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不是提前两年就写好了墓志铭，而是写这篇墓志铭用了两年时间。碑文中的确少了２０多个字，但这２０多个字不是说范仲淹和吕夷简的矛盾，而是两人后来都不计前嫌，携手并肩为国家效力了。范纯仁认为父亲和吕夷简的矛盾很深，看了墓志铭以后，觉得欧阳修写的不是实际情况，所以在刻碑时将这段叙述删去了，欧阳修知道后，倒是真的很生气。
范章先生是洛阳范仲淹研究会的秘书长，是当地公认的研究范仲淹文化的专家，全国许多学者撰写有关范仲淹的论文时都要请他过目，征求他的意见。拜谒范园的那天，我和范章以及同是范仲淹２８世孙的范兴运两位老先生从下午一直谈到子夜，从“神道碑”上这２０多个字的秘密聊起，一直谈到范文正公的政治、思想、品德以及他留给我们后人的精神财富，在他们眼里，范仲淹既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又是他们家族一个有血、有肉，有痛苦、有欢乐、有无奈的老祖宗。随着两位老人的叙述，我好像真是回到了几百年前大宋王朝的历史现场。
范章说，当年欧阳修写这篇墓志铭，确实非常之难。吕夷简在朝中势力很大，写范仲淹的一生，要涉及很多历史事件和人物，而涉及的人物当时很多都还在世。既要尊重事实，又要保全自己，欧阳公所以用了两年才完成。相比之下，写那篇流芳百世的《醉翁亭记》估计要轻松得多。
范章说，欧阳修说范仲淹和吕夷简言归于好不是没有根据，据历史记载，当年范仲淹挂帅平定西夏，临行前先去拜见了吕夷简，而且公开说过：我和吕公之争都是为了国事，个人之间没有过节儿。另一方面，西征前，仁宗给范仲淹加官一级，吕夷简曾奏请皇上说，加官一级还小，应该再加一级。至于说两个人心里究竟怎么想的，就不好说了，但欧阳修这么写至少不能说是失实吧。
历史上范仲淹以刚直不阿、直言敢谏闻名，“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理怀当言，死无所避”都是他的名言。他为官期间，三次遭贬、两次降职都和直谏有关，好像范仲淹是认理不认人、直肠子不会拐弯的性格，其实不然，史书上评价范仲淹“内刚外和”最为贴切。
首先“内刚”，他认为正确的事，一定会坚持到底，即使受到挫折，也不会退缩。范仲淹第一次遭贬就是因为其建议刘太后还政，刘太后不理他，把他贬到了今天山西的一个地方。过了一段时间，朝廷再次起用他的时候，他又“好了伤疤忘了痛”，再次上疏，建议刘太后吸取唐朝时“贺娄氏斜封”的教训，还政给赵家。有人认为，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句话是争取言论自由的宣言书，它比亨利· 柏得烈的“不自由，毋宁死”要早７４０年。
另一方面，范仲淹很讲究“外和”，并不是所有的直谏他都赞同。他在一封信中评论说：汉代李膺那帮人虽然博得了一世清名，但使汉朝很快灭亡，如果为国家考虑，不应该那样行事。范仲淹为官期间曾提拔推荐了不少有本事的人，欧阳修就是代表，可当时的石守道大家公认很有才能，但他始终没有推荐，有人搞不明白，他解释说，不是他品行和才能不行，而是他办事不讲方法，为一件事，磕头流血，弄得皇上下不了台，事情不但办不好，还会搞得更糟。
“神道碑”上的缺字之谜，看来还是范章先生的答案更可靠一些，但究竟是那位历史教授搞错了，还是范钦忠老人将故事改编了，我现在也说不清楚。和几位范氏后裔谈文正公，自然有非同寻常的收获，当我提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时，范章老人马上郑重其事纠正我：这可不只是一句名言，它可是范仲淹的一套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然后，范章和范兴运两位老人又开始有理有据地给记者讲解起来。
据说当范仲淹还在读书时，有人问起他的理想，范仲淹就曾经慷慨激昂地回答：“愿为宰辅，得时行道，活天下之命。”为官之后，他曾经说过：“夫不能利则生民者，非大丈夫之志也，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若己推而内其沟中。”两位老人引经据典，出口成章，看来研究范仲淹不是一年两年的工夫了。
综观范仲淹一生，他从九品小官到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绝大多数上疏都与老百姓疾苦有关。从而在思想上逐渐形成了“以民利为利”的理论，这在当时可是石破天惊的声音啊！接着范仲淹又提出“政为民设”的政治主张，最后才形成了“士当先天下而后个人”的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
守墓人的范家遗风 范仲淹墓园的历史之谜之三
如今的伊川县，姓范的有１００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