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类的心理活动机理的解释，至今尚没有一个非常科学的可以用数字来处理、储存、复制、再现的验证系统，但人性的天赋善良是任何心理学流派都承认的。野狼哺育被弃小孩的例子时有发生，那么历代的艺术家关注弱势群体的悲剧更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在中国古代的“四大美人”中，杨贵妃明显不属于平民阶层，西施和貂蝉虽然属于平民阶层，但都有“间谍”之嫌，这大概是历代文人对她们不够热情的原因之一吧？刘细君、刘解忧等虽然早于王昭君“和亲”，既没有昭君那样遭受画工陷害的悲剧情节，更没有“良家子”的平民身份，也遭到了艺术家们的冷遇。后来唐朝的文成公主也属于这种被冷遇的范畴。这就是说：只有平民弱女子的多重悲剧才能牢牢地吸引住古往今来一些艺术家的视线，这种文艺创作的动机符合人类“人之初，性本善”的心理本质，同时也符合艺术家创作构思活动中情感共鸣的一般规律。
西汉的“和亲”政策的确带来了边境的安宁以及民族的和睦，谁也不可能抹杀那些“和亲”公主们以及王昭君的历史功绩，但历代艺术家对王昭君题材的原始的创作动机好像绝大多数不是被昭君的思想境界所激发。大概王昭君去世不久，故事就已经开始流传，汉代就有以昭君出塞为内容的乐曲。汉人为什么作这支乐曲，据《唐书•乐志》所载，“《明君》，汉曲也。元帝时，匈奴单于入朝，诏以王嫱配之，即昭君也。及将去，入辞，光彩射人，悚动左右，天子悔焉。汉人怜其远嫁，为作此歌。”源于“怜其远嫁”，故认为是一个爱情悲剧，因此乐者乃有感而发。以后两千年（截止到公元1949年）的诗文戏曲绝大多数是“怜其远嫁”，自然也就多为“哀怨”之声了。不是“仆御涕流离，辕马悲且鸣（西晋石崇的《王明君辞》）”，就是“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宋王安石的《明妃曲》其二）”，还有“黑水茫茫咽不流，冰弦拨尽曲中愁（清曹雪芹《青冢怀古》）”。其实，当时“远嫁”的还有刘细君、刘解忧，比王昭君还要嫁得远，难道艺术家们不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只能说两位公主的“远嫁”，在历代艺术家看来并不算悲剧也不值得“注意”。
“以良家子选入掖庭”，这种平民的悲哀是王昭君爱情悲剧的独特性之一。“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至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⑧。”进宫后又遭到毛延寿的陷害，导致出塞远嫁，这是王昭君爱情悲剧的独特性之二。这些充满戏剧色彩的悲剧性和独特性构成了“昭君出塞”的悲剧美——历代艺术家们所关注的亮点，这也是王昭君题材文艺创作两千年不衰的最根本的客观的外部原因。刘细君、刘解忧两位公主缺乏的就是这种悲剧的审美价值。
曹禺先生的新编五幕历史剧《王昭君》发表以前，有关王昭君题材的所有著名的和主流的文艺作品都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王昭君悲剧的始作俑者是晋人葛洪，他将起因归罪于画工毛延寿，在笔记小说《西京杂记》中把其故事描述得美艳凄婉，悲剧凝重斑斓的色彩从此被以众多的艺术家牢牢印在心底再也难以抹去！李白《王昭君》孤愤悲壮的吟唱，苏轼《昭君村》颠沛坎坷的感叹，民间二胡曲《汉宫秋月》幽怨悲愁的鸣奏，郭沫若《王昭君》“宁为玉碎”的愤怒都莫不是这种悲剧色彩的进一步的渲染和强化。葛洪借用毛延寿的那支邪恶阴险的画笔，戏剧性地揭开了王昭君在艺术作品中悲剧命运的序幕，力透纸背地刻画了王昭君悲剧的独特性，从此也奠定了其悲剧角色文艺创作的可持续性。毛延寿是否真正的陷害过王昭君，我们无法得知。这些也并不重要了，因为在人们的心中，王昭君已经被定格为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艺术角色。
关于“悲剧效果的畏惧与悲悯”，“亚里士多德对这个问题作过细致的考察，他认为，由于感到比他们强大的人都遭到苦难，而造成这些灾祸的原因深深存在于自己身上引起畏惧；而悲悯则是由于感到灾祸落到了不应该受难的人身上⑨。”王昭君是一个不应该再受难的弱女子，因为以“良家子”入宫本来就是悲剧，而毛延寿对她的陷害更是雪上加霜了。历代的艺术家们不去悲悯同情王昭君，难道还要可怜出生在帝王家里的刘细君、刘解忧不成？
和亲之后，王昭君的“从胡俗”和刘细君的“侍二夫”，虽然都是与汉民族婚俗习惯有别的人生坎坷，但就她们两个之间来说，则是没有区别的入乡随俗而已，在这一点上她俩谁也没有吸引艺术家的优势。王昭君作为文艺创作典型的优势，在于她是戏剧性冲突的焦点。在王昭君的悲剧里，有着一系列的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戏剧性冲突，这些冲突围绕着王昭君与毛延寿，王昭君与汉元帝而展开。王昭君与毛延寿的冲突是明的，与汉元帝的冲突是暗的。汉元帝实际上是恶势力的总代表，他霸占了天下的美女却又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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