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能有这么一位大学老师很认真地听一个知青谈文学，我觉得格外高兴，不再感到拘束，又谈起了别的作品。
陈老师自始至终听得很认真。
他又问我看过哪些中国文学作品。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我都看过了什么什么。
他沉思了一会儿，忽然问：“看过《牛田洋》么？”
我说：“看过。语录引用得太多，不是小说。”他不再问什么。
我便告辞了。
抬大木的伙伴们围住我，问我复旦的老师找我什么事儿，问了些什么，我怎样回答的。
我复述了一遍，他们就一个个直拍大腿，说我是个大傻蛋，不该对复旦的老师卖弄，大谈什么西方文学。尤其不该贬低《牛田洋》，那是“革命样板文学”。他们认为我如果回答得高明，兴许能入复旦。我想哪有这等好事落在我头上？
过了几天，陈老师又把我找到招待所，一见面就对我说：“你的档案，我从团里带到师里了，如今已从师里寄往复旦大学了。如果复旦复审合格，你就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创作专业的学生了！”
我呆住了。半天讲不出话。
陈老师又说：“关于《牛田洋》的那些话，你如果真入了复旦，是不能再说的。复旦很复杂，言行要谨慎。不要希望目前情况之下能在大学学到很多，自己多看些书吧！多看书，对一个人今后总是有益处的。”
事后我才知道，那一次招生，整个东北地区只有两个复旦大学的名额，都分在了黑龙江省。黑龙江省又都分在了兵团。其中一个名额又分在了我们二团。陈老师住在招待所里，偶读《兵团战士报》，发现了我的一篇小散文，便到宣传股，将我几年来发表的小散文、小诗、小小说一类，统统找到，认真读了。还给黑龙江出版社去了一封信，了解我在那里的表现。然后亲自与团招生办交涉。将我的名字同复旦大学联在了一起。
是机遇吗？不是机遇又是什么呢？
从此我在许多事情上都非常相信机遇了。如果木材加工厂的知青们对我不好，不连续两年推荐我，便没有这机遇。如果黑龙江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那些老编辑们给我写封很坏的而不是很好的鉴定，便也没这机遇。如果陈老师不是偶然在招待所中翻看《兵团战士报》，仍没这机遇。如果不是陈老师是另外一位老师来招生呢？更没这机遇。这次机遇是我生活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转折。机遇决定了多少人的命运啊！
上大学改变了梁晓声的命运，从身份上脱离了知青这个群体，但知青和知青的生活，给梁晓声的烙印实在是太深太深了，当他再一次拿起笔时，他的文学对象是知青，他的思考是知青，他要反映的生活是知青，因为，梁晓声说——
知青代表了一个时代
当时全国有近千万人都成为知青，有北大荒建设兵团、内蒙建设兵团、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概有40余万知青，来自于全国各地，小说里的人物很大程度上是文学化了的，知青大返城的时候，我在北影，我特别关注这代人命运的结局。
这代人是共和国第一代儿女，我本人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这代人经历非常坎坷，在农村经历过全国化的人民公社、在城市经历过大跃进，又经历过文革这代人有对中国历程反思的能力，也有对于自身经历的反思的能力，所以我更注重对于这代人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失落，包括对于失落的不甘，另外返城之后大家的人生都处于零起点，又都处于一无所有的情况，大多数知青没有爱情，到了结婚的年龄没有家庭，甚至没有住处没有工作，这代人经历是坎坷的，心理历程也是坎坷的，身上也留下和时代种种冲撞的伤痕，我觉得反映好他们本身，也是反映一个时期的时代的面貌。
兵团战士可以说是重新凝结的小知识分子的群体，大家相互依赖，相互帮助，只有互相关爱才能克服一切困难。我的小说与其他知青小说不同的是它写的是兵团。在我们这一代知青中，虽然有人曾经是红卫兵、有人经历了文革，但是这一代人最初对社会的反思、对于粉碎四人帮、对于改革开放都起到了一定的基础作用。他们经历了、见过了、看到了，因此思想了，思想的过程决定了自己的社会角色。
梁晓声的“知青小说”，表现了一代知识青年在那场荒谬的历史运动中所显示出的理想追求和人格精神，热情讴歌了在动乱年代和艰苦环境中的英雄主义精神。同时，梁晓声的知青小说还充满了对知青命运的人性关怀和对知青运动的反思，这也是梁晓声“知青小说”能够震撼人心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他小说中浓烈的人性关怀和人道主义，梁晓声说——
母亲和读书教会我关怀和思考
我的一切和母亲的家庭教育有关，我的母亲给我耳提面命的教育就是正直、正派和善良。因此在文革中像我这样一般工人家庭中的孩子不会去伤害别人，而且由于反对那些伤害人的现象而开始对文革进行反思。
另外还有一点是读书对我的影响、因为在青少年时期读了很多有益的书、有几篇小说不但对我的文学观，而且对我的心灵成长，对我的道德观和人生观发生影响：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夜》告诉中学时期的我——爱不总是自私的。爱的失落也不必总是"心口永远的疼"……
马卡连柯的《教育诗》使中学时期的我相信--给似乎不值得信任的人一次值得信任的机会，未尝不是必要的。人心渴望被信任，或如植物不能长期缺水。
托尔斯泰的《复活》这部小说使中学时期的我害怕--倘一个人导致了另一个人的悲剧，而自己无论以怎样的方式忏悔都不能获得原谅，那么他将拿自己怎么办？
法朗士的《衬衫》使中学时期的我对大人们的人生极为困惑--难道幸福仅仅是一个词罢了？后来我的人生经历渐渐教育我明白--幸福只不过是人一事，一时，或一个时期的体会。一生幸福的人，大约真是没有的……
“文革”中我获得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半个月内，昼夜看管学校图书室。那是我以“红卫兵”的名义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