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是以自己为参照来评判古代帝王的，雄视千古，气贯长虹，以为所有那些著名古代帝王都还比他老毛差一截，最后一句是画龙点睛之笔！我们平时说话其实都是自觉不自觉地以自己为标准来评判是非的，某某人无能，就是说他比自己无能，即使大家都说张三无能，但李四比张三还无能，则在李四眼里张三还是大能人。刘邦当泗水亭长时就目中无人，所有上级官员无不被他谩骂侮辱，就是由于自己觉着比他们能，事实也是如此。

《齐物论》又写道，人生在世原来就这样糊涂吗？还是只有我糊涂而人家不糊涂？人们都把自己的主观成见作为是非尺度，那谁没有这种尺度呢？成心自取何必大智之人有之，愚昧之人也一样有。如果没有一定主见就论是非，如同说“今天去越国而昨天已到”一样，这就是把没有当有，把没有当有，就是神圣的大禹也不能明了它，我又有什么办法呢？言论不是刮风，发言人各有议论，但他们议论的内容却没有准性。真的议论吗？还是未曾议论呢？说他说的话与小鸟的叫声不一样，到底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大道被什么东西遮蔽了，为什么有了真伪之别？大言被什么东西掩蔽了，为什么出现了是非之分？大道在什么地方不存在呢？大言在什么事情上不适用呢？道是被小的成就掩蔽了，言论被华丽辞藻遮盖了。因此才有了儒家墨家的是非之争，把对方以为非的说成是，把对方以为是的说成非，要是肯定对方所否定的而非议对方所肯定的，还不如放弃各自的是非而进入大明无别的道境。各师其成心，成心却不能成为是非标准，因为人人有成心。大道本来是无是非的，大言也是无分辩的，因为它们受到蒙蔽才有了是非言论，是非没有标准，都是主观产物。

庄子在《齐物论》中进一步说明在主观领域中没有判定是非的标准：我们辩论，你胜我败，果真是你对我错吗？或者我胜你败，果真是我对你错吗？还是一对一错呢？还是都对或都错？你我都不能知道，因为都受了环境和知识的局限。我们请谁来裁判是非呢？请和你观点相同者来裁判是非吗？既和你相同，怎么能做裁判呢？假使让和我观点相同的人来裁判，既同于我，又怎么能做裁判呢?如果请不同意我和你的观点的人来裁判，既然异于你我，又怎么能做裁判？若请同意我和你的观点的来裁判，既然同于你我，又怎么能裁判呢？那么，我、你、第三者都不能裁判是非了，难道还请第四个人做裁判吗？

“小隐隐于山林，大隐隐于市朝。”庄子大隐不隐，没有出世遁入山林，而是心隐于现实生活中。他深知是非无定，相对才有是非，有是非即有苦恼，所以他“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也就是超越人为的是非对立，进入无对、唯一的大道境界，以道观万物，以方外观方内，则能彻底摆脱现实世界中矛盾之环的束缚，达到绝对自由。小孩子上学路上看到两个公鸡咛仗，他可以只管走自己的路，不会管哪个鸡是哪个鸡非，这就是不谴是非；到了学校里，为了桌面又和同桌“楚汉争”，陷入了对立、痛苦、不自由中，老师也不管谁是谁非，拿粉笔在课桌中间画一条“鸿沟”以平息战争；而老师回到办公室，又和同事为了奖金而陷入是非之争中，校长来个“昏官断案，不管有理无理，各打二十大板。”而在教育局召开的校长会上，这位校长又与别的校长为了各自学校的利益又陷入是非之争中……大而言之，家庭与家庭、村庄与村庄、乡镇与乡镇、县与县、省与省，还有不同的团体、单位，乃至不同的国家、民族、国家联盟之间都有可能陷入是非对立之中，跃上层次、提高境界就能超越低层次的是非之争。“二战”时全球都投入了战争，乱哄哄一片，但天上神仙却不管人间是非，俯视下界觉得挺好玩，好像看一群忙忙碌碌的蚂蚁一样。而人们看庄子笔下蜗角之国的战争不也挺好玩吗？“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返。”（《则阳》）

庄子在《齐物论》中对待是非提出了“和之以天倪”的方法。“何谓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然若果然也，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化声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蔓衍，所以穷年也。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什么叫用自然区别调和是非呢？那就是将对的也看作不对，将这样的也看作不这样。假如对的果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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