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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世纪50年代，部队作家王愿坚曾到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采访 。在那里，他访问过不少老红军战士，了解到许多革命前辈英勇的事迹。随后他写出了一批有关红色故事的作品。可是，在最初几篇如《党费》、《粮食的故事》、《小游击队员》……发表之后，无论作者，或者评论界，却有些许不满足。王愿坚感觉这几篇作品讲故事的味道还比较浓，“对故事所蕴蓄的思想意义体察得不深，思索得不透。只能平平淡淡地复述个故事，不能给读者以新的东西。”评论家侯金镜在谈到《粮食的故事》时说:“这篇东西前面太长了，还可以再压缩；紧缩去两千字就精炼些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王愿坚对写人物、事件有了新的认识:“……在有的片断里，人物精神的美却只是一闪而过；这一闪虽然短，但却光辉得耀眼，令人心惊目眩，蕴蓄着无限激情和使人深思的思想力量。我想如果捕捉住这么一道光华……用尽可能省俭的篇幅描写下来，岂不可以精炼些？”基于这样的认识，王愿坚又试着写了几个红色的小故事。《七根火柴》就是其中之一。 《七根火柴》，故事极简。一个正追赶大部队的长征战士，遇上了草地里一场夹着冰雹的暴雨。大雨过后，他发现了一位重伤的战友。这位战友已经完全不能动了，卧在泥水里。可他却招呼这位战士，在自己的腋窝下，取出一个纸包。纸包中是党证，党证中“并排摆着一小堆火柴。焦干的火柴”。火柴有七根。战友牺牲了，可他留下的七根火柴，鼓舞了这位战士。他加快速度，赶上大部队。用一根火柴，引燃了一簇簇的篝火，使在风雨、烂泥中跌滚了几天的战士们，可以吃到一口热饭，可以烘干透湿的衣裳……余下的六根火柴，他仔细、郑重地，一根一根数着交给指导员。 《七根火柴》发表出来，是在1958年年初，刊载于天津的《新港》杂志上。说实在的，小说写得不错，可产生的反响却并不大。 二 事情发生转机在1958年6月。当年5月，作家茅盾写出了一篇影响甚大的评论文章:《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在文章中，茅盾特别谈到几篇优秀作品:茹志鹃的《百合花》；王愿坚的《七根火柴》；勤耕的《进山》……其中对《七根火柴》，茅盾十分看重:“‘七根火柴’约二千字，可是生动而有力地描写了草地行军的艰苦，刻画了忠心耿耿的战士在将要断气的一瞬间还专心致致地要把他所保存的七根火柴连同党证交托同志转呈上级。这七根火柴关系着部队的饱和暖。全篇人物形象是鲜明的，故事的发展也很紧凑……” 对于《七根火柴》的艺术结构，茅盾也颇为欣赏:“在结构上，这一篇也有它的优点。全文共计不过二千字，似乎不可能有多余的字句来浪费篇幅，可是作者还能腾出一手来写环境，烘托出那七根火柴是怎样地关系着千百人的安全；作者用总篇幅的三分之二描写主人公的形象，可是我们并不觉得它和整体的比例不适当，因为作者在描写主人公的形象的时候也即是故事在发展的时候，一切都是在动而不是静止的。” 这篇文章发表后，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刚刚经过“反右”等政治运动，对于文艺作品，人们吓得只敢问政治，而“我(按:茅盾)这小文章，讲作品的艺术性的部分比较多……”正因为茅盾这样的注重，就使得一些(包括《百合花》、《七根火柴》等)注重艺术追求的作品进入到更广泛的读者视野。《七根火柴》后来为人们推重，与茅盾对它的艺术分析、评价有重要联系。 《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发表在6月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之际，王愿坚正收拾行装，准备到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接读之后，看到茅盾对自己作品高度评价，当然激动。“他对那样一篇不满二千字的小说，竟用了四五百字去谈论它，而且给了那么热情的称道和鼓励。我被深深地激动了。” 对于一个20余岁的作者，能得到茅盾这样的前辈高度评价，激励的力量之大可想而知。几天间，王愿坚都为这鼓励之火燃烧着。尽管劳动繁忙，时间紧张，可几天之后，在一棵苦楝树的树荫下，王愿坚又写出了自己重要作品《普通劳动者》的初稿。王愿坚后来回忆说:“当今天的中学生在课本上读到这两篇习作(按:《七根火柴》、《普通劳动者》均入选当时的中学语文教材)的时候，可曾知道，这稚嫩的幼芽曾受到过茅公心血的浇灌？！” 由此因缘，王愿坚与茅盾有了接触的机会。1961年初春，王愿坚与几位年轻作家在作家协会的茶座谈天，忽然，茅盾和叶圣陶走了过来。《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将王愿坚等介绍给两位长者。对着王愿坚，茅盾说:“你写得好，写得比我们好！”一句话把王愿坚说愣了。茅盾带点感慨，又有些欣慰地补充道:“比我们像这个年纪时写得好！”王愿坚当时30岁刚出头，虽然自觉在文学道路上十分努力，可茅盾这样的评价仍然震动了他。茅盾将离开这张桌子时，王愿坚才赶紧起身相送。茅盾前走了几步，又转过身，走到王愿坚跟前，轻声地说:“多读点书。”王愿坚再一次被震动。茅盾对他寄予了多少希望，态度又是多么恳切呵！ 这一天晚上，据王愿坚回忆，他流着泪，反复思索着茅盾说的这些话:“我知道，这话不是对我一个人说的，在这洋溢着暖人的深情的话里，我又看到了那颗博大而又温暖的心。这心，向着文学，向着青年人。” 三 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王愿坚开始了阅览群书。即使在“文革”期间，在被监管劳动之时，在没有什么书的情况下，王愿坚还将一本供查寻古典字句的《辞源》翻开，一页一页往下读，往下翻。他认为，是茅盾那句鼓励的话，连同这句话后面那颗心，给了他温暖、希望和力量。由于有着这样的准备，粉碎“四人帮”不久，王愿坚很快就写出并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短篇小说:《足迹》、《标准》、《路标》、《草》、歌》、《启示》……以他善于以小见大的功力，捕捉到长征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寻常点滴，刻画出他们的生命侧影。这批作品，在当时以其艺术特色，受到人们的喜爱。 1977年10月，短篇小说座谈会结束时，传来消息:茅盾想见见这些作者。经过了十年“文革”，王愿坚再见茅盾时，感到这位前辈显老了，耳朵有些背，手上还多了一只手杖，可仍慈眉善目。虽然距离前次见面已隔多年，可茅盾还是一眼认出了王愿坚。他把王愿坚叫到跟前，谈了许久。当时，茅盾对这批作者说了许多话。当谈到过去的短篇小说创作时，茅盾又列举了王愿坚等几个人的名字。最后，大家要求与茅盾合影留念，茅盾还特地把王愿坚、茹志鹃这两位他很欣赏的作家招呼到自己近旁，表示一种鼓励的亲切。 1978年，王愿坚的一个3000字左右的短篇小说《路标》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篇小说，王愿坚又以一个精微的片断，写出了周恩来在长征途中，鼓舞战士勇敢朝前行进的场景，显示了革命者为事业奋斗的精神和活力。可以看得出，这是他沿着自己创作道路行进的又一“路标”。在发奖大会上，王愿坚又见到了茅盾这位尊敬的长者。茅盾在发言中，向文学创作队伍发出呼唤:我们应当产生未来的鲁迅，未来的郭沫若。王愿坚还记得，说到这里，诗人李季插话:也产生未来的茅盾。一语未毕，全场热烈地鼓起掌来。 1981年3月，“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胡耀邦所致悼词)、著名文学家茅盾与世长辞。悲痛中，王愿坚在后来的一篇纪念文章中，回忆起茅盾说要“多读点书”这句话对他的巨大作用:“在这以后，我多少次想起这幅情景和这番话呵！特别是从1966年起，在那风刀霜剑的日子，在那肯定一个人的时候十分吝啬、而凌辱起人来却极其慷慨的年月，这句话，连同这句话后面的那颗心，给了我温暖、希望和力量。我带着它，战胜了灰暗的心情，使火柴的微光没有熄灭。我没有忘记读书。” |
王愿坚（1929～1991），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市相州镇相州七村一个诗书礼仪之家。其伯父王翔千是中共山东地方组织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父亲王振千也是一名早期共产党员，还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酷爱文学、国画和书法，对少年王愿坚的影响很大。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全国抗战热潮的影响下，王愿坚的家乡相州到处掀起抗日救亡运动，正在读三年级的王愿坚和姐姐积极参与运动，曾一道演出过《放下你的鞭子》等短剧。不久，堂姐王辩和赵志刚等根据上级党组织安排回到诸城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先后领导成立了中共诸城特支、中共诸城临时县委。王愿坚经常为他们站岗、送信，跟他们学唱抗日歌曲。
1938年初，日寇占领诸城，王振千不忍心让王愿坚当亡国奴学生，出于“文化救国”和教育子女有出息的考虑，决定和王翔千一起自办“家学”，亲自给子女们上课。半年后，王振千的“家学”被取缔，王愿坚被日寇强迫进入日寇监管下的学校读书。日寇规定：学生进校门必须向太阳旗敬礼。但年仅11岁的王愿坚不肯忍受这种屈辱，宁肯挨日本教官几个重重的耳光，也不向太阳旗低头。残酷的民族压迫造就了他的民族意识，民族耻辱激发了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抗日战争时期，王愿坚的家一度成为我党敌后工作的联络点，党组织常在他家秘密召开会议。王愿坚开始有意识地阅读学习地下工作者带来的宣传抗日的书籍和一些文件，为他以后创作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44年7月中旬，中学只读了一年、年仅15岁的王愿坚和堂弟王愈坚被山东军区敌工部的同志“贴邮票”（当时把战士送到武装邮政部，穿过封锁线投奔抗日队伍的戏称）寄往山东军区驻地。由于年龄太小，“抗大”不能接收，只好到海滨干部学校（对外称滨海中学）学习。同年9月，日寇对滨海区进行大“扫荡”。遵照上级指示，学校里年龄小的同志就地分散到老乡家里当养子，王愿坚被分散到莒南一个山村的张大娘家。
1944年底，王愿坚从滨海中学结业，参加了滨海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新成立的宣传队，任宣传员。1945年6月，宣传队随莒县独立团打新旺据点，王愿坚和其他年龄小的同志负责护理伤员。期间，王愿坚开始了文艺创作，同年写成了小歌剧《回头》。这一时期，王愿坚跟随部队转战南北，战争中的见闻、磨炼，使他在政治上、思想上逐渐成熟。1947年3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调到麓水报社工作，《麓水报》是华东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第二十二军的党报，王愿坚任编辑、战地记者、编辑室副主任等职。这个时期，他听到和看到了更多的动人故事和感人的形象，创作了报告文学《突上古龙庭的勇士》、《王焕喜》，通讯报道《一捆麦秧》以及许多反映行军、作战、宣传、胜利的军事题材的诗歌和说唱材料，其中很多都曾通过新华总社在全解放区播送，为激发部队官兵和群众的革命热情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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