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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格物致知论的科学精神及其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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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稍住手，则水漏矣。”⑩从这一现象，朱熹推出：“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锣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④在地质形成上，朱嘉说：“天地始初混吨未分时，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时凝了。初间极软，后来方凝得硬。”⑥朱寅认为，大地形成后，处在不断的变迁中。他说：“常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变而为刚。此事恩之至深，有可验者。”④又说：“今高山上多有石上贩壳之类，是低处成高。又贩须生于泥沙中，今乃在石上，则是柔化为刚。天地变迁，何常之有。”⑥这是他用观察到的自然现象推得大地变迁的结论。在生物起源问题上，朱直说：“天地之初，如何讨个人种?自是气蒸结成两个人后，方生许多万物。……那两个人，便如而今人身上虱，是自然变化出来。”⑩此外，他还用类推方法解释其他许多自然现象。例如：他认为月中黑影“是地形倒去遮了他光耳，如镜子中被一物遮住其光，故不甚见也。”⑥在解释雪花为什么呈六角形时，他说：“盖只是霸下，被猛风拍开，故成六出。如人掷一团烂泥于地，泥必额开成穆瓣也。又，六者阴数，太阴玄精石亦六稽，盖天地自然之数。”⑩第三，阐发前人的科学成果。在朱熹格物致知的活动中，读书是最为重要的一环。朱熹的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研读前人的科学著作，对其中的科学思想予以阐发而展开的。他阅读了包括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在内的大量科学论著，被认为是宋代学者中最熟悉《梦溪笔谈》内容并能对其科学观点有所阐发的人。⑥除此之外，朱嘉对宇宙结构理论上的浑天说也予以发展和完善。朱熹认为，在以地为中心的宇宙结构中，天围绕着地运转，而且天的运转才使得地不下坠。池说：“天运不息，昼夜辗转，故地挖在中间；使天有一息停，则地须陷下。”⑩又说：“地则气之渣滓，聚成形质者；但以其柬于劲风旋转之中，故得以死然浮空，甚久而不坠耳。”⑩朱熹还设想地在宇宙中央有自转运动。他说：“天运有差，地随天转而差。今坐于此，但知地之不动耳。安知天运于外，而地不随之转耶?”⑩至于天绕地旋转的方向，未壹吸取张载的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的思想，并用以解释太阳、月亮的运行规律。
朱熹的科学研究，就其目的而言，是为了体认超自然的天理，这显然超出了科学的范畴。他的科学研究明显带有古代科学的经验性、直观性和思辨性的特点，他对自然的观察与近代科学意义上的观察、实验有着明显的差异；尤其是他的科学研究主要围绕着前人的科学知识而展开，这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又必须看到，朱嘉的科学研究是在中国古代科学背景下进行的，应当予以历史的评价，切不可简单地用近代科学的标准去衡量。需要指出的是，朱窘在科学研究中重视对自然的亲身观察，并以此验证前人的科学观点，或据以提出自己的科学见解，这无疑是具有科学精神的。尤为可贵的是，朱嘉的科学研究是富有成就的。他关于宇宙结构中处于中央的地何以不坠的独特见解，弥补了张衡以来浑天家所谓地‘缴水而浮、“天表里有水’’的严重缺陷，把浑天说提高到新水平。④对于前面所引朱蓑语：“天地始韧混液未分时……”和“常见高山有螺蚌壳……”，李约瑟认为，这在古生物学史和地质学上都具有重大意义。”李约瑟还认为，“朱嘉是第一个辨认出化石的人”②，比西方早出４００多年。对于朱窘在解释雪花何以呈六角形时将雪花与太阴玄精石的比较，李约瑟称之“预示了后来播云技术的发展”④。正是由于宋震进行了长期的科学研究，且取得了不少科学成就，有学者认为，朱嘉是历史上一位有相当成就的自然科学家。⑨朱熹通过他的格物致知论，在学术上为科学争得了一席之地，并且还身体力行研究自然，而在这之前，科学是被排斥在学术之外的。因此，朱嘉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是有贡献的。朱窘的思想后来被当作官方学术思想，在从南宋后期到晚清的７００年间占主导地位，他的格物致知包括科学活动在内的思想对后世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朱熹的格物致知包括科学研究在内的思想曾一度受到明代王阳明的责难，“格物”被阐释为“格心”。王阳明说：“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⑩他用亭前格竹不得其理反而劳恩致疾的事例，来讥讽朱嘉的格自然之物，索性把科学排斥于格物致知的范围之外。但是，仍不乏有识之士实践着朱熹的格物致知包括科学研究在内的思想，在格物致知的旗号下开展科学研究。明代杰出的医药学家李时珍说过：本草“虽曰医家药品，其考释性理，实吾儒格物之学”。明代著名的音律学家、数学家朱载据说：“天运无端，惟数可以测其机；天道至玄，因数可以见莫妙。理由数显，数自理出，理数可相倚而不可相违。”⑥这里的“理”并不是指朱窘的“理一”之理，而是其“分殊”之理中的自然之理，亦属于朱窘格物致知的范畴。明清之际，正值西方科学传人中国。那些主张吸取西方科学之精华的科学家把西方科学与中国传统的格物致知联系在一起，进一步发展了朱嘉的格物致知包括科学研究在内的思想。明末科学家徐光启认为，西学中“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格物穷理之中，又复旁出一种象数之学。象数之学，大者为历法，为律吕．……他把西方科学包括在格物穷理之学中。方以智则融中西科学于一体，并称之为“质测之学”。王夫之说：“密翁(指方以智棗引者)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⑩他认为方以智为质测之学，即科学研究，是格物致知的重要手段。
至清初，科学研究仍然处于格物致知的框架之中。被誉为清初“历算第一名家”的梅文鼎说：“且夫治理者，以理为归；治数者，以数为断，数与理协，中西匪殊。”⑥他强调数学与“理”的密切关系。清康熙皇帝推崇程朱理学，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所研究。他把研究中国传统科学的心得汇编题名为《康熙几暇格物编》，把科学研究看作是格物致知的重要内容。清乾嘉时期的科学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古籍中科技史料的考证。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实际上是朱嘉格物致知方法的进一步发展，他们强调实地考察、比较归纳，强调实证，发挥了朱蓑格物致知中的科学精神，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与朱熹的格物致知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前者已有较为明确的探求科学知识的内容，而与后者以体认“天理”为目的的科学研究不同。但是，前者是从后者发展而来的。正是在格物致知的名义下，许多科学家研究中国传统科学，介绍、学习和研究西方科学，从而逐步推动中国科学近代化的进程。直到近代，科学仍被称作格致之学，尽管这时的科学已经脱离了传统的格物致知的框架。从朱壹把科学研究纳人格物致知的范畴到明末清初包括科学在内的格物穷理之学的提出，直至近代的格致之学，中国科学的这一发展过程表明了朱嘉的格物致知包括科学活动在内的思想对科学发展的积极影响。但也必须看到，朱熹把科学活动纳人格物致知的范畴，实际上是把科学活动当作“明明德”的途径之一。而且在他看来，格自然之物只是“小道”，“须大者先立”；若离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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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作者：丁肇中 作品 应有格物致知精神,丁肇中 资料原文赏析 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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