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生活的年代是宋真宗和宋仁宗年间,那时候宋朝虽说是“文人的天下”,但正从“奢靡、平庸”状态走向“积贫积弱”的下坡路段,后来出现了“靖康之难”,使北宋灭亡,这与之前的种种迹 象也是有许多关联。柳永虽然没有捱到北宋灭亡之日,但是他所处的岁月,不论是他屡次名落孙山、怀才不遇,只得在“秦楼楚馆”里混个“白衣卿相”境遇,这是他人生的大不幸,但也是上苍公平地为他造就了天才。直到后来进入“官场”,他表现得那样无比敬业,勇为社会担当,挑起神圣使命,却都已是时日已晚,“世风日下”了。世间似有定数在那里等待着北宋末日的来临。
首先,从宋真宗起,到后面的皇帝,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宋仁宗之后,已经露出“亡国之君”的端倪,直至后来的“靖康之难”才彻底玩完。好在柳永并没有遇上这个“毁灭”之运。但在这之前,他无论在文坛还是官场,反正都已领略到朝廷政治腐败和人心背向的底蕴。宋真宗去世后,接班的小仁宗有一段时间还只是“儿皇帝”,大权在刘太后手中。其前后宰相王钦若和吕夷简都不是正经人物,大家想想看,一个朝代皇帝不行了,宰相再不是正经人在顶着,这国家想不乱,都不行了。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冗官冗员”和财政负担最重的朝代,那时地方官员,包括军事长官的所有权力,都不能自己作主,惟有朝廷派员参与才可以可发布行令;就是在军队中,也只能“指挥军队的不能带兵打仗;带兵打仗的不能指挥军队”。从表面上看,地方和军队的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朝廷手中,可是国家何必要用那么多的财力来养活这些中央、地方和军队中那么庞大的官员队和军队的巨额开支呢?其实军队中养了许多兵士,可真正训练有素,能够打仗的兵力却十分有限,许多兵士几乎都成了官府的“勤务兵”或被派作废军事活动了,根本不能负责国防任务。北宋前期,朝廷控制地方权力的手段,看去很有办法,地方官员要想反抗也是十分之难,因为朝廷的权力得到了高度的控制。但是,整个国家在经济上却是最衰落最拮据的时期,要钱没钱,要用兵也难以派出,整个国家看起来控制严格,可是整个国力却到了“积贫积弱”的严重程度。百姓负担很重,国防又是百孔千疮,社会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各地官员只好靠腐败来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期间,虽然有出现范仲淹这样崇尚改革的清官和能官,但是宋仁宗是个没有自己头脑的软耳根皇帝,当他接受了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改革方案,同意解决国家“三冗三费”(即冗官冗员冗费和国家行政费用、人民负担和国防费用大)等问题,可是当改革要大动干戈,一旦遭到地方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时,作为皇帝又失去了主张,只得把范仲淹等国家能臣和忠臣作为替罪羊打了下去。北宋时期范仲淹是个十分难得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德官和清官,他一切都从国家利益考虑,从来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这时期还有两三个重要官员,早期有杨亿,杨亿去世后又有他推荐的章得象和吴育(建瓯人,后迁浦城)等,他们都是南剑州人,柳永是武夷山人,他们同是闽北人在京城为官,自然会有些往来。柳永从政后,对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更是本能地鼎力支持和身体力行地施行。
宋仁宗景佑年间(1034),柳永取士后被朝廷任命为“睦州团练使推官”(今浙江淳安、桐庐一带地方武装的团级或副团级官职),他此时虽年已半百,但他第一次从政就表现出自己从基层做起,为老百姓谋利的决心。可是吕夷简之流,见地方上有人对柳三变(此时他正式改名为柳永)特别器重,在他到任几个月后,就有人向朝廷举荐他为京官,心里特别不舒服,就向宋仁宗密报说,柳三变现在改名为柳永,他曾被皇上两次诏批为不录用的词人,一贯沉湎于酒肆茶楼,狎妓弄词,在科考场上,三十多年屡试屡败,最后一次还是章得象向皇上提出放宽贡举的建议后才得以录用的,现在刚刚从政,就有人为他举荐京官,把他视为宝贝疙瘩,实在不是好兆头啊。好在柳永在此之前就主动不让人这么举荐他,同僚们甚是感动。可是吕夷简仍是不放过他。不久朝廷又改任他为余杭县令。
县令在封建时代不算什么大官,但在老百姓心中可是了不得的官人了。人称“父母官”,就是指这一级官员。可是柳永大概是中国历史以来站在县官的立场上把老百姓称做“父母”的第一个官员,他不但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在余杭县令位子上,他经常带着县衙人员深入余杭乡间考察,当地农民有什么要求,只要能够做到的,他都力求满足乡民们的愿望。特别是遇到无钱告状的人,有来诉讼者,他都一律当场问案,依律办理,达到原告或被告双方都接受为止。他当县令,不仅注重为民办案,更重要的是为老百姓办实事或赈灾解难,尤其对教育方面的事,他特别关心,表现出他能够热烈的资助,经费有不够的,就从县衙费用中挤兑,这让乡间群众拍手称赞。
柳永在浙江余杭县令位上的时间并不长,可是却留下了好口碑,在《余杭县志》“名宦录”中记载着柳永县令这样的文字:“长于词赋,风雅不羁,扶民亲近,安于无事,百姓爱之。”
接着柳永就被朝廷调往“晓峰盐场”担任“盐监官”。这地方虽然是海边(现在的定海),条件却非常艰苦,特别是那些盐场“亭户”和“盐丁”更是不忍卒睹、苦不堪言。他作为“盐监官”本可以住在县城,但他却要住到盐场里来,以他的职责,顾名思义就是与“盐场主官”搞好关系,对他们“权限”范围的事,能够睁一眼闭一眼,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便是,这样的官场“潜规则”,大家心有灵犀一点通,他的好处自然也不落少。可是他就是不肯这样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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