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是个秀才呀，并且是破落的。他们打仗可不是“来来来，大战三百回合”，可不是那样，他是指挥的。随着战争的发展，指挥开始复杂起来了，指挥的样式是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的，在古代社会将军在古代战场的个人作用非常突出，刘关张三英战吕布，他如果败了下面几千人就得走，他胜了就冲，现在不是这样了。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时候在几千公里外的欧洲已经产生了今天军队的大脑——总参谋部，已经进入现代军事统帅体制了。中国落后吗？落后，但再也不像刘关张那个时代了，在这个大势下，冯云山、石达开、韦昌辉等更重要的任务是摆兵布阵，用兵的问题，你打县城，围魏救赵，围城打援，怎么集中几倍的兵力，怎么做诱饵，他们更多的是讲这个。在太平军的时候就更重视谋略的，当然还得打仗不怕死。什么叫“抵近指挥”呀？比如打永安城，冯云山也是抵近，那个时候的炮不像现在呀，远射程武器，远程制导打击，从美国能打到关岛。他在战场上被打死，就是因为抵近指挥了，不是在后方指挥部。所以他们为什么能崛起就是学习如何掌握战场的主动权，想办法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取得胜利。
近代史上有一首晚清民歌：“豌豆开花花蕊红，太平军哥哥一去无影踪。娘娘哭得白了头，妹妹哭得眼睛红……”反映了中国底层民众对理想主义境界的向往。“太平天国”首先是一种空想，他原来有个施政纲领《资政新篇》但没有实行，是1859年洪仁玕弄得。《天朝田亩制度》也没落实，“无处不饱暖，无处不均匀，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和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大同思想是有深刻联系的。农民就追求绝对的平均呀，太平天国追求的太平的前提就是平均。
“无处不饱暖，无处不均匀，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开始时这是作为一种信仰，对统治者来讲那就是一种手段，因为他的目的就是建立天朝。彻底改善中国的土地制度，农民是提不出的。一定要打破现有的土地制度然后建立一个新的社会，那是目的。统治者是作为策略提出来的，但农民最信这个。那种农耕社会的自然经济才符合这种东西。但是这种东西实际上一天都没实现过。比如说分“男行”“女行”，自己就不平均呀，那时候太平军那些首领就已经有自己的好几个太太了。
太平军有女兵。是不是开创性的？历史上是不是没有过的？就这些东西也可以打个问号。首先，太平军的基本士兵是汉族，有少数民族吗？有，但基本成分是汉族，而且越往北汉族越多。但汉族的女人都裹脚，连走路都费劲，你别说让她行军打仗了。而且南方多山区(少数民族妇女不裹脚)。洪宣娇也是个子虚乌有的人物。从生理上来看，女的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作战建制。裹脚女人怎么能打仗呢，只能是做些辅助性工作，把她们组织起来纳鞋底子总行吧。你站都站不稳是不是啊，在太平军就是做辅助工作，就是把她们组织起来。这种方式是不是也是一种新的形式？从这点意义上来讲，这是个社会运动，他把整个社会呼唤起来了，最主要的是他对女人不歧视，男人能干的女人也能干。但前提错了，不能结婚没有家庭，没大小辈儿。他不是拜上帝教吗，对上帝来讲我们都是孩子，爹妈也是兄弟姐妹。谁的孩子，主的，就是一家人也得分开，农业社会主义啊。
中国的农民起义分两种，一种“佃变”，就像陈胜、吴广起义。朱元璋都不是佃变，他是打的郭子兴的旗号走上来的。一种是“民变”，民变成分就复杂了，你洪秀全真是吃不上穿不上吗？果真如此你去广州还考什么试呀？
洪秀全是个秀才呀，并且是破落的。他们打仗可不是“来来来，大战三百回合”，可不是那样，他是指挥的。随着战争的发展，指挥开始复杂起来了，指挥的样式是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的，在古代社会将军在古代战场的个人作用非常突出，刘关张三英战吕布，他如果败了下面几千人就得走，他胜了就冲，现在不是这样了。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时候在几千公里外的欧洲已经产生了今天军队的大脑——总参谋部，已经进入现代军事统帅体制了。中国落后吗？落后，但再也不像刘关张那个时代了，在这个大势下，冯云山、石达开、韦昌辉等更重要的任务是摆兵布阵，用兵的问题，你打县城，围魏救赵，围城打援，怎么集中几倍的兵力，怎么做诱饵，他们更多的是讲这个。在太平军的时候就更重视谋略的，当然还得打仗不怕死。什么叫“抵近指挥”呀？比如打永安城，冯云山也是抵近，那个时候的炮不像现在呀，远射程武器，远程制导打击，从美国能打到关岛。他在战场上被打死，就是因为抵近指挥了，不是在后方指挥部。所以他们为什么能崛起就是学习如何掌握战场的主动权，想办法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取得胜利。
近代史上有一首晚清民歌：“豌豆开花花蕊红，太平军哥哥一去无影踪。娘娘哭得白了头，妹妹哭得眼睛红……”反映了中国底层民众对理想主义境界的向往。“太平天国”首先是一种空想，他原来有个施政纲领《资政新篇》但没有实行，是1859年洪仁玕弄得。《天朝田亩制度》也没落实，“无处不饱暖，无处不均匀，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和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大同思想是有深刻联系的。农民就追求绝对的平均呀，太平天国追求的太平的前提就是平均。
“无处不饱暖，无处不均匀，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开始时这是作为一种信仰，对统治者来讲那就是一种手段，因为他的目的就是建立天朝。彻底改善中国的土地制度，农民是提不出的。一定要打破现有的土地制度然后建立一个新的社会，那是目的。统治者是作为策略提出来的，但农民最信这个。那种农耕社会的自然经济才符合这种东西。但是这种东西实际上一天都没实现过。比如说分“男行”“女行”，自己就不平均呀，那时候太平军那些首领就已经有自己的好几个太太了。
太平军有女兵。是不是开创性的？历史上是不是没有过的？就这些东西也可以打个问号。首先，太平军的基本士兵是汉族，有少数民族吗？有，但基本成分是汉族，而且越往北汉族越多。但汉族的女人都裹脚，连走路都费劲，你别说让她行军打仗了。而且南方多山区(少数民族妇女不裹脚)。洪宣娇也是个子虚乌有的人物。从生理上来看，女的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作战建制。裹脚女人怎么能打仗呢，只能是做些辅助性工作，把她们组织起来纳鞋底子总行吧。你站都站不稳是不是啊，在太平军就是做辅助工作，就是把她们组织起来。这种方式是不是也是一种新的形式？从这点意义上来讲，这是个社会运动，他把整个社会呼唤起来了，最主要的是他对女人不歧视，男人能干的女人也能干。但前提错了，不能结婚没有家庭，没大小辈儿。他不是拜上帝教吗，对上帝来讲我们都是孩子，爹妈也是兄弟姐妹。谁的孩子，主的，就是一家人也得分开，农业社会主义啊。
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就是基督教传到中国的变体。中国人不认这个。为什么曾国藩威信这么高啊，他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孔孟来对付你太平天国，孔孟之道对中国一般民众是有吸引力的，都是走科举取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跟现在的民工似的，他虽然现在生活条件不好是弱势，但是他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读大学。一个道理，曾国藩之所以能，能就能在抓住了民众的心理。
现在又说曾国藩又说太平军，那么太平军的覆灭，是一种军事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呢？
是社会问题。农民这个阶级就不可能通过起义取代政权。但有个前提条件，只能是国内问题。而现在是国外的来了。那个时候还管外国人叫洋亲兄弟啊，高兴啊。后来觉得不对劲了，认识你也不行，我得不到更大的权益。
那个时候国内的部队里有没有洋人呢，有。军事顾问。但是就是说这种洋人支持太平军基本上是个人行为。但背后，出安全问题的事了就不是个人行为了，这就是国家利益问题了。不光是个人问题，大小问题，打关系也是跟清政府打关系。你比如华尔、戈登，尽管是以退役军官的个人身份在华从事工作的，但他代表一种势力一种责任。农民起义兴忽衰忽啊，农民一旦走到一个点就完了，立马就转变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太平军最后是自己垮掉的，1856年的天京内哄，损失的都是精锐部队啊。
还有太平天国那个李秀成自述，怎么理解？李秀成那个不能看作是投降，他尽自己的职责，出发点还是为了太平天国。
中国的农民起义分为两种，一种叫“佃变”，真正的穷苦农民，生活不下去了，揭竿而起。比如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你去戍边误期是死，起义也是死，那就起义吧。中国这块土地上容易产生邪教，农民大起义常常以邪教为由头，把一条鱼放在土里埋了，上面贴张纸，要变天了，“咣”一个炸雷，挖出来，这就是征兆。比如东汉张角的太平道、东晋孙恩的五斗米道，洪秀全弄了个拜上帝教等等。为什么曾国藩打太平天国一打一个准儿，曾国藩就用传统的儒教来教育他自己的子弟兵。
农民起义第二种就是“民变”，参加者有的是大地主，有的是知识分子。比如《水浒传》中的故事就是民变。宋江这个小官吏造反是腐败引起的，官场黑暗，他不是活不下去，他担任的县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县委秘书长，完全活得下去，你最后杀人了，你勾结黑社会，怎么能不抓你呢？搁现在社会也抓你呀。然后他跑了，这是典型的民变。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其实是一场“民变”。他利用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为什么这样讲？这就要追溯到鸦片战争时代。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1842年8月29号签订的《南京条约》，五个通商口岸开了，用现在的话说是好事，但那时是被迫的。因为中国有传统的“男耕女织”的经济，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封建社会的特点就是政治上的专制，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你有家织布，人家有洋布，你不能光穿家织布(家织布是白色的)呀，你给谁戴孝呀？那不成，你得染呀，你用的是植物染料，人家用的是化学染料；人家不褪色，你的褪色；人家不缩水，你的缩水呀。所以家织布抵御不了洋布。手工业者失业了。杨秀清就是手工业者，烧炭的。所以广东地区社会矛盾尖锐。矛盾大，老百姓是逼上梁山呀，老百姓一般是不造反的。中国农民太老实了，谁干那事呀，怕惹祸。
洪秀全考了四次秀才，都没考上，灰心丧气。他第二次去广东考秀才的时候遇见一个叫梁发的人，时间是1846年。梁发是个传教士，他拿着《劝世良言》给了洪秀全，但洪秀全给放在一边了，第三次秀才没考中，把这本书翻出来发现挺好。中国第一次把外国的思想、外国的意识形态嫁接到中国就是洪秀全，马克思主义那是后来。所以毛泽东说洪秀全是中国第一人、全人，是第一次接受西方真理的人。上帝就一个儿子耶稣，他讲上帝还有一个儿子就是洪秀全。他的拜上帝教改造了上帝，因为有天父，他的肉身生父他不认了，洪秀全以后再也不提他的父亲了。洪李氏是洪秀全的母亲，上帝也就是天父没老婆，玛丽亚是童贞生孩子，生在利伯恒的马槽子里。但中国又有传统，你不认父母哪成呀？所以洪秀全改造了基督教，他嫁接，妈妈认，爸爸不认。他当了天王后把他的妈妈请到南京去了，叫做“君王母”。为什么不叫太后？因为他说那是妖。皇帝、太后这是妖。我妈妈是太后，但是不能叫这个名。洪秀全原名洪火秀，为什么要改成洪秀全呢？“秀”取了，又改了个“全”就是要全体，要大，洪秀全就是什么都有。你看太平天国的那个“国”，里面没有一点，四方框里面有个“玉”字，不是，四方框里面是个“王”字。他造字，国家之中就一个王才叫“国”呢，否则不叫“国”，“王”是谁呀？就是他。由于社会矛盾尖锐，农民揭竿而起。清政府打不过他。1853年洪秀全建都南京，咸丰皇帝抓瞎喽，再往北过完长江就是徐州然后是河北，过完河北就是北京了。势如破竹，不可阻挡。
唯才是用与任人唯亲，太平天国在用人问题上“前明后暗”，经验与教训就像两只手，捧起的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太平天国是发生在晚清时期一次重要社会革命。这次革命一度被捧上了天，美化得不得了，洪秀全被认为是中国历史第一完人。改革开放以后，太平天国历史“洗尽铅华还本来”，被人们给予了理性的分析与认识。
不管人们对这次运动怎样认识，太平天国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走向起到一个非常奇特的作用，这是毫无疑义的。
没有太平天国运动，就不会有洋务运动；没有洋务运动，就没有中国求强求富道路的探索；没有探索的失败，就不会有康有为变法，孙中山革命；没有孙中山革命，就没有辛亥革命；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今天的一切。
这样认识并不是要归结到今天的一切都是太平天国带来的，如果得到这样的结论，那是荒谬至极！
我用这样的逻辑推理，不过想说这样一个观点：太平天国运动是一部分中国人在近代做出的一种改变中国现状的尝试。尽管他悲壮地失败了，但是太平天国所有悲剧式的人与事，都为后来者继续探索中国既富又强的道路，提供了有益经验和教训。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在揭秘晚清军事专题中讲讲太平天国问题的原因！
太平天国从建立那天起，军事工作就是这个政权的最主要的工作。从1851年1月11日，金田起义爆发，到1864年7月19日曾国荃攻陷南京，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为止，这个政权始终处于战争状态。几乎是没有一天过着稳定的和平生活。在这样一条主线中，太平天国由盛到衰始终被一条看得见的问题左右：这就是洪秀全的用人问题。俗话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在战争时期，用人得失一直决定着他们事业的起伏。
那么，洪秀全在使用包括军事人才在内的用人问题上，究竟是怎样的呢？
我今天就专门讲讲这个问题。
1、初期用人以能力为主
洪秀全是中国历史第一位吃螃蟹的人。吃什么样的螃蟹？吃利用外国的宗教、意识形态，在中国进行革命运动的螃蟹。洪秀全出生于1814年1月1日。原名叫洪火秀。他的家乡在广东的花县，父亲洪镜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如果定成份的话，是个中农，因为他家里有几亩地，还有两头牛。不过，洪秀全后来根本不提到他的父亲。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上帝，他叫“天父”，而自己的生身父亲洪镜扬不过是“肉身之父”。“肉父”那能同“天父”相比？但是，由于外国的那个“上帝”没有老婆，上帝之子耶稣是童贞女感孕而将孩子生在马棚里。洪秀全毕竟生在中国，父母双全应该是人的福气。所以，他没有把他妈扔了。他母亲名叫杨李氏。所以，洪秀全称王后，尊称上帝为“天父”，叫他妈为“君王母”，也就是太后。
洪秀全之所以这样中西合壁地称呼他父母，如果仅仅从数典忘祖的角度讲，过于浮浅。这样做正是他利用外国的意识形态结合中国的情况，而为他行为与政权的合法性提供理论依据。
这是洪秀全的出身大致情况。
大家知道，鸦片战争后，广州被英国强行做为通商口岸，资本主义最早侵蚀了这个地区，造成广东地区社会矛盾严重，大批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破产。这一切，作为本身就是农民家庭出身的洪秀全，真是感同身受。不过，最初他和他那个时代的民众一样，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还是想通过求取功名改变自己的一生。
没有想到，他耗费15年的时间，连续四次考秀才都没有考中。秀才是八股取士最低的一级，连秀才都考不中，就别想当什么官了。
这下子，洪秀全可是灰心到了极点。这时，他忽然想起1836年第二次到广州考秀才时，一位名叫梁发的传教士给过他一本《劝世良言》，当时，他还没有怎么看，扔在一边，还想考秀才。这时，他对功名心灰意冷，在百无聊赖之时，想起了这本小册子。于是，看了起来。
这一看不要紧，看出个太平天国！
他于1843年创立了拜上帝教，以宗教作为理论指导，进行农民起义的准备。经过8年准备，终于在1851年1月11日发动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
起义最初，太平天国运动的核心都是由非常有才干的人组成的。有烧炭工出身的东王杨秀清；有一贫如洗的西王萧朝贵；有私塾出身的南王冯云山；也有地主出身的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
这些人都是赫赫有名的战将：
杨秀清组织才能惊人，治军严整，善于智谋胜敌，威信极高；
萧朝贵勇敢刚强，打起仗来不要命，身先士卒，冲锋第一；
冯云山多谋善断，一直是洪秀全的军师，是太平天国运动早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韦昌辉为人仗义，作战凶猛；
石达开文武兼备，曾率部夺武汉，围南昌，大败曾国藩的湘军，打得曾国藩几次想跳水自杀。
即便后来1856年9月发生了天京事变，太平天国力量严重内耗，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死于内部火拼，石达开负气率部出走远征，一代英才毁散殆尽，但是洪秀全还能及时选贤任能，如先后封洪仁玕为干王，总理朝政；封年轻将领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赖文光为遵王，领兵打仗。
比如：洪仁玕虽然是洪秀全的堂弟，但是却与洪秀全、冯云山一起创立了拜上帝教。只是后来未能赶上金田起义队伍，避难香港。1859年，他冒着生命危险，化名改装，长途跋涉，回到南京。受封任职后，提出了具有时代意义和深远影响的资本主义施政纲领——《资政新篇》，充分显示了他适应时代需要的进步政治头脑。在军事战略决策中，也表明他是有才能有谋略的。
陈玉成也出身于一贫如洗的农民，比洪秀全小26岁，金田起义时，他才14岁，就参加了太平军；李秀成也是农民出身，家里穷，也是金田起义的元老。这两个人在作战中勇猛善战，成为太平天国后期军事指挥上的两根支柱。他们数解天京包围，在安徽、江西、湖北、江苏、浙江扩张太平军势力，争城夺地，为巩固天京、挽救危机作出了很大贡献。
赖文光也是金田起义的元老。他在太平天国最困难的时刻，奉命招兵，为开辟西北战场、保卫天京尽心尽力，功勋显著。天京失陷后，他率部在江北联合捻军，英勇顽强，继续坚持战斗了近四年。
这些名将除洪仁玕和萧朝贵以外，没有洪秀全的亲属。
这说明什么？
在人类各个领域里，还没有任何领域的风险性要比战争这个领域大。克劳塞维茨说得好：“战争无外乎是强迫对手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既然是暴力行为，就意味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战争不是儿戏，战争不是演习，错了还可以重新再来。战争的高风险、快节奏、高压力的特点，决定了不允许你失误，一旦在战争中犯中错误，甚至连弥补错误的机会都不会有。
因此，太平天国前期，在这些以洪秀全为代表的领袖们还在打江山的时候，无论是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不可能在用人上有太大的过失。换句话说，小的过失可能有，但是用人的基本路线不可能错。这就是：不以资历取人，不论亲疏，惟才是用，凭战功领赏。
然而，农民运动的衰落与他的成功一样，几乎是同样地迅速。这是由这个阶级的特点所决定的。下面我们通过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洪秀全用人问题的失误，来看看这个问题。
2、后期用人多疑猜忌，任人唯亲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分为“佃变”与“民变”两种。“佃变”是贫苦的农民活不下去了，铤而走险，举杆起义。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就是典型的“佃变”。
而“民变”则不然。“民变”的成份非常复杂，有农民，也有地主，还有官吏，他们起义不像“佃变”那样简单，往往是怀着对现状的不满，想通过剧烈的革命性运动，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的心理，参加起义。小说《水浒传》中的宋江起义就是典型的“民变”。
“民变”的领导人通常不是贫苦的农民，而是富裕的农民、知识分子，甚至是地主和官吏。太平天国运动就是一场“民变”性质的农民大起义。
由于“民变”性质的农民起义的这个特点，所以，只要沾上“民变”这个特点的农民大起义，一旦夺取政权后，生活现状往往得到了改变。于是，几乎是立即走向他的反面，开始放下他们打出的追求“平等”的口号，转而谋求享乐。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者们，就是这样一群人。
打下南京建立太平天国政权后，洪秀全带头搞特权，搞腐败。大修宫殿，广纳美女，要不是太平天国那帮人还不会阉割术，抓到一群幼童都给弄得感染而死，洪秀全身边也会像皇帝一样，有太监了。
上行，下就效。杨秀清、韦昌辉等等一批高级官员也追求享乐。然而，想享乐，就要有钱，而在封建体制下，想要作威作福，就要有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于是，进了天京后，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就开始争权夺利。杨秀清被封为“九千岁”还嫌小，还要争那个只有一个位置的“万岁”，挑战洪秀全的权力。
这个争权夺利的后果，就是发生了1856年的天京内讧。
杨秀清、韦昌辉和燕王秦日纲均被洪秀全杀掉。而从这以后，洪秀全就认为，凡不是姓洪的人当王，就不能信任，开始对异性大加猜忌，逼走了翼王石达开，封他的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
石达开出走后，太平天国的权位排名是这样的，天王洪秀全之下：第一是幼西王萧友和(萧朝贵之子，洪秀全外甥)，第二是洪秀全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第三是洪仁玕，第四是驸马钟姓(钟万信)、黄姓(黄栋梁、黄文胜)，第五是陈玉成，第六是李秀成。陈玉成牺牲后，实际上，在天朝领导核心中只有李秀成一人是非亲之人，其余都是洪氏亲属。
即便是李秀成，也是一直被猜忌。
忠王李秀成是一代名将，在太平天国最后几年的军事斗争中，李秀成起了很大作用。但他没有被洪秀全所完全信任。洪秀全对他十分提防，担心李秀成会率部反叛，所以，暗中分削李的兵力。还几次把李秀成从抗敌前线调回天京，造成军事上不应有的损失。甚至到了李秀成为了表白心迹，不得不把老母、妻子留在天京为质，而赶回前线指挥。
这种“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王”的不良倾向，使得人心不服，“各有散意”，极严重地破坏了人才凝聚力。太平天国后几年，屡有中下级的太平军将领叛变。究其原因，除了叛变者的主观因素外，洪秀全的“信人不实”是使人心寒、促将士离心的重要客观因素。
越是感觉部下离心力大，越是想通过高官许诺以增强凝聚力。结果在用人问题上，洪秀全又滥封王。天国后期五六年，洪秀全竟然封了2700多个王，封王之多，令人吃惊。这种做法，不但没有起到激励人才的作用，反而败坏了风气，使得奖赏不明，正邪不分，行无规范，学无样板，人心不平，“战守各不争雄”，极大地影响了起义者们的积极性和奋发向上的战斗热情。
经验与教训，就像两只手，捧起的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作为一位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最终并没有跳出落后意识和体制画上的怪圈，进而使他所领导的那个所谓的“天国”，正像李秀成所总结的那样“失国丧邦，实其自惹而亡”。
人才使用问题可以像一面镜子一样，折射出一个事业的兴与衰。这就是洪秀全留给我们的遗产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