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鬻海之民何所营？妇无蚕织夫无耕。……采樵深入无穷山，豹踪虎迹不敢避，朝阳出去夕阳还。……自从潴卤至飞霜，无非假贷充糇粮。秤入官中得微直，一缗往往十缗偿。鬻海之民何苦辛！安得母富子不贫？……愿广皇仁到海滨。甲兵净洗征输辍，君有余财罢铁盐。太平相业何惟盐。化作夏商周时节！”

　　这哪是普通的诗作？这分明是向朝廷如实反映民情的檄文，也是为民请命的铮铮之言，又是善良的文人心中期望“愿广皇仁到海滨”。又是爱民如父母的官员忧虑如今“太平相业何惟盐？”之患，他多么盼望朝廷能够注意“国强民富”，像“化作夏商周时节”那样的理想年代的仁政！说来也只有柳永这样爱民如父母的官员，能够体会人民的苦难，才会写出这样如诉如泣的真实诗作！

　　柳永在晓峰盐场任“盐监官”时不仅廉洁清正，为了接济贫困群众，自己的私钱不知贴了多少，还为贫困的“亭户”和“盐丁”做了许多好事，盐场员工，特别是穷苦人，都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

　　宋仁宗景佑年间（1038），柳永被调到泗州（今安徽泗县）担任泗州判官。刚到时他就感觉到那里官场和黑恶势力勾结厉害，有的甚至都牵连到宰相府的人脉关系，但柳永一心只想着为民除害，对前任太守的直系亲属与黑恶势力人员一起犯案，他都敢于碰硬。他此时在范仲淹任太守的地方当“判官”，在范仲淹的鼎力支持下有效地打击了黑恶势力，还给了泗州一个朗朗乾坤的太平世界，虽然他得罪了不少“集团利益”的官员，可他与范仲淹“以正压邪”，自是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由于他一心为公，没有一点个人私心杂念杂夹着办案，就是朝廷也没有人说他什么。在打击黑恶势力过程，柳永在顶头上司范仲淹的正确指导下，制定了地方可实施的“宽严政策”，达到了打击民愤极大的少数坏人，教育了大多数一时失足的人，使得地方群众甚是赞成，从而使泗州的治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范仲淹为此特别表彰柳永，说他不仅是大宋文坛奇才，还是治理地方社会治安的能官。后来，吕夷简之流，为此还把柳永划作范仲淹“闹朋党”的一个成员，简直无稽之谈。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得以颁行，这场改革尽管受到吕夷简之流的反对和阻挠，但是经过宋仁宗皇帝同意颁发的新政，毕竟成为朝廷主流的政策，范仲淹乘机大干一场，柳永正好也赶上了趟，再说他对范仲淹的人格魅力本就十分钦佩，又十分赞成新政，所以办事效率很高，他完全尽到了自己的职责。这期间，他又比在余杭当县令时更勤于深入民间，他在当“泗州判官”期间，对于民事纠纷、或是地方案件，都能够尽心尽责地予以办理，以身作则，决不允许办案人员接受原被告任何一方的好处，从而树立起了为民作主、不循私枉法、公道正派的判官形象。他的行为，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平时不害怕老百姓“拦路告状”，遇上后则是认真受理，告对的他能够出于公心结案，为民做主；假如是属于“恶人先告状”的，他也不肯轻易放过。有一个在朝廷有人脉关系的地方官，硬是为自己受处罚的亲属鸣冤叫屈，因为此案是柳永亲自办的，于是他就主动迴避复查，让下属官员审理，复查结果与原判如出一辙，对方才没有了话说。此事在民间也影响很大，大家都相信柳永是个认真不参假的判官。人格上完全值得信任。

　　宋仁宗庆历年间（1943），柳永又调到范仲淹担任陕西军政长官的华阴县担任县令，此地位于关中平原东部，秦晋豫三省结合地带，南依秦岭，北临渭水。使他与范仲淹走的更近了，后来范仲淹被反对派在宋仁宗面前以“闹朋党”罪名打击下去，但是范仲淹极具人品，无论朝野都没有人说他的不是，所以朝廷只能以“闹朋党”来安他的罪名。尽管宋仁宗对范仲淹和章得象等人心中有数，知道他们都是朝廷难得的人才，但他就是天生害怕有人“闹朋党”，所以才不得不让范仲淹离开权力中心，革去了“参政知事”（副宰相）职务，却不忘在地方上给他安排重要职位，所以范仲淹几次被贬，但到了地方后都能够委以重用。现在柳永又再次成为范仲淹的下属，两人间已经合作过一次，如今再度合作，自然轻车熟路了。柳永按照范仲淹的改革方案，力求为民办好事就要办快办好，比如加强地方水利设施建设、减轻人民苛税负担，公平社会赋税政策，军队老者给予退伍安置，财政收入主要用于民生和地方建设，官场不准耗用过大，力求节约行政开支。对自己所管辖的地方，尽最大努力注意做好穷苦百姓的赈灾救济工作，严治地方官员欺压百姓、贪污受贿等犯法行为，使得他所治的地方能够实现一片蓝天。柳永在华阴县令的位子上，比任何地方都更积极忠心施行范仲淹的改革措施，这是范仲淹为实现自己的施政理想目标，客观地获得了一个好助手和好平台，在合作过程，两人间虽然是上下级关系，但是两颗政治上完全相一致的官员和挚友之心，却越来越合拍了。现在看来，柳永之所以在官场上干的得心应手，获得民心赞颂，这与他遇到了范仲淹、章得象、吴育和宴殊等这些好上级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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