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柳永与仁宗的人格美意识有率真和修饰的差异。这并不是指他们的道德人格有高下之分，而是指他们各自的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人格。仁宗所欣赏的人格美是经过儒家理性加工、修饰过的规范人格意识。按封建时代的规范，皇帝占有多少女人都合乎规范，臣子就有限度了。妻妾成群还可以，总和妓女们混在一起就不好了。宋代允许妓女存在，也允许官僚们听听她们的歌，看看她们的舞，甚至自家也可以养几个歌儿舞女。但像柳永这样总在烟花巷陌中寻访意中人，眠花宿柳，而且还把这种生活体验不无夸张渲染地大加炫耀，到底有些过分，做官总不太合适。相比之下，柳永是过于率真任性了。

　　二、浪子词人与宰相词人艺术美意识的差异

　　宋张舜民《画墁录》载：

　　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相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

　　柳永比晏殊至少大四岁，但晏殊此时是堂堂宰相（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这次会晤大约在晏殊53岁左右。此时柳永中进士差不多10年了，但还是沉于下僚，于是他想和宰相谈谈心，希望这位宰相词人能理解自己。这真是当局者迷。晏殊可是旁观者清。他知道皇帝不喜欢的是什么。两个人一开始就心照不宣地谈到了词。晏殊开口就点题：“贤俊作曲子么？”柳永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晏殊当然不能让步，马上指出：我虽作曲子，却不像你那么放肆。

　　这次短暂的会晤中隐含着长期以来两种审美意识的冲突。这表面是词美意识的冲突，其实是如何做人的观念冲突。

　　柳永是浪子词人，“恣游狂荡”是他的自我评价。晏殊是正统文人，14岁就以“神童”身份被宋真宗接见，15岁受赐同进士出身，擢秘书省正字，42岁任参知政事。以后虽有浮沉迁徙，但基本是身居高官要职。他生性谨慎，行为规范，很合仁宗的脾气。他举荐、提拔过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名儒。这些人后来都受到仁宗重用，成为一代名臣。他绝不会违反皇帝的意思而举荐柳永。《珠玉词》137首中，仅有两处使用“狂”字：“无端一夜狂风雨”（《采桑子》），“醉来拟恣狂歌”（《相思儿令》），皆与柳永“争不恣游狂荡”的“狂”不同。这次谈话虽不多，但若把《乐章集》和《珠玉词》进行对比，就会看出他们在写什么和怎么写方面都有明显分歧。

　　柳词今存213首，其中直接涉及男女情事的约130—140首。这些词除写离别、相思等内容外，约有一半左右写到男女艳情。晏殊批评他时所举的词句，出自《定风波》（自春来），而柳词中描写女性体态容貌、洞房情事、床笫欢愉比较直露的词作远过于此。如被黄升批评为“丽以淫”[13]的《昼夜乐》（秀香家住桃花径），又如《尉迟杯》（宠佳丽）、《慢卷紬》（闲窗烛暗）等。严有翼批评这些词是“闺门淫媟之语”[14]，并不过分。清人周济尝为柳永辩护，但也不能不批评其词中“恶滥可笑者多”[15]。这类词，晏殊是不会写的。晏殊今存词137首，无一首像柳永这样坦率地写男女艳情。晏词中纯以女性或男女情事为题材的词只是一小部分，写得也比较含蓄、优雅。如《清平乐》写女性美：

　　玉碗冰寒滴露华，粉融香雪透轻纱。晚来妆面胜荷花。　　鬓亸欲迎眉际月，酒红初上脸边霞。一场春梦日西斜。

　　既使写恋情，也很含蓄。如《诉衷情》：

　　青梅煮酒斗时新，天气欲残春。东城南陌花下，逢著意中人。　　回绣袂，展香茵，叙情亲。此时拼作，千尺游丝，惹住朝云。

　　柳词中的女性主要是秦楼楚馆，烟花巷陌中的女性，写得比较艳，比较露，比较性感；晏词中的女性主要是豪门华筵上唱歌跳舞或侍奉宾主的女性，写得比较典雅、含蓄、优美。柳词中的男女之情常常涉及房中床上的情事和体验，晏词则绝不写这些。晏词中的女性都是交际场上的，柳词中则多是风月场上的。晏词中的男女之情仅限于情感意念范围，而且写得委婉含蓄，柳词中则常常突破这个限度而涉及两性的云雨欢合。即使是写相思或回忆往事，或向往未来，柳词也常涉及两性间的床笫之欢。柳永不想对感情遮遮掩掩，他喜欢坦露真情，喜欢铺陈渲染。即便对风尘女子，他也敢坦言真诚的爱恋和同情之心。他把男女之情写得太真切了。

　　晏词中大量篇章写男女情事之外的生活和感受。他词中的抒情主人公常常是一位雍容典雅的达官贵人，在那里伤春、悲秋、感慨时光流逝、节序变化；或在清风明月之中，山水花草之间，渲泄一点官场上的厌倦和郁闷；或在小园香径中独自徘徊，看一看落花飞燕，叹息一番生命的衰老。他也写梦、写醉，写宾客往来，写听歌赏舞吟诗作词之事。总之他只写“高贵者”的生活，不写“卑贱者”的生活；只写正统文人清客的情趣，不写风流浪子的情趣；他追求词篇的雍容、典雅、闲适、清淡、委婉、含蓄之美，不喜欢秾艳、华丽、坦率、风流、俚俗之美。

　　其实，柳词的文化市场远比晏词广阔。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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