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吴曾《能改斋漫录》所言仁宗因《鹤冲天》词而黜落柳永之事，并非“据严语而更演之”[10]，而应是发生在章献太后听政时期的另一件事。

　　仁宗即位时只有13岁。章献太后听政11年直至去世，24岁的仁宗才亲自执政。柳永在仁宗亲政的第二年，即景祐元年（1034年）终于及进士第。如果他因《鹤冲天》词而被黜落之事属实，则只能发生在太后听政期间。此间开科考三次：天圣二年（1024年）、天圣五年（1027年）、天圣八年（1030年）。柳永从22岁（大中祥符元年）应考到48岁（景祐元年）中举，这26年间有七度科举，他到底参加了几次？现有史料尚难说明。但吴曾所言至少表明：他在天圣年间的三次科举中有一次已经入选进士，但在皇帝最后审批时，因《鹤冲天》之故而被黜落了。这时的仁宗虽未独立执政，但已开始参与处理政务了。

　　然此事令人费解之处亦多。史载仁宗“天性仁孝宽裕，喜愠不形于色”[11]。有一次他听到有考进士者因殿试落第而赴水自尽，不禁为之“恻然”，于是立了一项制度：凡经初试进入殿试阶段的举子，一律不再黜落。即便不令人十分满意，也收在榜末[12]。他亲政不久，既于景祐初年下诏曰：“乡学之士益蕃，而取人路狭，使孤寒栖迟，或老而不得进，朕甚悯之。其令南省就试进士、诸科六举；尝经殿试、进士三举、诸科五举；及尝预先朝御试，虽试文不合格，毋辄黜，皆以名闻”（柳永“景祐元年方及第”，或许与此诏之意不无关系）。对读书人这样宽宏仁爱的仁宗皇帝，为什么对柳永就一次次地不客气呢？

　　《鹤冲天》惹祸的故事颇可疑。再来看看王闢之《渑水燕谈录》所言故事，亦有可疑。这故事的关键是《醉蓬莱》词：

　　渐亭皋叶下，陇首云飞，素秋新霁。华阙中天，锁葱葱佳气。嫩菊黄深，。拒霜红浅，近宝阶香砌。玉宇无尘，金茎有露，碧天如水。　　正值升平，万机多暇，夜色澄鲜，漏声迢递。南极星中，有老人呈瑞。此际宸游，凤辇何处？动管弦清脆。太液波翻，披香帘卷，月明风细。

　　《渑水燕谈录》所言三条令仁宗不悦的原因，前两条都是皇帝身旁的人察颜观色，猜测揣摩的，未必用了一个“渐”字，用了仁宗作真宗挽词用过的“宸游凤辇”几个词语，就能引起龙颜不悦，绝了人家的仕途。“太液波翻”的“翻”字的确不如用“澄”显得柔和、宁静。但如果仅是艺术趣味不同，似也不至于使龙颜变色。那么到底为什么仁宗对柳永这么严厉苛刻呢？

　　以上三条记载，虽有疑点，但柳永仕宦蹉跎确是事实。那么这位才子词人为何仕途不畅呢？仔细想来，这三条记载倒是透露出一些历史的必然性：浪子词人和正统帝王之间一直存在着文化观念、审美意识的冲突，不是词应该怎么作，而是人应该怎么做的问题。

　　首先是放浪形骸与正统、谨慎的品行差异。仁宗是个生性谨慎、“务本向道”的正统帝王。据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二记载，仁宗有一次夜间观看众僧做道场，遂“各赐紫罗一疋”。众僧致谢时，他嘱咐说，“来日出东华门，以罗置怀中，勿令人见，恐台谏有文字论列。”还有一次，他在很受宠的张贵妃那里见到一个定州红磁器，就追问“安得此物”？贵妃说是大臣王拱辰进献的。仁宗训斥贵妃不该与臣僚通馈赠，并用柱斧打碎了磁器。后来他又发现贵妃身着灯笼锦，问清是潞国公文彦博送的，很不高兴。后来文彦博任宰相，台官唐介弹劾他，涉及送灯笼锦的事。仁宗以对上失礼的罪名把唐介贬谪到边远地方，同时也降了文彦博的职，贬他出判许州。还有一次仁宗举办赏花钓鱼宴，内侍们用金碟盛钓饵放在桌上。王安石当时知制诰，他不经意间，随手把钓饵吃光了。仁宗第二天对宰相说：“王安石诈人也。使误食钓饵。一粒则止矣；食之尽，不情也。”仁宗就是这样一个生性谨慎，规范意识很强，很注重生活小节的人。

　　柳永和仁宗恰恰是两路人。他是个容易放任性情、只图一时痛快的风流才子。其实风流才子在当时也是照样可以做官的。做官的人也有风流韵事，只是大家不说出来。柳永却不但写出来，让人到处唱，而且还夸张渲染地炫耀。这就犯了忌讳。而那首《鹤冲天》词又分明是对皇权的轻慢。那种揶揄圣主、戏谑卿相、玩世不恭的浪子情调，写出来便是挑战。仁宗不可能给他好果子吃。其实，柳永做不成官也没什么冤枉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并不完全是出于不得已。明确的审美追求，其最深层的精神实质是一种反叛规范、放纵天性的生命自由意识。

　　柳永和仁宗人格美意识的第二点差异，是追求风流与追求儒雅的审美情趣差异。古代文人常常既风流又儒雅，柳永是风流有余，儒雅不足，仁宗则是“留意儒雅，务本向道”。他绝不会象日后的宋徽宗那样去京城名妓李师师那里走走，他重用的臣僚都是正统儒雅之士，宰辅如晏殊、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之臣如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等。他当然不喜欢让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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