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王阴谋“三步曲”

洪秀全的算计，早在金田起义之前就已开始。

那时，洪秀全本来是去投靠冯云山，可他却利用冯云山入狱，起用了萧朝贵和杨秀清，用巫术将冯排挤。冯是君子，被人算计而不知。萧最早看透了洪，难免恶言恶语。金田起义时，洪又与杨秀清合作，将萧朝贵排挤，所以永安建制时，原来五王共和，改为皆受东王节制。

冯、萧二王力战而死，看似偶然，实亦欲以死明志。

洪、杨合作从表面上看，杨飞扬跋扈，占尽上风，实则洪已阴结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握有绝对优势，却以忍辱蛊惑杨的野心，并煽动韦、石二人。韦与杨有私仇，一有天王指令，就下杀手，洪佯装不知，待韦杀够了人，就以石氏来号召，再将韦杀掉，看似平民愤，实则杀人灭口。

一个文不得、武不得的家伙，竟然一步步走向专制：

第一步，依靠杨、萧二人，不惜以巫术确认其教权的合法性。天国初期，教权由天父、天兄、天王三权分立，而以天王代理；政权乃五王共和，冯、杨、萧、韦、石都有自己一份实力，而洪没有，故政教分离。因此，洪地位虽高，而实力却有限，没有实力，哪来实权？

第二步，洪秀全欲从教权进入政权，便拉拢杨秀清，实施政教合一，先从教权内排除萧朝贵，使教权从三权分立，政权从五王共和，同归于二王分治。在二王分治的格局里，洪成了宗教领袖和国家元首，取得了名义上的最高领导权；而杨在教权上保留了代天父立言的身份，在政权上节制诸王。这就是为什么太平天国政权自有平山登基之后，还要有永安建制。平山登基，确立了三权分立和五王共和，而永安建制则以二王分治打破了这一格局。

平山登基以三权分立排挤了冯云山，永安建制以二王分治排挤了萧朝贵，此二人者，一为洪秀全老友，一为杨秀清老友，洪杨合谋排挤了老朋友。本来，二王分治，一掌教，一执政，也能共和。可政教合一后，权力交叉。洪执掌教权，杨却能代天父立言；杨执掌政权，却须奉洪为天王。两人分庭抗礼，而天王示弱，东王用强。东王不仅在政权上将天王挂起来，在教权上，还常以天父下凡占据上风，甚至以天父名义棍责天王。

谁要天王当年接受了天父下凡所赋予他的权力合法性呢？有一利，就有一弊，偷吃了一回天父的禁果，从此就要忍受天父的折磨。他好难过，却忍着。而动不动就拿天父来演戏的东王，其本来面目日渐暴露，此术久用必败，何况用来作恶！天王用弱，获得普遍同情；东王用强，日久却失人心。

翼王东征，安定了东南半壁，东王伸手来要最高权力——逼天王封他万岁。连名义都要拿走，二王分治已走到尽头，该出手时就出手！东王一味用强，却不知天王早已安排妥当。东王自以为握有军政大权，可西征以后，兵权都归了翼王，有了翼王声援，谁敢向天王下手？

石达开与冯云山相知。当年，石率自家宗族起义，立马投奔冯去，有实力，且多智，少年英雄，风云际会，给太平天国运动带来青春气息。但他一味打仗，不问政治，对天父下凡之类的鬼把戏从不感兴趣，却认定冯、洪一体，冯不在了，就跟洪走。天京事变，他也有预谋。可天王知道，让翼王去诛杀东王，他肯定下不了手。他讲义气，是性情中人，不喜欢这样的阴谋。可天王有了保护者还不够，他还需要杀手，于是天王跟北王结盟。

韦昌辉动手了！原以为，杀个把人是小手术，没想到是恶性肿瘤，一刀下去，癌细胞就扩散了。跟着，一刀接一刀，越杀越收不住了。

洪与韦、石单线联系，他既没有制止韦的杀戮，又在没通知韦的情况下，让石回来安定大局。韦、石相疑，杀戮蔓延至石的家室。于是，天国将士无不以为韦氏罪大恶极，人人皆欲杀之。

翼王举兵，而天王诛之，韦氏死不瞑目矣。天王躲在深宫里，可怜似汉献帝，韦氏替他开了劫。天王以数万天国将士做劫材，以打劫自娱。他一开劫，就找到了做王的感觉，因此，他要把打劫进行到底，打出一个真“秀全”来——“禾乃人王”——我才是真命天子。他以韦杀杨，以石诛韦，三下五除二，原来五个王，如今只剩下翼王了。是与翼王分治，还是由他专制？当然要专制，翼王成了绊脚石。熬了这么多年，终于熬到了这一天，他要扬眉吐气做真王了，可偏偏还留着翼王这么根刺。他决定，不管这根刺有多粗，有多硬，都要拔掉。

石达开当然也明白自己的处境：与洪合作，要么等死，要么取而代之。他既不想等死，也不想取而代之。怎么办？唯一的办法——走！

洪秀全的“政治死穴”被点中

1850年，英国人在上海创办《华北捷报》。该报又名《华北先驱报》，或《先锋报》，是一份供外国侨民阅览的英文周刊，一直关注太平天国运动，曾多次报道翼王石达开的消息，称赞石达开的安庆改制，使人们在新统治下各务本业；赞他对所统属的人民尽情抚慰，同时深得部下兵将的爱戴。

此报还报道了传教士谒见忠王李秀成的经过和观感。在与李秀成的交谈中，传教士提起曾在上海和香港两地，保护过干王洪仁玕，还特意提到天王的老朋友罗孝全，告诉李秀成，罗孝全还在华南，然后请求与天国政权开展贸易。

后来，罗孝全来到天京拜谒他当年的弟子洪秀全，留在天京一段时间不久就逃走了。逃出后，还是在这张报纸上，他椎心泣血控诉天王，指出对这里的传教事业感到绝望，对这场运动也已绝望。

曾国藩从衡阳出师时，发布《讨粤匪檄》。斥“粤匪”无庙不焚，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籍扫地荡尽，乃名教之奇变，为鬼神所共愤。他一语破的，点到了洪秀全的政治死穴。他以“名教”旗帜，动员士林；以“鬼神”二字，发动百姓。

而洪秀全既要冲破“名教”，又要打倒“鬼神”，可想而知，他怎能继续政治动员？他还有一块“上帝”的牌子，那是他的政治资本，可传教士偏偏揭穿了这个冒牌的“上帝”。而否定他最坚决的，又偏偏是他当年的宗教导师。

曾氏《讨粤匪檄》一出，士林便捐银助饷，风起云涌，跟他去卫道。罗孝全的公开信一出，更是釜底抽薪，连上帝这把火也要熄灭了。连罗也闹翻了，洪秀全只有破罐子破摔——天国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