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听外祖父讲白话故事，我就晓得历史上有赵普这么一个人。上大学读《论语》时得知，赵普曾自称以半部《论语》帮太祖定天下，再拿半部《论语》助太宗致太平。

儿子外出求学时，我劝他从书架上取一册李泽厚的《论语今读》带去，并跟儿子说赵普如何如何推崇《论语》。没想到学工科的儿子竟说我对赵普不了解——“赵普可是读书少、没文化的宰相啊，他并非你想像的饱读诗书深藏锦绣，相反，他是倾囊倒橐搜肠刮肚也就只有半部《论语》呢。”

我去刨根问底，结果，还真是我搞错了。《宋史》介绍赵普时说他“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马上得天下的赵匡胤深知不能马上治天下，所以后来他竟慢慢疏远了肚子里文墨不多的赵普。还从罗大经《鹤林玉露》中找到了赵普名言的出处：赵光义问他是否真的只有一部《论语》的学问，赵普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不过，尽管如此，在我心目中，赵普还是一个够格的读书人。

我说赵普是一个够格的读书人，主要不是因为他的勤学苦读，也不是特别看重他的学以致用，就像《宋史》记载的那样“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我是看重他在伴君如伴虎的朝廷上持有一种读书人身上特有的气概。什么气概呢，是不识时务的书呆子气？是不会转弯的倔劲？是以天下事为己任的担当？还真不好“一言以蔽之”。我是从《宋史》描述的一个细节感受到赵普身上这种气概的：赵普连续两天上奏推荐某人担任某个官职，赵匡胤都没理他。第三天，赵普继续上报这个人。天子震怒，一把将赵普呈上的奏章撕个粉碎扔在地上。赵普脸不改色，跪着捡起撕碎的奏章回家，过了几天，赵普用糨糊补好奏章，又一如当初拿去上奏。

《宋史》在讲这个细节之前对当时的为政风气是有过铺陈的：“宋初，在相位者多龌龊循默，普刚毅果断，未有其比”——大家都拘于小节，循规蹈矩，不多言语，只有赵普刚毅果断。“宋初”之后千年，在位者依旧“多龌龊循默”。今之所谓“一言堂”之痛仍是痛在赵普太少，应了古人所谓“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倘若各种决策场合，多一二赵普，局面肯定要生动多了。正因为这样，在我的心目中，赵普就格外显得亲切可爱。虽说赵普推崇《论语》未免太过，甚至有点玄，但我还真能从他身上体味“坦荡荡”、“和而不同”、“无求生以害仁”这些老夫子所极力赞赏和终身践行的君子之道。

早几天跟儿子网聊，我将自己对赵普的新认识告诉他，既体现我敢于服输的气度，也算对他阅读广泛的肯定。儿子却不领情：既然你承认赵普读书不多文化不高，那他身上的那股子气又为何是读书人的特质呢？今天不同层级的在位者可是博士硕士一大堆啊，为何官场还是“多龌龊循默”？再说，“刚毅果断”和“龌龊循默”是一个目的之两种手段，都是为着自个名利，博取直名与保住利益就看各取所需了，你说，出头鸟比应声虫到底高尚在哪里？我回了他一个苦笑的表情加一串长长的问号，问自己，也问儿子。当然，儿子所谓一个目的之两种手段，在我看来是绝对的荒谬绝对的不成立。官场中人有谁会为了博取仗义执言的直名把乌纱帽抓在手里去莽撞行事啊？即算有，也必定少，也是难能可贵啊！倒是儿子这连珠炮似的“三问”使我想起一个跟赵普好有一比的人物来了——这就是蒋介石在台湾的“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这可是位真正的读书人。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其《谈话录》中说——

王世杰是一个很能干的公务员，一个很好的学者，做事非常心细，也是非常有骨气的人。蒋介石有时候批个东西，他不能接受，退回给蒋介石，蒋介石气得撕掉，他捡起来，贴好了再送回去。蒋介石受不了他这一点。他和“总统府”等于是决裂了，但他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能撤掉他的“总统府秘书长”，不能开革他的“院士”。

王世杰是武汉大学第一任校长，被誉为武大教父，过世前嘱托后人：墓碑上去掉所有头衔，名字前只写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现在武大校园里立有王先生塑像。去年年底我到武汉出差，还特意跑到珞珈山瞻仰纪念王先生的胜迹。肃立在王先生的塑像前，敬意油然而生。其时雾霭苍茫，恍惚中，好像那个遥远的赵普从外祖父的白话故事中走出来了，从《宋史》中走出来了，从罗大经的野史中走出来了，在我的眼前愈来愈生动真切……是啊，为官者身上有了一种敢于担当不怕“一把手”将奏章、批件撕成碎片的勇气，他就有了生动、真切、可信的资本。回过神来，面向王世杰塑像，我很自觉也很虔诚地鞠了三个躬——既为王世杰，也为赵普；既为以往历史上的王世杰、赵普，更为今日和未来官场中的赵普、王世杰们。

作者：吴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