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82年，周宣王四十六年，值宣王临危前，把任“历人”的老逨叫到自己的身边，当着儿子（后来的周幽王）的面，命老逨把古公亶父老祖宗的《德》论，重新修定、整理刻写出来（该《德》论已流传三百余年，是“骨简”似的，已坏损），以励教育后继之诸天子。老逨用了五年的时间在周始祖古公亶父所著的《德》论（周康王，<公元前998年>时称谓《德》论，老逨称之为《建言》）的基础上，重新修定而呈献给周幽王，想以祖宗的训导来感化周幽王。可是周幽王哪有心于国家治理，更无有丝毫律己的意念，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碍于祖宗的情面，只责成当时的史官按惯例收入周室，这是公元前776年之事。

    这时，也就在这个时期，诸权贵之仕，周幽王的近臣，都耳闻目睹了老逨的《五千言》，且议论纷出，相互告知，口头传讹（当时文字性的传阅颇为不易，口头传讹却不胫而走）。尤其是对其《五千言》的“三绝”感慨不已，因为这是当时高度浓缩后的政治固见，精辟的要害之言。把《五千言》就呼之为《三绝》了。简而言之：其内容是“绝礼弃智、绝仁弃义、绝学无忧”。由于老逨文中的第三绝是“绝巧弃利”，但是这是不言自明的，没有“绝学无忧”来得惊奇，故取而代之。

    待孔子起而入仕为宰时，已是公元前500年，春秋末之时。此时的孔子才有机遇，有能力有欲望在周室接触到传讹已久的《三绝》。孔子读《三绝》，惊而喻之为“悖篇”，（当时，韦通违，通背，悖；编通篇。）而直呼之《韦编三绝》。太史公哪能顾及这个史实，把孔子反复而读的（喜读）《易》、《韦编三绝》连在一起，后人就视之为读《易》牛筋三断了。

    看到《三绝》的不只孔子一人，春秋时，还有较多的人都读过《三绝》。例如除管子外还有和孔子同时的孙武子，也因某种机遇在孔子前就读到了《三绝》。孙武子颇有自知之明，对于老子的教诲，虚心而习研之，对老逨的有关用兵之说颇为留意，特别钟情于“以奇用兵”，也深入地认识到老逨的认知方法。坚持“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的认知态度，“致虚”、“守静”、“玄之又玄”，在“奇”字上大下功夫，把个“奇”字盘活了，终成《孙子兵法》流传于世。

    儒学在战国初期日涨，但《三绝》的影响也困惑着不少的人。其间，墨子也接触到孔子认定的《悖篇》，但又深受儒家“复礼”的影响，好像动不了，只能臣服儒礼之说，羞羞答答地以薄礼（节葬、节用）而代之；老逨的《三绝》似有理，啃不动，只好捡起“贤、义”而反议之，要“尚贤”；对孔子的仁也要发挥发挥，以“兼爱”而倡之以义也。由是也自成一家。

     《三绝》啊，《三绝》，多少人想的到她，诸侯大国也要他。由是一桩重大的窃书案发生了，离孔子百多年后，离《三绝》成书400多年后，东周史官太史儋，为着个人的利益，于公元前374年窃周室藏书《三绝》西行去秦，至关遇令尹至交，示之《三绝》。关令尹对这久已耳闻的《三绝》，仰慕已久，也是众多文人所未目睹过的钟爱之宝简，当然不会放过。，不仅自己抄录，且广为传而示之。这才是以太史儋所持之本（已错简）为足本的社会传本之始祖本《老子》（《三绝》是人们的传言。这时的文人，才知《三绝》远不只“三绝”，当可正其名，按战国习称，改称《三绝》《老子》。战国中后期的庄周、韩非以及稷下学宫的诸子们均读的是老子社会本。另外，楚简的任意摘抄，是老子社会残本。）

       太史儋当继续西行，所揣的《三绝》入秦室自不待说，这就是后来的老子官方本。（吕不韦的班子，写的《吕氏春秋》所用的就是老子官方本；另外长沙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两种抄本的足本也是官方本。）不过《史记》记太史儋之言，说明他是一儒，与他所窃《三绝》的著作者毫无干系。倒是得谢谢他，没有他，天下之人读《老子》者甚少，这是奇功一件。关尹得《老子》，酷爱之至，自我感慨系之，传言也著其书而为己言立于世也。社会本的广为流传也始于他，其功也不可小视。

       不胫而走的《老子》却牵动了不少文人墨客的身心，沸沸扬扬，好不热闹，且置《老子》于不顾，或取一点，或攻一点，自立诸说，百家争鸣而起。这倒使我想起20世纪初钱穆先生的《老子辨》中相讥之言，“老子五千言如大海，诸子百家，如鼷鼠之饮河，各饱其腹而去，亦何不可”这种讥讽老子的语言，倒是可以正面去认真对待，历史的事实，正是如此啊！半部《老子》就是“大海”。何尝仅只是如此呢，整个东周（春秋和战国）时期，都是读《老子》一本书的时期啊，这却是我们对自己历史认识的疏忽和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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