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根据社会形态理论的基本观点,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虽然漫长，但在它的后期也产生了瓦解封建社会的新因素——资本主义萌芽，而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提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因而商品经济是否发展或发达，是否促进商品经济，就成为衡量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程度和检验封建国家的政策、法规以及学术思想是否进步的试金石。这几乎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讨论中国历史上经济、财政的一个理论范式，当然，对王安石诸项新法的评价也不能例外。因而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80年代以后，围绕王安石新法是否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成为研究者肯定和否定双方论争的主要焦点之一。
3． 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的消长，也直接影响着王安石变法研究评价标准的变动。众所周知，20世纪50－70年代，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是判断历史问题的基本准绳，“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环境里，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因此，王安石变法代表哪一个阶级的利益，便成为讨论的中心话题，虽然论者的观点、立场不尽相同，但“中小地主进步论”是这一时期评议王安石变法的主流看法。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理论有了重大改变,随着阶级斗争学说退出历史评价的主导价值体系，王安石变法研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新动向，即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争不再是阶级路线之争，而是政策性的分歧。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始终是20世纪研究王安石变法中最受关注的问题。虽然在三四十年代已有多种意见，但是一般多把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阶级利益的冲突和缺乏广泛的阶级基础。五六十年代则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把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二点:一是变法派缺乏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二是大地主集团反动势力的强大。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三四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的观点受到冷遇，讨论变法失败的原因大都转向从变法措施自身存在的弊端、变法过程中出现的蜕变以及王安石的个人品质中去寻找。
4．马克思在总结西方哲学史时,以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发展的基线的方法,也被引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领域,王安石的新学、变法思想，被划入唯物主义哲学范围受到全面的肯定，而司马光及程朱理学作为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受到批判和否定。改革开放以后，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思想均被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优秀文化遗产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其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