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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京城已经到了油尽灯灭的时候，洪秀全让洪仁干辅佐幼主……“真神能造山和海，任那妖魔八面来；天罗天网几重围，你们弟妹把心开。岳飞五百破十万，何况妖魔灭绝该。天父好手段，妖魔万算不当天一算，天兄好担当，天兵一到妖魔尽灭亡。你们军士暂行安息，朕今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百万千万，层层战下，大显权能，保固天京，你们军士大共享升天之福。"如果就洪秀全的人格结构而言，杨秀清代表了他人格结构中依赖性的一面，也即超我的一面，对自己的行为是一种监督和制约的作用，当他冲破了杨秀清的限制，一切都似乎变得自由时，他权威人格中的依赖性便失去了，超我的"不全则无"实际上使他的人格结构已经残破，将士们的离心离德和残酷现实使他的自恋人格遭受再次剥夺，本我中的破坏性倾向开始大于建设性倾向，也即生本能大于死本能，死亡的冲动萌发。业师萧延中先生在对于毛泽东的心理分析中指出：既向往自由又期待安全感，既要求秩序又追求无约束，从而，自尊与自卑毫无隔膜地联在了一起。这就是旧式"农家"观念中的辩证法，就是他们自己给自己设定的矛盾人格和精神命运。洪秀全也是如此，溺爱的家庭环境让他崇尚自由，崇尚自我，但从小对于父母的权威的依赖心理也是无法克服的，当父母真正放手不管时，他便不知道如何生存了，一时间感到自由并不想他想象中的那样可贵。拉斯韦尔对这种行为也曾做过很好的注脚："当人们（尤其是自恋人格者，作者注）遭受剥夺时，他们倾向于把爱从外部世界集中到自己身上；还会把过分自信的感情冲动从外部世界转移回来反对他们自己。极端反应的结果不是自恋型的精神变态就是自杀。"按照简又文的说法，洪秀全的自尽动机，不是出自畏惧，因为虽然湘军久困天京，但几个月来很少有战事发生，其动机是出自不忍心看君民臣下一体受苦，因此以决绝的手段使灵魂加速离开尘世，以求快快上天搬取救兵而助天朝。"是则其动机仍是为革命运动而牺牲自我的，其死也，价值之高与意义之大，实远在梁武帝因迷信佛教而卧死在台城之上矣。是故吾敢断言，天王生于宗教，而至终死于宗教。此可为宗教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最重要、最强烈的成分之又一明征。"无论洪秀全自杀意义何在，但对于其本人而言，我们丝毫没有在其中发现他的绝望、痛苦和留恋，这显然是一种在他本人看来意义重大的事件，我们不得不对这种自杀的内在基础和性质作更进一步的分析
洪秀全的原罪意识
我们从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中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农民起义都附会某种宗教或者神灵作为造势的工具，虽然形式不一，但在心理学上都可以解释为以想象中的某种超自然的或者超人类的力量克服自己因能力不足带来的恐惧感。所以，通过研究起义所秉承的宗教意识形态我们可以窥见压抑在人类潜意识中的某种观念。
首先应该肯定的是，洪秀全是有原罪意识的，这一方面来自他童年时期乱伦意识带来的负罪感，另一方面来自《劝世良言》中原罪思想对自己的影响。《劝世良言》中的原罪思想很浓厚，它开篇即言："是以世上之人，一脱娘胎就有恶性之根，婴儿幼少壮老等人，其肉身血气之性，没有无恶性之情，因此世人受死之苦，总不能逃脱此难也。"承认人性恶，是基督教的出发点，同时也是所有宗教信徒皈依的前提。在某种条件的引诱下人们总是倾向于办坏事，这是先天注定的，"是以人生出世，就有恶根在心，以致行恶则易守善即难。"所以为了让人们认识罪恶并减轻罪恶带来的压力，基督教还特别设有专门的忏悔仪式，在太平军中虽然设有随军牧师--神使，但是其行使的只是命令传达功能，并未形成"解脱（undoing）"负罪感的心理解消机制，特别是对于洪秀全来说，该职位和其他的世俗职位一样，对自己没有任何的约束力。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洪秀全对基督教中的原罪思想是基本接受的，并把它归罪于外界邪魔的干扰，所以他曾经请求罗孝全为其行使洗礼，后来又自己施洗，这都标明他企图通过这一形式消除内心的罪恶，这和《劝世良言》中消除罪恶的方式是一样的，上帝曾告诫世人，受洗可以让他们免除因罪恶需要受到的惩罚，"我确实明示汝知，如今世上各处之人，被蛇魔以邪道迷惑了灵心善意之性，其灵志之善，如死了善性一般，是以凡所作之事，皆以恶事为乐，而把善义之事，却以为难，故此作恶则易，为善则难，若不悔改罪恶，领受洗礼之水，洗洁身灵，并领神风之德复生心灵之善性，远恶逆，走善道，则可以入神国，享永远安乐之福，否则不能入神国，乃必落地狱受永远之苦矣。"其中对于洗礼梁发还做了细节性描述，并解释了这种宗教仪式的内涵所在："洗礼者，以清水一些，沥于人头上，或身上，内意是洗去人所有罪恶之污，可领圣神风感化其心，令其自领洗礼之后，爱恨善恶，改旧样而为新人之意，因为世上之人，皆犯了罪过之污，沾染其身，而灵魂亦被污浊，故以洗礼之水洗其身，拜求神天上帝赐神风洗涤其灵魂之秽也。"洪秀全自小为家里溺爱，母亲的早逝导致他把恋母情结投向姐姐，而父亲对于自己的溺爱担负了正常家庭中并不一致的父亲形象--严父变成了慈父，他在认同父亲形象的同时也在竭力把爱向外投射到家庭中的女性--姐姐身上，而这种爱恋使自己产生了很大的负罪感，他认为自己的罪恶之所以没有遭到惩罚，是上帝对自己父爱一般的宽容所致，正如《劝世良言》所述，"夫恶逆之人，在世界之时，天固知其恶逆之心，但未刑罚其罪恶者，乃如父母溺爱涵养子女一般，盖明知子女有过失，则必委曲教诲之，倘犯小过，乃詈骂而教之，大过忤逆，则警责痛打之，欲得子女悔改了顽逆之心，则仍复疼爱之而已。凡为父母者，决不是因小过忤逆，即置子女于死地，今神天上帝，系世上万国人之大父母，容忍涵养世上之人，似父母容忍子女一般，惟待世上之人知罪，悔改恶逆之心，接奉赦罪恩诏而行，则恕免其罪，若不愿即令其死，拘其灵魂落地狱，受永火之刑罚也。"洪秀全承认了杨秀清天父代言人的角色，杨秀清成为自己人格结构中超我的化身，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宗教所担负的功能表现出极大的一致性，宗教具有教导、安慰和要求三项功能，对宗教的需要表现出人们儿时形成的依赖心理，弗洛伊德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认为宗教的需要无疑是从婴儿无能为力和由此引起的对父亲的渴望中衍生出来的，尤其因为这种感觉不仅仅是超出了童年时代，而且由于恐惧命运的至上权力，它被永久地保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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