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还作有《老子犹龙赋》、《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赋》等等，在他晚年还作有一篇《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序》，记其在陕西任宣抚使时，偶得佛书《因果识见颂》，“其字皆古隶书，乃藏经所未录”，此书“直指死生之源，深陈心性之法”，读后“胸臆豁然”（同上，卷四）。这表明在范仲淹的思想中也有吸收佛老因素的倾向。

从经学史上说，范仲淹所讲的经旨、经义算不上有什么地位，即使是“宋初三先生”也只是初启了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庆历新政的“慎选举，敦教育”所确立的方向，它改变了“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的学风，将认明“经旨”、“理道”置于“墨义”、“辞藻”之上，从而开辟了经学历史的“变古时代”。王应麟说：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困学纪闻》卷八《经说》）《七经小传》作于刘敞，他于庆历六年中进士，其书一反汉唐章句注疏之学，多以己意而论断经义，后来朱熹曾评论“《七经小传》甚好”。刘敞的学风当正是庆历新政对学人发生影响的反映。王安石继范仲淹之后，批评科举考试“策进士则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类皆小能者为之；策经学者徒以记问为能，不责大义，类皆蒙鄙者能之”（《王安石全集》卷六十九《取材》），熙宁变法时“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策论试进士”，并把《三经新义》颁布于学官。至此，“视汉儒之学若土梗”，这一重大转变应该溯源于庆历新政。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将庆历以后称为“经学变古时代”，他据王应麟所说，“经学自汉至宋初未尝大变，至庆历始一大变也”；又引陆游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之所及……”。（皮锡瑞，第220页）这一重大转变始自庆历新政，“诸儒发明经旨”即钱穆先生所说宋学之“创通经义”，“其事至晦庵而遂”，朱熹成为宋代经学和理学的集大成者。

四

“明体达用之学”既为政教立本，又有相对独立于科举、政教的性质，则其精神所寄必在于学校。范仲淹对此有明确的认识，他的一生也对此付出尤多，堪称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范仲淹21岁寄居长白僧舍苦学两年，这相当于他的大学预备班；此后在南都学舍苦学五年，完成了他“大通六经之旨”（《年谱》）的学业。这种经历使他以后极其重视兴办学校，罗致教授，培养人才，而庆历新政首先侧重的“举县令，择郡守”又必须以“慎选举，敦教育”为本源。范仲淹登进士第后，调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县）任司理参军，“初广德人未知学，公得名士三人为之师，于是郡人之擢进士第者相继于时”（同上），以后徽学的兴盛，范仲淹与有功焉。天圣五年，范仲淹执掌南都府学，“常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在此写有《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指出“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陈正道”（《范文正公集》卷十八）。景祐二年，范仲淹在苏州奏请立郡学，并将所得南园之地辟为学校，聘胡瑗为教授，由是而有苏湖之法。苏州有郡学，自范仲淹始；东南学术之盛，亦自苏州建学始。景祐三年，范仲淹知饶州（今江西鄱阳），在此建郡学，“生徒浸盛”，邀李觏到此讲学。景祐四年，范仲淹徙知润州（今江苏镇江），又在此建郡学，再邀李觏。宝元元年，范仲淹徙知越州（今浙江绍兴），李觏应招到越州讲学。庆历三、四年，推行庆历新政，在京师立太学，诏各州县皆立学，取苏湖之法著为令，奏请胡瑗、李觏入太学。庆历五年，范仲淹知邠州（今陕西邠县），在此作《邠州建学记》云：“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庠序可不兴乎？庠序者，俊乂所由出焉。”（同上，卷七）皇祐元年，范仲淹知杭州，两次推荐李觏入太学，李觏被授为太学助教，后嘉祐四年，胡瑗以病告假，李觏入京管勾太学。

范仲淹在仕途中数进数退，所经之地有安徽、河南、江苏、江西、浙江、陕西、甘肃、山西、山东等省份。他在南都，亲掌府学；居庙堂之高，则在京师立太学；处江湖之远，则每到一地，必建学兴教，“立师资，聚群材，陈正道”。宋学精神之所寄在书院，范仲淹对于宋代书院的兴起有开创奠基之功。

参考文献

  《范文正公集》，1922年，《四部丛刊》本，商务印书馆。

皮锡瑞，1959年：《经学历史》，中华书局。

  钱穆，1997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

  《宋元学案》，1936年，《四朝学案》本，世界书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责任编辑：罗传芳（《哲学研究》200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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