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邓先群回忆：“他身边离不开孩子，特别喜欢孩子。你看平常跟我们没有什么话说，他跟孩子可有话说了，逗、抱。每天老爷子还没起床呢，我大嫂就把(小兵)抱到他被窝里去。”邓小平非常喜欢大家庭中暖融融的气氛，喜欢一家人住在一起。和孩子们在一起，邓小平总是无比的开心。
　-邓榕回忆：“他就一拍大腿，跟我说，好，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我说我们还没有定呢，你怎么就定了呢。”

　　1968年8月，当时还是北大物理系四年级学生的邓朴方，因不堪造反派对他的虐待与凌辱，跳楼以示抗议，造成了胸椎压缩性骨折。这个情况，当时被隔离审查的邓小平夫妇直到第二年的夏天才知道。

　　在动乱的年代里，孩子们散落各地，狂涛中的邓小平格外地挂念孩子。

　　卓琳说：“发配到江西后，孩子们在北京就被撵出中南海了，朴方那个时候，不是还为这个事摔断了腿吗？我们就自己省点钱，把他接到江西去了。我们让工厂里给他做了个架子，因为他躺在床上起不来，架子上有两个环，他拉着那两个环就可以坐起来，放开了他又能躺下来。那时候他来了以后，当然就增加我们的负担了。(给他)洗澡怎么洗啊，我端水，他(邓小平)拿手巾给他擦。先是第一遍擦凉水，第二遍擦肥皂，第三遍擦干净。都是他干，我呢就是管给他送水、送手巾给他。”儿子邓朴方回忆：“他并不说什么，他为我做事情，每件事情做得都非常认真细致。有时候就会感到心里面酸酸的。”女儿邓榕认为：“我觉得我父亲觉得他对他的子女是有歉疚的。所以我父亲在‘文革’以后跟我母亲说，‘因为我的问题，我们的孩子们在‘文革’中都受了不少的苦，所以以后我们要对他们好一些’。”

　　邓小平热爱事业，倚重家庭，但是在孩子们的婚姻问题上他很尊重孩子们自己的选择。邓榕回忆：“当时只有我二姐一个人是结了婚的。我父亲非常担心，因为他的问题，他的子女(受到牵连)。因为我们家太‘黑’了，‘文化大革命’那时候有句话，就是‘黑帮子弟’嘛。所以我们真是太‘黑’了。(对于)我们这种人，别人连接触都不敢轻易接触。所以，我父亲很担心我们的婚姻问题将来解决起来困难。所以，我当时因为朋友介绍，认识了我爱人贺平以后呢，我父亲非常……高兴，实际上当时我和贺平我们只是通了两封信，贺平是路过我们家去看他自己的父母，在我们家住了两天。这时候实际上我们还只是一般的朋友，但是我父亲觉得这个人一定是能够成为我们家的女婿。所以他当时很郑重其事地搬了几个凳子，跟我妈妈和我奶奶坐在后院里。我回来以后，他就一拍大腿，跟我说，好，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我说我们还没有定呢，你怎么就定了呢。”

　　邓楠说：“他跟我妈妈讲，他信任我们，所以他从来也不干预我们。但是他对我们生孩子有限制，就是说你们每家只能生一个孩子，(他采取的办法)就是你们生一个孩子我管，如果你们生第二个孩子我就不管了。他是用这种方式。”
　-邓楠说：“我们问他，在西南军区，人家叫你首长，那到了北京以后是什么呀，他就跟我们讲，到了北京以后是‘脚掌’。”

　　晚年邓小平的生活，孙儿孙女绕膝，其乐融融。邓楠说：“晚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家就有孙子孙女了。我妈妈就规定了，我们家的孙子孙女每天定时地要来看爷爷，要来亲爷爷，要来在爷爷面前坐一坐。”

　　卓琳回忆：“他呀，最喜欢跟小孩(玩)了，他不坐在办公桌上。他是坐在他自己的椅子上，看文件。小孩在他办公桌底下玩啊闹啊，对，还准备一个粉红色的小盒子，里头装上巧克力，来了就给他一块。”

　　邓楠说：“他是从来不跟我们讲自己的地位，就是跟一般的老百姓一样。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平常在家里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穿衣服都是打补丁的。因为我们家孩子比较多，所以经济也不是太宽裕。所以我们都是穿上面的(孩子的)旧衣服。我记得1952年的时候，从重庆到北京来，那时候他调到北京来工作，在飞机上的时候我们就问他，在西南军区，人家叫你首长，那到了北京以后是什么呀，他就跟我们讲，到了北京以后是‘脚掌’。我们上八一小学。八一小学全都是军队的干部子弟，他们的父亲都有军衔。我们就都不敢说话了。因为我们也不知道父亲是什么(衔)，因为他是根本没有军衔。所以我们老是觉得在那个学校里，我们的父亲大概官是最小的了。”

　　在孩子们的眼中，父亲是既随和亲切，又有威严。

　　邓楠说：“我父亲是一个话很少的人，我们说九句，大概他能说一句话。所以他一般是听我们说，除非我们说的话太出格了，然后他最多就说一句‘胡说八道’。”邓榕回忆：“我觉得我的父亲母亲都不是属于高谈阔论的那种人，对子女的教育也不是完全表面化，或者很理论化的那种教育。我觉得他们都是用他们的一点一滴，用他们一生的(经历)，用他们的爱心，用他们个人的为人来教育我们。我们觉得很幸福。非常非常幸运，我们真的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很多精神财富，汲取了很多的营养，这是我们终生受益的。”
-聂卫平回忆：“打桥牌我宕了六个，他跟我太太说，你的先生围棋是九段，桥牌可不是九段。”

　　邓家的院子方方正正，院子里的路，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树木和花草之间。这是邓小平生前走过无数次的小路。散步是邓小平多年养成的习惯，工作之余的散步是锻炼、是休息，更是一种思考的过程。院子中央的这个水池中养了一些鱼，这也是邓小平喜欢的。

　　卓琳介绍：“就是养了一些红鱼。老爷子拍拍手，拿点馒头扔下去，这些鱼就挤到这儿来吃了。后来因为有些鱼，你看这松枝挺硬的，掉下去就把鱼扎死了，这个鱼就慢慢少了。我们以后就不养鱼了，只养荷花了。”

　　晚年的邓小平努力通过娱乐活动向自己的智力老化发起挑战，打桥牌就是其中的一项。他不仅酷爱桥牌，而且叫牌准确，出手果断，技艺精湛，水准常令专业选手叫好。

　　棋圣聂卫平回忆：“打桥牌指的是一种调剂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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