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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仆仆所得几何，而废学多矣。吾今补子为学职，月可得三千以供养，子能安于学乎？”孙生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孙生荐学不舍昼夜，行复修谨，公甚爱之。明年公去睢阳，孙亦辞归。后十年间，泰山下有孙明复先生，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迈，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游孙秀才也。（又见《宋元学案·泰山学案》附录）范仲淹与孙复的因缘际会，实乃宋代儒学复兴的一个重要契机。范仲淹对索游的“孙秀才”给予同情、帮助，补以学职，授以《春秋》，激励他“安于学”，这与范仲淹因自身的苦学经历而同情“寒儒”很有关系。《宋元学案·泰山学案》载：孙复“四举开封府籍，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著《尊王发微》十二篇”。孙复在睢阳两次上谒范仲淹，当即孙复四举而进士不第之时，他在泰山“学《春秋》”，当始于范仲淹在睢阳“授以《春秋》”。孙复不负范仲淹所望，在泰山苦学十年，成为复兴儒学的“宋初三先生”之一。
《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载：胡瑗“七岁善属文，十三通五经，即以圣贤自期许……家贫无以自给，往泰山与孙明复、石守道同学”。他生于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13岁时是公元1006年，而孙复离开睢阳时是宋仁宗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也就是说，在胡瑗13岁“通五经”之后，又经历了20多年的贫困坎坷，然后往泰山与孙复、石介同学。《安定学案》载其在泰山苦学的情况：“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得家书，见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恐扰心也。”在此期间，“宋初三先生”相互砥砺，而范仲淹的“慎选举，敦教育”的思想当通过孙复而传达给了胡瑗、石介。
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范仲淹在苏州，奏请立郡学，并且首先把自己所得南园之地建为“义学”，希望“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既成或以为太广，公曰：‘吾恐异时患其隘耳。’”此年，范仲淹聘胡瑗“为苏州教授，诸子从学焉”，同时亦给孙复写信，希望他到苏州“讲贯经籍，教育人材”（《年谱》）。此年末，范仲淹召还判国子监，朝廷更定雅乐，诏求知音，范仲淹推荐胡瑗，“以白衣对崇政殿，授试秘书省校书郎”（《安定学案》）。此时，胡瑗42岁，经范仲淹的推荐，从“白衣”被授以学官之职。
康定二年（公元1041年），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在戎马倥偬中，他写有《举张问、孙复状》，说孙复“素负词业、经术，今退隐泰山，著书不仕，心通圣奥，迹在穷谷”，希望朝廷“赐召试，特加甄奬”（《范文正公集》卷十八）。同年，张载来谒，即《宋史·张载传》所云：张载“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这也就是《宋元学案》序录所说“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朝廷依范仲淹、富弼的推荐，“以处士孙复为国子监直讲”（《年谱·补遗》），此时孙复50岁，距其离开睢阳已经14年了。又据《泰山学案》：石介既为学官，“作《明隐篇》，以语于朝……于是范文正、富文忠皆言先生有经术，宜在朝廷，除国子监直讲”。孙复被授以学官，与石介在朝廷中的宣传也有关。
庆历三、四年，即庆历新政推行之时，规定科举考试“进士：先策论而后诗赋”，“诸科：经旨通者为优等，墨义通者为次等”，“使人不专辞藻，必明理道”（《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在京师建立太学，诏令各州县皆立学。范仲淹于此间写有《奏为荐胡瑗、李觏充学官》，其中讲：胡瑗“志穷坟典，力行礼义，见在湖州郡学教授，聚徒百余人，不惟讲论经旨，著撰词业，而常教以孝弟，习以礼法，人人向善，闾里叹伏，此实助陛下之声教，为一代美事”（《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卷下）。亦在此时，“天子诏下苏、湖取其法，著为令。于太学召〔胡瑗〕为诸王宫教授，辞疾不行……”（《安定学案》）
庆历年间，孙复、石介并为国子监直讲，而胡瑗的教学之法也被朝廷所肯定和推广，胡瑗亦被召为诸王宫教授。“宋初三先生”与庆历新政的关系，于此得到充分显现。随着庆历新政的夭折，石介被迫害至死，孙复亦遭诬陷被罢贬。后来，孙复得以复职，“稍迁殿中丞，年六十六卒”（《泰山学案》）。胡瑗则在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再次被召，参与“作乐事”，受到朝廷的嘉奖。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胡瑗“擢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仍专管句太学。四方之士归之，至庠序不能容，旁拓军居以广之。既而疾作，以太常博士致仕。东归之日，弟子祖帐，百里不绝，时以为荣”（《安定学案》）。虽然庆历新政夭折了，但其“慎选举，敦教育”的思想因胡瑗的执掌太学而得以延续和光大，并且形成与荆公新学相抗衡的一股势力。《安定学案》载：是时礼部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随才高下而修饰之。人遇之虽不识，皆知为先生弟子也。在湖学时，福堂刘彝往从之，称为高弟。后熙宁二年，神宗问曰：“胡瑗与王安石孰优？”对曰：“臣师胡瑗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中，修进士业。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比也。熙宁变法时，胡瑗的弟子在朝中“十常居四五”，这是一股与荆公新学相抗衡的势力，故而宋神宗有“胡瑗与王安石孰优”之问。刘彝把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表达得十分清楚，说胡瑗的教授学者之功非王安石可比，这也是事实；但说“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却未免尊其师而忽略了范仲淹的重要作用。胡瑗“专切学校，始于苏湖”，其在苏州讲学即在明道（按：实为景祐）年间，在湖州讲学即在宝元年间。而天圣三年，即胡瑗在苏州讲学的十年之前，范仲淹就已在《奏上时务书》中提出了“救文弊”的思想，指出“文章之薄，则为君子之忧；风化其坏，则为来者之资”，批评当时“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师道既废，文风益浇”，并且强调“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两年之后，范仲淹在《上执政书》中提出“慎选举，敦教育”的思想，主张“深思治本，渐隆古道”，期以行之数年而使“士风丕变”。又三年之后，范仲淹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中提出“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主张通过改革科举而“使天下贤俊，翕然修经济之业，以教化为心，趋圣人之门，成王佐之器”（《范文正公集》卷九）。又五年之后，范仲淹在苏州立郡学，胡瑗始应聘而专切于学校。刘彝所说“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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