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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被时人和后人视为浪子词人，是因为其人其词涉及了许多风流浪荡之事。其实，他在少年时代并非浪子，而是很勤勉的书生。他的故乡建州（今福建崇安一带）在当时是人才辈出的“文献名邦”，“家有诗书，户藏法律，其民之秀者狎于文”[1]。柳永生长于此地一个传统读书奉儒之家，祖父、父亲、叔父都读书为官[2]，长兄柳三复也在真宗朝进士及第并为官。受此影响，柳永自幼也喜欢勤学苦读，他曾在其《劝学文》中写道：“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3]。他少年时写的诗已颇见功夫[4]。从青年时代起，他到汴京开始了漫长的举子生涯。他成为浪子词人，也就是在此时期。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云：“柳永字耆卿，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这一方面是缘于性情和爱好，另一方面也是他以才取财，获得“润笔”以维持生计的途径之一。据宋人罗烨《醉翁谈录》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懂音乐，长作词，使他不仅可以尽情地到“烟花巷陌”去“浅斟低唱”、“偎红倚翠”，而且还能得到一些稿酬，这又助长了他的风流性情。他甚至结交一些“狂朋怪侣”，在京都的酒楼、妓馆里欢饮狂歌，纵情享乐。他的词风靡一时，从市井百姓到文人学士，甚至皇帝都喜欢他的词。陈师道《后山诗话》云：“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骩骳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
然而，当柳永科考求官时，他在词中对浪漫情事的铺陈渲染和对自由意志的公开表达，恰恰成了他入仕的障碍。此时，浪子词人与正统君臣的人格美和艺术美意识的差异变成了社会性、历史性的冲突。
一、柳永与帝王人格美意识的冲突
以下三条史料是人们谈论柳永与帝王关系时常引用的。北宋末严有翼撰《艺苑雌黄》：
当时有荐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词柳三变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词。”由是不得志，日与儇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自称云：“奉旨填词柳三变。”
稍后，吴曾在《能改斋漫录》卷十六中云：
仁宗留意儒雅，务本向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景祐元年方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
王闢之《渑水燕谈录》[5]：
柳三变景祐末登进士第……皇祐中，久困选调。入内都知史某爱其才，而怜其潦倒。会教坊进新曲《醉蓬菜》，时司天台奏老人星见，史乘仁宗之悦，以耆卿应制。耆卿方冀进用，欣然走笔，甚自得意，词名《醉蓬菜慢》。比进呈，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掷之于地。永自此不复进用。
以上三则史料所述，参以其它史料，大致可信，但仍有疑点。首先是《鹤冲天》的写作原因、时间及柳永的科考经历。先看其词：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词中明言“青春”、“偶失”，当是初应科考落榜后所作。若非初次，当言“再失、”“又失”或“屡失”等。那么，柳永初试科举于何时呢？由于史料不足，柳永的确切年龄尚难断定，但学界考订柳永的生年不晚于雍熙四年[6]。以此年算起，则柳永在仁宗即位前已36岁。今存柳词中有《玉楼春》（凤楼郁郁呈嘉瑞）等，当系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作于汴京，其时柳永23岁[7]。从这一年到真宗朝结束，共开科考四次：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五年（1012年）、八年（1015年）、天禧三年（1019）年[8]。就是说，柳永23岁、27岁、30岁、34岁、均有可能应考。宋人多喜自言“老”，而自言“青春”当不过30岁。以柳永勤奋读书的经历，以其家庭父、兄辈的影响，他应考绝不会很晚。他进京就是为了应考，20多岁的举子在当时是常见的。据此推测，柳永在23岁、至迟27岁时已参加过科考，《鹤冲天》词则作于他初考落第之后。
第二个疑点是：《艺苑雌黄》所载“上曰”，是真宗还是仁宗？《鹤冲天》作于“上曰”之前还是其后？
细审前引三则史料，于本事多含糊其词，而宋人其它诗话、词话、笔记转述者，亦不考原委，皆言仁宗，而不确言“上曰”之“上”为何人，以致后人有“耆卿蹉跎于仁宗朝”[9]之误会。其实，柳永蹉跎于科场20多年，主要不是在仁宗亲政之后，而是在真宗朝和仁宗年少、章献太后听政朝间。严有翼说“耆卿喜作小词，然薄于操行”，因而“上曰：‘且去填词。’”可知他的词名从他初试科场就已成为障碍，而命他“且去填词”之人，当是真宗。严有翼又说“由是不得志”等等，已说明柳永“无复检约”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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