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君题材文艺创作两千年不衰的成因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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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王昭君题材文艺创作两千年不衰的成因初探

且鸣（西晋石崇的《王明君辞》）”，就是“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宋王安石的《明妃曲》其二）”，还有“黑水茫茫咽不流，冰弦拨尽曲中愁（清曹雪芹《青冢怀古》）”。其实，当时“远嫁”的还有刘细君、刘解忧，比王昭君还要嫁得远，难道艺术家们不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只能说两位公主的“远嫁”，在历代艺术家看来并不算悲剧也不值得“注意”。
“以良家子选入掖庭”，这种平民的悲哀是王昭君爱情悲剧的独特性之一。“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至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⑧。”进宫后又遭到毛延寿的陷害，导致出塞远嫁，这是王昭君爱情悲剧的独特性之二。这些充满戏剧色彩的悲剧性和独特性构成了“昭君出塞”的悲剧美——历代艺术家们所关注的亮点，这也是王昭君题材文艺创作两千年不衰的最根本的客观的外部原因。刘细君、刘解忧两位公主缺乏的就是这种悲剧的审美价值。
曹禺先生的新编五幕历史剧《王昭君》发表以前，有关王昭君题材的所有著名的和主流的文艺作品都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王昭君悲剧的始作俑者是晋人葛洪，他将起因归罪于画工毛延寿，在笔记小说《西京杂记》中把其故事描述得美艳凄婉，悲剧凝重斑斓的色彩从此被以众多的艺术家牢牢印在心底再也难以抹去！李白《王昭君》孤愤悲壮的吟唱，苏轼《昭君村》颠沛坎坷的感叹，民间二胡曲《汉宫秋月》幽怨悲愁的鸣奏，郭沫若《王昭君》“宁为玉碎”的愤怒都莫不是这种悲剧色彩的进一步的渲染和强化。葛洪借用毛延寿的那支邪恶阴险的画笔，戏剧性地揭开了王昭君在艺术作品中悲剧命运的序幕，力透纸背地刻画了王昭君悲剧的独特性，从此也奠定了其悲剧角色文艺创作的可持续性。毛延寿是否真正的陷害过王昭君，我们无法得知。这些也并不重要了，因为在人们的心中，王昭君已经被定格为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艺术角色。
关于“悲剧效果的畏惧与悲悯”，“亚里士多德对这个问题作过细致的考察，他认为，由于感到比他们强大的人都遭到苦难，而造成这些灾祸的原因深深存在于自己身上引起畏惧；而悲悯则是由于感到灾祸落到了不应该受难的人身上⑨。”王昭君是一个不应该再受难的弱女子，因为以“良家子”入宫本来就是悲剧，而毛延寿对她的陷害更是雪上加霜了。历代的艺术家们不去悲悯同情王昭君，难道还要可怜出生在帝王家里的刘细君、刘解忧不成？
和亲之后，王昭君的“从胡俗”和刘细君的“侍二夫”，虽然都是与汉民族婚俗习惯有别的人生坎坷，但就她们两个之间来说，则是没有区别的入乡随俗而已，在这一点上她俩谁也没有吸引艺术家的优势。王昭君作为文艺创作典型的优势，在于她是戏剧性冲突的焦点。在王昭君的悲剧里，有着一系列的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戏剧性冲突，这些冲突围绕着王昭君与毛延寿，王昭君与汉元帝而展开。王昭君与毛延寿的冲突是明的，与汉元帝的冲突是暗的。汉元帝实际上是恶势力的总代表，他霸占了天下的美女却又随意地冷落她们，以至王昭君“遂不得见”，“昭君出塞”是平民女子对皇权的一种大胆挑战！是悲剧冲突的高潮，历代的艺术家看好的就是这场悲剧中人性之花的绽放。在刘细君、刘解忧的人生经历中缺乏这样独特的悲剧冲突，艺术家们当然也就没有了再创作的激情。
除了弱女悲剧，当然也有英雄悲剧，例如《俄狄浦斯王》、《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荆柯刺秦王》等等。从刘解忧的史料看，她50年的外交“和亲”生涯充满了血雨腥风，最后胜利归来。刘解忧应该算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在安定边境的和平贡献上，王昭君绝对是赶不上刘解忧公主的。然而，历代的艺术家们不爱巾帼英雄而怜悯红颜弱女！这也充分证明：在王昭君题材两千年不衰的文艺创作过程中，艺术家对弱女子的爱情悲剧的格外“注意”，具有心理动机上的主观的重要的内部因素。
三、形象的模糊性可塑性推动了王昭君题材文艺创作的繁荣
王昭君属于平民阶层，所以在正史中的记载不多，以至后人对她真正的思想、行为、甚至卒于何年都不清楚。也正是这种模糊性，才使得她能够成为被历代艺术家们所一再广泛关注的可塑性生活原型。
有关王昭君题材的文艺创作门类较为广泛，涉及小说、诗词、戏剧、音乐、绘画、舞蹈、现代影视等等。就戏剧而言，又有元杂剧、京剧、话剧、粤剧、扬剧等等。名家的剧本有三个：元代马致远的杂剧《汉宫秋》，郭沫若的历史剧《王昭君》，曹禺的新编五幕历史剧《王昭君》。三位先生都根据不同时代的要求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形象思维，分别写出了不同的王昭君，不但性格不同，而且连故事情节也不同。
历史上的王昭君于竟宁元年去匈奴和亲，同年夏天汉元帝就“驾崩”了。《汉宫秋》却把两人描述成一见倾心的爱侣。历史上昭君自请出塞，生男育女；而马致远改写她留下汉家衣服，于番汉交界之处投江自尽。在元代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汉宫秋》的这些描写，客观上具有赞颂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强烈效果。有的文章说这也许是马致远所始料不及的，其实不然，应该说他是有心写成这个样子的。当然这种改写除了源于王昭君原型的模糊性，而且打上了鲜明时代政治烙印，下面的另外两个剧本也是如此。
郭沫若的《王昭君》写于1923年7月。在这个剧本中，作者发挥了更大的想象和创造精神。他不仅虚构了更多的人物，而且把历来对王昭君遭遇的“命运悲剧”描写改成“性格的悲剧”，从而一反过去那种琵琶绝塞、青冢黄昏的感伤情调，突出了她的反抗强暴的倔强性格。剧本中的王昭君不惧威力，不慕富贵，不同于那些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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