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三兄弟都是读书人才,他的两个哥哥柳三复和柳三接,虽然从小就跟着父亲在外做官的地方生活,可早就被人赞为“柳氏诗才”。柳永七岁在家 乡武夷山就能背诗,十五岁在父亲任职处扬州家中就写出了《劝学文》:“父母养其子而不教,是不爱其子也。虽教而不严,是亦不爱其子也。父母教而不学,是子不爱其身也。虽学而不勤,是亦不爱其身也。是故,养子必教,教则必严,严则必勤,勤则必成。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
由上可见,以柳氏三兄弟的文才,该是早早金榜题名才是,可是柳永,包括他的两个哥哥在内,在“科举”场上多次应命赶考,三十多年从不间断,却回回都是名落孙山,最后还是朝廷放宽了考试和录取规则后,他三兄弟才获得“进士”录取。他的两个哥哥虽然此时都已年过半百,也只能迟到出仕而已。而柳永却由于多年的“挫折”,使他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个葫芦不行还有那个瓢。命运促使他不经意间成为一代“宋词婉约派宗师”和“北宋词家第一人”的文学地位。可见柳永的成功,是时代的扭曲和市场规律使然。柳永的“风流才子”并非自封的,更不是什么人炒作的,而是当时北宋社会状态和文化市场自然诞生的。奇怪的是,当他还为自己的屡次不第而心灰意冷时,他已是全社会公认的天才词家了。为此他根本不愁衣食,更不要为自己的“词作”是否有人欣赏而苦恼。那时,他的新词,一夜之间就可传遍京城,特别是那些“秦楼楚馆”和士大夫集聚的闲杂地方,只要有柳永的新作,便会自然地“顾客赢门”。尤其是那些有名望地位的妓女,会把柳永的词作当作自己提高身份的资本和贴金,身价便能大长。特别是与柳永成为知音之交的陈师师、赵香香、徐安安,还有谢天香等几位著名的红粉佳人,一时间在卞梁京城非“三公九卿”根本无缘相见,于是他们除了把柳公子作为最尊贵的客人款待外,还以厚金重银赐给他作为“润笔费”,使得柳永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取稿费收入的专业词人。当时柳永的生活待遇和经济收入,根本不亚于那些达官贵人。由此仰慕他、崇拜他、有求于他的人,络绎不绝。这时候,他虽然对科考和官场不接受他,心有余愠,但他也为自己对新词能够如此“文思如涌”,佳作不断,还有那么多人抬爱,甚是欣慰。此时的北宋刚刚与北方的“辽国”订立和平盟约,边境已获安宁,没有了境外的威胁,朝廷统治者为了使政权安定,故意让官员们去享受世间快乐,于是大开了像“妓院”和“琴棋书画”等这样的文化娱乐场所。所以柳永正应了市场需要,应运而填的所谓“淫词”(实为新词),便成为上层这些追求“快乐”和“文化新潮”爱好者的“抢手货”,几乎他的每篇新作皆为天价,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柳永的才华,成就了他的新词犹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由于他在社会上获得了如此“膨胀”,自然就有人在“科考”场上与他过不去,这是事物发展过程的规律。柳永心中有数,他便把故意在“科考”场上卡压他的对头人——宰相吕夷简,怒目相向之外,还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来泄私愤。吕夷简做寿那次,他除了在芙蓉笺上写些许多违心的祝颂之词外,一面又十分得意地自况:“我不求人富贵,人需求我文章。风流才子占词场,真是百衣卿相。”吕夷简抓住这机会,连夜把它递给宋仁宗,并故意为此戳了年轻皇帝的痛处,所以宋仁宗看后怒不可遏,在草诏书上批了四句话:“柳永不求富贵,谁将富贵求之?任做百衣卿相,花前月下填词。”
柳永的屡次和经年未被当代主流社会接受,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一种说法是他的父辈为人清高,只一味地坚守职责,不与权贵同流合污,不肯求人;有说柳永和他两个兄长在文学上追求杨亿(浦城人)文风,受“西昆诗派”之影响,有“属词浮靡”之嫌;而大家都知道,杨亿与吕夷简两人在政治上势不两立,吕夷简又多次任“总考官”,就借机诬他三兄弟的文章是杨亿的翻版等原因予以卡住。天圣五年,又是大比之年,新主仁宗这年已一十七岁,其实他从小就喜爱柳三变的词作,在宫廷里经常悄悄地读它,他这年披阅了柳三变的试卷,他认为不管是五言诗、八韵赋,以至万言策,其试卷都是有见地,有神韵,有文采,可谓句句隽逸,字字珠玑,一扫他柳永平日填词中那种儿女情长的韵味,这使小仁宗很高兴,想可以让他有个出头之日了。仁宗掩卷之时还惊叹:“凭此试卷,列于三鼎甲也毫无愧色了。”可是这时刘太后还“垂帘听政”,且尚无还政之意,她受吕夷简暗唆,特地前来对小仁宗进行压制柳三变的。她对小仁宗称,“德胜才为君子,才胜德为小人”,这是古训,小仁宗这时尚未站稳脚跟,不敢造次,只得应道:“依母后圣意,对柳卷批上‘且去填词’罢了”。于是,柳永又再次失去了被官家(两宋称皇帝为官家)“赏识”的机会。后来,柳永都年已半百了,还是在章得象(浦城人)和范仲淹等改革派的主张下,为扩充人才,提议:“举子应试五次年过五十者,尝经殿试三次及尝参预先朝御试者,虽试文不合格,皆列名殿试。”柳永父亲柳宜看了此规定,连忙对照,三复、三接已年过五十,应试五次以上;三变既参与了先朝御试,也已经殿试三次,条条都正合格,于是三兄弟在总考官章得象等出于公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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