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复员之后再一次见到他时，王岐山已经是农研室(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杜老的手下了，后来王岐山先后担任中农信(中国农业发展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体改委副主任、建行行长等职务，我们都有许多接触，记得在郭庄插队的全体同学还曾专门到他家进行了一次聚会。

　　王岐山到北京之后，最忙的就是对付“非典”，盖新医院，进行隔离治疗，消灭和处理疫情。几乎每天的新闻中集中报道的都是全球、全国各地的“非典”消息，直到疫情警报的解除。

　　“非典”之后几乎所有的市场都因这种怪异的传染病而冷却了，人们无法聚会，不敢逛街和消费，不敢外出和旅游，连投资和生产都下滑了。GDP的下滑不但让那些“严格的调控措施”无用武之地，“限制过热”已经变成“过冷”了，政府开始担心经济的下滑。

　　那一段时间最好的去处是高尔夫球场，许多商务谈判都从办公室转移到空旷的球场，大家球技大幅提高，身体更健康，过去的9字头也变成了8字头(高尔夫初学者一般打100多杆，俗称“三轮车”。破百、见9、进8，是成绩一步一步慢慢变好的过程)，许多宣传活动也从楼盘搬到了球场。

　　在这种情况下，孙安民副市长主持召开了企业经济发展座谈会，就是想改变经济下行的被动局面。孙安民原来是全国工商联(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领导，专门负责民营经济的发展，这次请了三十多位企业家，大多数是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民营企业家。王岐山回京后与我的第一次见面就在这次座谈会上。

　　领导讲完话后是企业家发言，王市长点名让小潘发言，小潘上不了大堂，一看见市长坐对面就开始结巴，我只好打个圆场，抢先发言。我提出应维护市场的稳定，政府应有诚信，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和现象，发完言后，我说后面还有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会，就不等王岐山讲话先告假离席。

　　会后小潘打来电话，对我抱怨了一顿。小潘说：“你走了之后，王市长将火都撒在了我头上，说‘开发商真不讲理’！你发完言就走，也不听市长说什么。王市长说，‘革命是拿刀革别人的命，而改革则是自己革自己的命。当年我带着你去延安插队，就是去寻找革命的真理’。”

　　我不知道小潘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我打断了小潘的话：“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一挥手，怎么是他带领我们去插队呢？”总之，小潘受了一肚子的气，向我抱怨了半天，此后这成为了小潘专门用来打趣我的一段闲话。

　　一段时间后市长的秘书周亮打来电话，说王岐山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多年不见的我们聊了半天旧情。王岐山在学校时就是佼佼者，上山下乡时是负责人之一，好像还是团支部书记。当年让我入团时我不入，还被他斥责了一顿。

　　数年后，王岐山的官越做越大了，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孟学农则没有这么幸运，后来被调任山西省省长，上任时间不长就遇到溃坝事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不得不主动承担责任辞去了职务。

　　(本文摘自任志强自传《野心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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