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个拐点。比如苏轼，“乌台诗案”后一直就是宋代官僚体制砧板上的鱼腩，从内地到岭南，颠簸流离成为他生活的主调，甚至搭上了一个儿子的性命。恰恰也正是这个拐点，成全了苏轼文学艺术上的最高成就。真不知道对苏轼来说是福还是祸。

　　柳永的拐点，纯粹源于他的大嘴。

　　20多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怀着指点江山、舍我其谁的豪气，柳永从老家福建到京城参加了科举考试，却名落孙山，而且还不止一次。连续几年的苦读，却连个进士的名分都没弄到，估计是在一场闷酒之后，柳永借着酒劲，把几年的郁闷一股脑地发泄了出来，这就是著名的《鹤冲天》：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柳永应该感到庆幸，宋代尽管很少象其他朝代一样杀人如麻，但文字狱依然十分流行。苏轼的拐点就是被自己的文字重伤。好在柳永不是官场上的人物，对整个官僚体系和个人都不构成威胁，所以没有当时获罪，但却成了他一生不堪的祸根，也许是一语成谶，“依红偎翠”和“浅斟低唱”竟真的成了他以后生活的主调他。以至于当他第三次终于入围时，宋仁宗却拿气朱笔，把他的名字划掉，你不是认为科举所得是浮名吗，你不是要用浮名去换风流和享受吗，朕有成人之美，且去浅斟低唱吧。

　　这里有一个令后人不可思议的断代，柳永仅仅是个白衣秀士，又不是著名作家，他的这首词，怎么会传到皇宫高墙里去呢。

　　这就是柳永的问题了。

　　柳永不像有的愤青那样，仅仅过一下嘴瘾，通过文字发发牢骚，求一个心里平衡，之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他不但宣言，而且实践。宋代的商业比较发达，酒肆驿站到处都是，根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东京汴梁城“东华门外，市井最盛，……凡饮食、时新花果、鱼虾鳖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着，无非天下之奇。其品味若数十分，客要一二十味下酒，随索目下便有之。其岁时果瓜、蔬茹新上市，并茄瓠之类，新出每对可直三五十千，诸阁纷争以贵价取之”，而且夜市也比较兴盛，浅斟，是有足够的场所的。低唱，得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一副好嗓子，一是有一群热心的听众。柳永尽管有很好的乐感，但未必能成为一个好的歌手。这也不成问题，和酒肆形成相辅相成态势的，就是“平康”，也就是勾栏，也就是青楼。宋代的青楼，我想，是按照市场的需求自然划分成几个档次的，走卒贩夫去的，那叫窑子，文人和官员去的，就叫平康了。平康里的女子叫做艺伎，意思是卖艺不卖身，所以，大都有些绝技在身的。或琴棋，或书画，或说唱，不然，和上门的文人官员就没有共同语言，也就无法留住客人，更不能掏出他们荷包里的银子。

　　柳永在青楼里就找到一个好的歌手，艺名虫虫，她把柳永的这首《鹤冲天》演绎得淋漓尽致。虫虫也因此一曲成名，成为当时的歌坛“超女”，走在北宋的大街小巷，随处可以听到的有人在吟唱这首单曲，在青楼宴席上，文人雅聚时，《鹤冲天》绝对是保留节目。北宋提倡以文治国，皇帝大都是文学家、书画家，自然难免换一身便装，悄悄流出皇宫，钻进平康里享受一次平民的销魂。宋徽宗简直就把李师师当成了宠爱的妃子，以其闺房为家，甚至在她的闺房里处理国家大事。宋仁宗也不例外，即便他不能频频出宫体察烟花现状，一定有拍马屁的人投其所好，收集街面上流行的俚词俗调送给他看，这样一来二去，柳永这个出现频率极高的词作者，便被他牢牢记住。

　　好不容易入围，却因言被黜，柳永的失落可想而知。但柳永此时已经在文学界和音乐界，尤其是烟花界名气如日中天。人就是这样，成名之前，未见什么个性，一旦炙手可热，个性立马显现，嬉笑怒骂都成了别人注目的文章。中国不是不缺少明星，而是不缺少造星的群体，只要是明星，再张狂的言论，也会有人为之喝彩。

　　柳永于是做了一面小旗扛在肩上，上书“奉旨填词柳三变”，每天游走在青楼酒肆，为艺伎们创作流行歌词，每到一处，辄引起艺伎们的尖叫，他的粉丝，应该叫做“柳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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