10月11日出版的《竞业旬报》第32期，是最早从爱国和民族团结和睦的角度肯定王昭君的作品。胡适说：我们中国几千年以来，人人都可怜王昭君出塞和番的苦处，却没有一个人晓得赞叹王昭君的爱国苦心。因此，他一反旧时写昭君题材的凄楚哀怨情调，要写一个“爱国女杰”的王昭君。他根据史书里的一点记载，写了王昭君主动要求出塞和番。古代的诗人中，也有的人认为远嫁不可悲。例如元代诗人虞集，在他的《题昭君出塞图》诗中，就表现了这种认识。诗曰:“天下为家百不忧，玉颜锦帐度春秋。如何一段琶琵曲，青草离离永未休。”胡适和虞集有关王昭君的作品，在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是够得上离经叛道的了。严格地讲，这种现象其实也是作品的不同思想不同风格在作者审美观上的不同反映，是“百家争鸣”的结果，同样促进了“昭君文化”的繁荣。
实际上，“艺术的风格和流派，本质上就是艺术美在多种形态上的表现……直接关系到艺术的丰富与繁荣，具备如何满足人们审美需要的多样性的实际意义○12。”人们（包括艺术家和读者、观众、听众）不同的审美需要，也决定了同一经典题材作品多样化的必然发展，因此艺术家个人艺术风格的各自张扬，的确对“昭君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起了一种锦上添花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现在认为可以这样说：王昭君题材的文艺创作两千年繁荣不衰的根本原因，乃是人们审美心理的需要和文学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所造成的，而不是“昭君出塞”带来的和平因素所至。这个说法丝毫不否认王昭君以及“昭君文化”客观上对民族团结所做出的贡献，仅仅只是对历代很多的艺术家为什么都有一种“王昭君情结”的初步探讨。至于公元1949年以后，王昭君以正剧或喜剧的形象出现在艺术界，那也只是借用了“昭君出塞”两千年以来已经搭建好的一个艺术平台而已，其繁荣的因素和趋势仍然没有也不可能超越文学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
我们研究探讨王昭君题材文艺创作两千年不衰的成因，其目的是为了在不同的社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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