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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棄疾《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的寫作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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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棄疾《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的寫作年代
吳宏一
一
辛棄疾是南宋初年著名的愛國詞人。南宋高宗紹興十年(1140)，他生於山東歷城，當時淮水以北的中原地區，已在異族金人統治之下。雖然如此，辛棄疾卻自幼秉承祖訓，志切國讎，剛滿二十一歲那年，就乘機起義，並於二十三歲時率眾南歸。此後一直到寧宗開禧三年(1207)六十八歲去世為止，他都在南宋偏安的小朝廷，擔任判官、安撫之類的地方官，其間還曾兩度落職家居，投閒置散者共約二十年之久。這對於一向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許的辛棄疾來說，當然覺得有志難伸，滿腔鬱憤。因此，他藉詞來做為陶寫之具，留下了不少器大聲閎、志高意遠的作品。《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就是其中的名篇之一。
為了方便討論，茲據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卷一抄錄原詞如下︰
楚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遙岑遠目，獻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樓頭，斷鴻聲裡，江南遊子。把吳鉤看了，欄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意。
休說鱸魚堪鱠，儘西風、季鷹歸未？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搵英雄淚？
此乃鄧氏據稼軒詞傳世的刊本彙合比勘而成，所以字句標題與讀者所記或有出入。例如標題「登建康賞心亭」，《花菴詞選》本僅作「賞心亭」，而歷城王詔本、辛啟泰本等，則作「旅次登樓作」。又如「遠目」，四卷甲集本作「遠日」；「鱠」，多本作「膾」；「紅巾翠袖」，四卷甲集本作「盈盈翠袖」等等。這些有歧異的字句，在下文討論時，如與本文所論有關，都會在涉及處提出來討論。
辛棄疾的這首詞，從清代以後，逐漸受到論詞者注意。像劉體仁《七頌堂詞繹》說它結句難得；1鄧廷楨《雙硯齋詞話》說它「獨繭初抽，柔毛欲腐，平欺秦、柳，下轢張、王」；2陳廷焯更從頭到尾加以讚美，說是「起二語蒼蒼茫茫，筆力雄健可喜」；「落落數語，不數王粲《登樓賦》」；「結得風流悲壯」。3陳洵也一樣從全篇的修辭結構來分析此詞的長處。4當然也有前人認為此詞大醇而小疵的，例如譚獻就這樣說︰「裂竹之聲，何嘗不潛氣內轉。起句嫌有獷氣。」5不管是讚美或批評，都反映出此詞受到清代論詞者的注意。
不過，清人評論此詞，多就鑑賞的觀點，作主觀的概括性的說明，很少對這篇作品的寫作背景，作理性客觀的考察。嘉慶間辛啟泰、清末沈曾植等人，雖曾為稼軒詞編年箋證，但過於簡略，而且未及此詞。這跟民國以後的研究者頗不相同。民國以後，評論此詞的人，除了對詞句的解釋、典故的出處，多所注明闡述之外，在知人論世方面也頗為用心，對此詞寫作的背景和著成的年代，更不斷的發表新的說法。這些新的說法雖然分歧，卻關係到鑑賞與考證之間的關係，頗有探討的價值。筆者這篇論文，即為此而作。
二
《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的寫作年代，至目前為止，歸納起來，至少有四種不同的說法。
第一種說法是主張作於南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當時稼軒三十歲，正在建康府通判任上。據筆者所知，最早主張這種說法的，是梁啟超。梁氏在民國十七年(1928) 9至10月間，斷斷續續於病榻之側，草就《辛稼軒先生年譜》一書，已將此詞繫於乾道五年編年詞之下，並加「考證」云︰
此詞年月絕無考。惟詞中「落日樓頭，斷鴻聲裡，江南遊子。把吳鉤看了，欄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意」及「倩何人喚取，盈盈翠袖，搵英雄淚」等語，確是滿腹經綸，在羈旅落拓或下僚沉滯中 勃鬱一吐情狀。當為先生詞傳世者之最初一首，故以冠編年。6
一方面說「此詞年月絕無考」，是表示沒有直接證據可以證明此詞的確切寫作年月；一方面又說「當為先生詞傳世者之最初一首」，「當」字自有推測之意。如何推測而知呢？梁啟超根據的是詞中「落日樓頭」乃至「倩何人喚取，盈盈翠袖，搵英雄淚」等語。他認為從這些詞句的語氣中，可以看出辛棄疾在羈旅落拓或下僚沉滯中的沉鬱之情。事實上，梁啟超的推測，仔細推究起來，只是一種推測而已，根本無從獲得此詞何以一定編於乾道五年的結論。
假使說因為詞題下有「登建康賞心亭」數字，因而推定此詞為辛棄疾任官建康時所作，那麼，梁啟超的《辛稼軒先生年譜》中，自己都說稼軒「曾兩度建康，一為右兩年〔按指乾道四年、五年〕之任通判，一為乾道九年淳熙元年之任江東安撫司參議」，則梁啟超何以能確定此詞必為乾道五年稼軒三十歲通判建康府時所作，而不是後來淳熙元年擔任江東安撫司參議官時的作品？退一步說，辛棄疾通判建康府，如上述梁氏所云，既有乾道四年、五年兩年之久（如據鄧廣銘《辛稼軒年譜》，辛棄疾之任建康府通判，則始於乾道三年），梁啟超又如何確定此詞成於乾道五年而非之前呢？可見梁啟超認為此詞是乾道五年，辛棄疾三十歲在建康府通判任上所作，這種說法靠不住，大有商榷餘地。然而，由於梁啟超的聲望地位，他的這種說法，歷來談論或選注稼軒詞的學者，引用者卻大有人在。像流傳頗廣的胡雲翼《宋詞選》、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編《唐宋詞選》等，都是採用此一說法。包括筆者在民國六十五年(1976)主編的長橋版《曉風殘月》（宋詞賞析），撰稿人劉漢初也是如此。當然後來也有一些學者（像夏承燾、唐圭璋等人，見下文）比較謹慎，雖然沿用此說，卻籠統的說此詞是稼軒二十九歲至三十歲時所作，以便配合辛棄疾乾道四年、五年曾任建康府通判的事實。易言之，第一種說法，基本上是認為此詞成於稼軒首次官建康時。
第二種說法是主張作於孝宗淳熙元年(1174)，當時稼軒三十五歲，在江東安撫司參議任上。主張這種說法的是鄧廣銘。他在1939年完成《辛稼軒年譜》和《稼軒詞編年箋注》二書初稿，前者1947年始由商務印書館印行，後者則於1956年始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初版。這兩本書後來一再修訂再版，流行既廣且久。鄧廣銘在《辛稼軒年譜》的「淳熙元年」一欄下，注明︰「本年春，辟江東安撫司參議官。」更於《稼軒詞編年箋注》卷一中，著錄了《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一詞，除了「校」、「箋注」外，另加「編年」說明︰
右詞充滿牢騷憤激之氣，且有「樹猶如此」語，疑非首次官建康時作。蓋當南歸之初，自身之前途功業如何，尚難測度；嗣後乃仍復沉滯下僚，滿腹經綸，迄無所用，迨重至建康，登高眺遠，胸中積鬱乃不能不以一吐為快矣。
說明「疑非首次官建康時作」，其實就是否決了梁啟超的說法。他認為稼軒首次官建康時，不管是三十歲，或是二十八、九歲，南歸未久，年事尚輕，「自身之前途功業如何，尚難測度」，不應該有「樹猶如此」這樣感傷的詞句，也不可能像詞中那樣「充滿牢騷憤激之氣」。
鄧廣銘的說法，自有其道理，但我們要注意︰第一，他說的是「疑非首次官建康時作」，「疑」當然是推測之詞，表示不能確定；第二，他跟梁啟超一樣，推測此詞的寫作年代，事實上都無確證，根據的都只是詞中作者所用的語句和典故，特別是詞題下的「登建康賞心亭」數字。
鄧廣銘是研究宋、遼、金史的專家，特別是對於辛棄疾的生平與作品，更有精湛獨到的研究，因此他主張此詞應是淳熙元年辛棄疾三十五歲時所作的說法，問世以來，廣被讀者所引用，逐漸替代了梁啟超的首次官建康之說。至目前為止，可以說是影響最大的一種說法。
第三種說法是主張作於乾道三年(1167)稼軒二十八歲未任建康府通判之前。主張這種說法的，是蔡義江與蔡國黃。他們早在1978年冬就合寫了一篇論文，題為《辛棄疾漫游吳楚考》，發表在《北方論叢》1979年第2期上。後來在1987年合撰《辛棄疾年譜》時，還是堅持此一說法。7
他們最主要的根據，是辛棄疾在乾道六年(1170)上給丞相虞允文的《九議》中，有以下的一段文字︰「某頃游北方，見其〔按指金國〕治大臣獄，往往以礬為書，觀之如素楮然，置之水中則可讀，交通內外，類必用此。」根據「頃游北方」這一句，把「頃」解作「前不久」，因而認定辛棄疾「在乾道六年以前不久，曾經去過金國。乾道四至六年，他在建康任上，當然沒有去金國的可能。唯一可能潛入金國的只有乾道三年。上《九議》與此行只隔三年，所以才說『頃游北方』」。此外，蔡義江、蔡國黃還舉了稼軒《品令》一詞的「迢迢征路，又小舸、金陵去」等等，來證明「辛棄疾很可能在北方經春歷夏，到了秋天才輾轉回國的」。回到金陵後，「登上了賞心亭，寫下了他那首傳誦千古的佳作《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
看起來似乎言之有據，但細按之，則仍有問題。下文會有進一步的討論。
第四種說法是主張成於辛棄疾南歸後不久。主張這種說法的是夏承燾和唐圭璋等人。上述蔡義江、蔡國黃《辛棄疾漫游吳楚考》一文，曾有這樣的一段話︰
夏師瞿禪先生曾謂此詞成於稼軒南歸後不久，乃早年之所作。我們全同意這一看法。夏先生未明言詞作於何年，據我們的考查，它應該是乾道三年(1167)秋辛棄疾（廿八歲）已漫游了楚地，並自金國潛歸後，再至建康時的作品。8
據此，我們知道夏承燾的說法是「未明言詞作於何年」，只是強調乃早年之作而已。我們再查夏承燾、盛弢青合編的《唐宋詞選》，在選錄稼軒此詞時，卻有這樣的介紹文字︰
作者從一一六八（宋孝宗乾道四年）至一一六九（乾道五年）在建康任通判，這首詞可能是這時作的。在他南來的那年（1162年），高宗傳位給孝宗。次年，孝宗出師伐金，這本是作者報國抗敵的好機會，可是南宋王朝把他放在江陰作簽判，過著他「官閑心定」的生活。這詞所說「可惜流年」大概是為此發的感慨。9
仔細比對，可發現夏承燾的說法，其實是根據梁啟超的主張而略變其說而已。同樣的，唐圭璋在《宋詞三百首箋注》中，始則主張辛棄疾三十歲時所作；後來又在其主編的《唐宋詞鑑賞集成》（香港︰中華書局，1987年）由鄭孟彤執筆的該詞賞析中，說此詞作於乾道四至六年通判建康之時，雖然前後不一，但顯然都離不開首次官建康府之說，因此可以併入第一種說法之中。
三
歸納以上所論，可以說歷來討論此詞寫作年代的，主要有三種說法。這三種說法，拿來和當時的時代環境、作者的生活經歷互相對照，可以說都大有商榷的餘地。以下逐項列舉史實加以說明︰
第一種說法的首次官建康府之說，主要的問題，上引鄧廣銘的話中，其實已經點明了重點所在。第一，詞中「充滿牢騷憤激之氣」，而且有「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這種近似中年感傷的語句，不應出於年近三十的辛棄疾之口；第二，「南歸之初，自身之前途功業如何，尚難測度」，辛棄疾當時不可能有這樣「牢騷憤激」的心境。10不過，鄧廣銘的質疑，都還止於合理的推測而已，如果我們從當時的時代大環境入手，似乎更能解決解問題。
陳江風《辛詞〈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作年考辨》一文，11是支持鄧廣銘之說的。他在主張此詞作於淳熙元年辛氏再官建康的同時，對梁啟超的說法，還列舉了不少史實來做為駁斥的依據。茲申論如下︰
一、如果此詞作於乾道五年，則與當時朝廷主戰備戰的大環境不合。辛棄疾在乾道六年作《九議》上丞相虞允文，其中有「朝廷規恢遠略已三年矣」之語，足見從乾道三年開始，孝宗已有備戰之意。據《宋史‧孝宗本紀》所載，孝宗即位之後，起用主戰派將領虞允文，並擢為丞相，曾對他說︰「丙午之恥〔靖康恥〕，當與丞相共雪之。」修城防，備軍馬，計畫水陸兩軍夾攻金國，形成與金國抗戰的氣氛。12連梁啟超的《辛稼軒先生年譜》都曾這樣說︰「蓋自丁亥、戊子（公元一一六七、一一六八）以來，已覺和議不可恃，有備戰之意。」13在這種形勢下，辛棄疾會「牢騷憤激」嗎？
二、根據楊萬里為虞允文所寫的碑文，虞氏一向以舉賢任能為事，「及為相，首用韓元吉、林光朝、林栟、丘 、呂祖謙、王質、辛棄疾……，一時得人之盛，廩廩有慶曆、元祐之風」。14可知辛棄疾能由江陰簽判、廣德軍通判擢為抗金重鎮建康府通判，或與虞允文之推薦有關。通判建康府，是他仕途升遷的開始，這個時候他會寫「牢騷憤激」的這首《水龍吟》嗎？
三、辛棄疾在任建康府通判時，當時的建康知府兼行宮留守史正志、江西東路計度轉運副使趙彥端、淮西軍馬錢糧總領葉衡、江西東路計度轉運判官韓元吉等，都是與他常有來往的主戰派朋友。俊才雲蒸，聚集建康，該是何等令人振奮之事！乾道四年(1168)辛棄疾為趙彥端祝壽所作的《水調歌頭》︰「聞道清都帝所，要挽銀河仙浪，西北洗胡沙。」為史正志所賦的《滿江紅》︰「袖裡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補天西北。」15都是情緒高昂，盼望完成抗金復國、北定中原的功業。這跟《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所呈現的風格是大不相同的。
四、鄧廣銘《辛稼軒年譜》在乾道五年稼軒三十歲這一年的譜主記事一欄下，說辛棄疾本年前後「患疝疾」，陳江風據此以為《水龍吟》不大可能作於是時。16
基於以上的四個理由，梁啟超的主張，此詞作於乾道五年或稍前的說法，應該不能成立。
第二種說法，再度官建康時所作之說，鄧廣銘其實並未完全確定。他在《稼軒詞編年箋注》中，只是將該詞編年於淳熙元年而已。他說的是「疑非首次官建康時作」。根據他所編的《辛稼軒年譜》，辛棄疾再次到建康府任官時，已是淳熙元年，所以他就將此詞繫於該年。同時他根據詞中有「樹猶如此」之語，認為辛棄疾在「沉滯下僚，滿腹經綸，迄無所用」之後，「迨重至建康，登高眺遠」，才比較有可能寫下這首作品。關於這一點，蔡義江、蔡國黃的《辛棄疾漫游吳楚考》，曾經提出以下的質疑︰
「非首次官建康時作」的判斷是正確的，但以詞中「樹猶如此」一語，便將其作年推遲到二次官建康之時，則不免泥於典故。何況，棄疾到金陵的機會盡多，當其與賈瑞一行奉表渡江南歸時，高宗即於紹興三十二年(1162)正月十八召見於建康，何必定要到十二年之後，在建康充葉衡帥屬時才是「重至」呢？
再說，辛棄疾與葉衡的交誼，實為他以後的騰達奠定了基礎。這一年春天，葉自建康被召入為執政，後來又任了右丞相，竭力向孝宗推薦辛棄疾雄才大略。於是辛又被召見，遷為倉部郎官，沒有幾個月，便出任江西提點刑獄。所以，那兩年的詞作中，並無自己「沉滯下僚」的「牢騷憤激」。……
鄧先生將此詞編入淳熙元年，與他自己的說法產生了明顯的矛盾。17
這真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蔡義江、蔡國黃利用了鄧廣銘著作中所臚陳及考證的資料，來質疑鄧廣銘對此詞編年的說法，恐怕鄧廣銘也難以作答。揆諸當時的時代環境及作者的生活經歷，淳熙元年春，辛棄疾三十五歲時，被辟為江東安撫司參議官，當時的行宮留守葉衡，是他的舊識。《宋史》辛棄疾本傳即云︰「辟江東安撫司參議官，留守葉衡雅重之。」不久，葉衡入相，又馬上推薦辛氏慷慨有大略，因此辛棄疾被召見，遷倉部郎官。翌年六月，又很快出任江西提點刑獄，帶兵去剿擊茶商軍。在這種情況之下，辛棄疾真不大可能有所謂「沉滯下僚」的「牢騷憤激」。因此，鄧廣銘的再至官建康時所作的說法，也難以成立。
上文說過，陳江風的《辛詞〈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作年考辨》一文，是贊成鄧廣銘之說的，但他也不能不於文中這樣說︰「鄧廣銘先生提出此詞作為公元一一七四年二次官建康時，甚有道理。唯其論證稍欠詳實，且考證中亦自有相矛盾處。」18陳江風除了就蔡義江、蔡國黃所提出的質疑力加辯解之外，主要是引用稼軒詞的若干篇章，和《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本身的詞句和典故，來做為內證，證明淳熙元年辛棄疾三十五歲時有創作此詞的可能。
陳江風的論文，很有條理，在某些地方也很有新意，像他就作品本身去找內證，分析詞中的典故時，就頗能言人所未曾言。不過，他所舉出來的一些例證，缺乏足夠的說服力，還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下節將會討論，此不贅。
第三種說法，是蔡義江、蔡國黃主張的，所謂作於乾道三年辛棄疾未任建康通判時之說。這種說法最主要的根據，是《九議》中的「某頃游北方」一段文字，把「頃」解作「前不久」，因此認定此詞係辛棄疾乾道三年「漫游吳楚」之後，曾經潛歸金國，經春歷夏，秋歸金陵之後所作。然而，這種說法的最大問題，也在於「某頃游北方」的「頃」這個字。按照現代漢語的用法，「頃」當然作「前不久」解，但在古代漢語中，它卻往往解作「當初」、「起先」。在蔡義江、蔡國黃的論文發表後不久，吳小如即在同一刊物上發表了《釋頃》一文，詳列例證，證明「頃」字在當時實有「先前」、「當初」之意，而不作「前不久」解。因此，辛棄疾所謂「頃游北方」，所見實為南渡前在北方生活的親身見聞。19
至於蔡義江、蔡國黃舉稼軒《品詞》的「迢迢征路，又小舸、金陵去」等等例子，陳江風也舉證說此「去」字，是離去之意，不是現代漢語中「到」、「往」的意思，與蔡氏文中所述，大相逕庭，判若秦越。更重要的是建康府（江寧）通判，按宋制，例由知州資序人差充，添差通判為朝士差充，如果像蔡義江他們所說辛棄疾係以「無官無職的游子身分」驟登通判，是不合宋制的。而且，蔡義江他們所說的辛棄疾「漫游吳楚」之說，以及說乾道三年辛氏是「無官無職的游子身分」等等意見，其實都是根據梁啟超和鄧廣銘早期的說法。梁啟超《辛稼軒先生年譜》乾道三年「考證」有云︰「先生此兩年是否仍留江陰任，無可考。據宋人諸說部書，先生似有一時期失職，流落金陵。」鄧廣銘的《辛稼軒年譜》舊版對於辛棄疾乾道元年至三年的行蹤，亦假定有投閑置散、流落吳江之事；但他在八十年代之初，看到了《鉛山辛氏宗譜》第一本的《宋兵部侍郎賜紫金魚袋（辛公）稼軒歷仕始末》之後，已經採信其說，認為在乾道元年之前，約隆興二年(1164)的秋冬之際，辛棄疾已由江陰簽判改廣德軍通判。如此說來，在通判建康之前，即乾道元年至三年，辛棄疾是在廣德軍通判任上，並無流落金陵或吳江之事，亦非「無官無職的游子身分」。蔡義江、蔡國黃的說法，亦因此而不攻自破了。20
四
歷來有關此詞寫作年代的說法，及其值得商榷的問題，已如上述。那麼，辛棄疾這首《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究竟著成於甚麼時候呢？
筆者以為既然沒有所謂外緣或所所謂外證資料，可以直接證明此詞的寫作年代，那就不妨從作品本身或所謂內證來嘗試探索。事實上，梁啟超、鄧廣銘等人推測此詞的寫作年代，也是從此入手的。
首先觸及的，是《水龍吟》詞牌底下的小序文字︰「登建康賞心亭。」建康即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這是盡人皆知的地理常識，不用多說。賞心亭，據《景定建康志》的記載，是當時建康府下水門城上的名勝，登茲樓以四望，可以「下臨秦淮，盡觀賞之勝」。這還只是就近景而言，如果天色晴朗，在它樓頭，其實還可以遠眺淮河流域一帶。周邦彥《西河‧金陵懷古》所說的「賞心東望淮水」，即是一證。劉禹錫《金陵五題‧石頭城》所說的「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亦諒非詩人誇張之辭。辛棄疾的朋友丘 (1135-1208)，亦頗多登建康賞心亭之作，如其《水調歌頭》之「一雁破空碧，秋滿荻花洲。淮山淡掃，欲顰眉黛喚人愁。落日歸雲天外，目斷清江無際，浩蕩沒輕鷗。有恨寄流水，無淚學羈囚」。其《菩薩蠻》亦云︰「壺邊擊斷歌無節，山川一帶傷情切。」也都可與辛氏此詞同參並讀。
辛棄疾詞中提到「賞心亭」的作品共三篇，除此詞之外，尚有《念奴嬌‧我來弔古》、《菩薩蠻‧青山欲共高人語》，但這首《水龍吟》是最有名的一篇。就因為它題下有「登建康賞心亭」這幾個字，梁啟超和鄧廣銘等等學者，才可以在寫作「年月絕無考」的情況之下，推測它的寫作年代。假設沒有這幾個字，像上文提到的歷城王詔本、辛啟泰本等等，題的不是「登建康賞心亭」而是「旅次登樓作」的話，那麼，梁啟超、鄧廣銘等等學者的種種推測，就完全失去立論的依據了。當然，「旅次登樓作」的「登樓」，所登的樓仍然可以是建康賞心亭，但「旅次」二字，則必非官建康府通判或任江東安撫司參議之時。如果真的如此，此詞的寫作年代，可以在乾道三年（稼軒二十八歲）之前，也可以在淳熙元年（稼軒三十五歲）之後。因為辛棄疾要去建康府，並非在建康任官時才可以去，上引蔡義江、蔡國黃的《辛棄疾漫游吳楚考》一文就說過︰「辛棄疾到金陵的機會盡多。」
詞的上片，重點在「登臨意」。開頭兩句︰「楚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是寫登臨所見。「清秋」點明季節，「秋無際」的「秋」則寫秋光、秋天的景物。秋季佳日，天高氣爽，最宜「登高賦新詩」。對一般人而言，此真所謂良辰美景，賞心樂事。「賞心亭」之取名，或即與此有關。可是作者來此登高眺遠時，不但無法「聊暇日以消憂」，而且在「賞心東望淮水」時，看到江南周圍的千里秋光，水隨天去之際，卻同時看到了「山圍故國周遭在」的那些剩水殘山。
「遙岑遠目，獻愁供恨，玉簪螺髻」三句，承上文寫登臨所見，但更深入一層，由景而入情。「遙岑」即遠山，「岑」本義是高而小的山巒，「玉簪螺髻」正是它們最美麗而貼切的形容。這些形狀像玉簪螺髻的遠山，在作者「東望淮水」時，映著水色天光，自然呈現在作者眼前。淮水是當時南宋與金國的邊界，淮水以北，就是金人所統治的「淪陷區」，包括作者的故鄉山東濟南一帶。因此作者看到這些遠山時，不由得引起滿腔的家仇國恨，也因此化無情為有情，說是遠山「獻愁供恨」。愁，是鄉愁；恨，是國恨。這跟下片所用的典故是前後呼應的。「遠目」四卷本甲集作「遠日」，因下文緊接「落日樓頭」，故以「遠目」為佳。吳則虞在選注稼軒詞，提到此詞板本異文時，曾經說這是作者後來自己更改的。
「落日樓頭，斷鴻聲裡，江南遊子」三句，點出登高臨遠者的身分。別人在此登高望遠，賞心無限，為何作者偏偏有「愁」有「恨」呢？那是因為作者是客居江南的游子。古人安土重遷，不慣離鄉背井，一旦辭親遠遊，便常常懷鄉念家。辛棄疾不但是愛國詞人，更是性情中人，所以不可能不思念故土。「落日樓頭，斷鴻聲裡」，對仗頗工，可以合看；一則照應上文，說明登高臨遠的時間和地點；一則藉此秋天黃昏、孤鴻獨飛、蕭瑟飄零的氣氛，來烘托作者做為「江南遊子」的心情。有此「江南遊子」一句，此詞自是作者二十三歲奉表南歸以後所作無疑。
「把吳鉤看了，欄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意」，是作者的直抒胸臆，承應上文的「獻愁供恨」，說明下文何以英雄有淚。前兩句的「把」字，是領句字，而「吳鉤看了，欄干拍遍」則是對仗成文，藉用典表明心意。歷來注解「吳鉤」的人，每每引用杜甫《後出塞》的「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以及李賀《南園》的「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來說明辛棄疾志在報國的用意，頗為允當。事實上，辛棄疾的前輩愛國詞人張孝祥(1131-1169)，在其《水調歌頭‧和龐佑父》一詞中，亦云︰「湖海平生豪氣，關塞如今風景，剪燭看吳鉤。」可見「吳鉤」一典，在當時蓋有報國殺敵的寓意共識。同樣的，注解「欄干拍遍」時，一般學者也多引用劉概「懷想世事，吁唏獨語，或以手拍欄干」的典故。劉概嘗有詩云︰「讀書誤我四十年，幾回醉把闌干拍。」21拿來和稼軒此詞合看，也頗能道出辛棄疾自覺報國無從的憾恨。就因為如此，在別人登上賞心亭登高臨遠而賞心悅目之際，作者卻北望神州，別有懷抱，胸中充滿懷鄉報國之情，所以說︰「無人會，登臨意。」「登臨意」三字，是上片的重心所在，以上所有的景物描寫，俱為登臨所見，而下片所有的情感抒發，亦即登臨所感。所以這三個字承上啟下，在詞中有極重要的地位。
下片承接「登臨意」，重點在「英雄淚」。明代王世貞《藝苑卮言》所說的「稼軒輩撫時之作，意存感慨」，清代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所說的「稼軒歛雄心，抗高調，變溫婉，成悲涼」，指的應該就是這類作品。
下片開頭，先是連用了三個典故。第一個典故出自《晉書‧張翰傳》及《世說新語‧識鑒》篇，是張翰見秋風起而思故鄉吳中蓴羹鱸膾的故事；第二個典故出自《三國志‧魏志‧陳登傳》，是劉備責備許汜求田問舍，不能憂國忘家的故事；第三個典故出自《世說新語‧言語》篇，是桓溫經金城見所種柳樹而嘆年華流逝的故事。這三個典故常被引用，並非僻典，而且辛棄疾運用這三個典故，有其特別用意，本來或許由此可以窺見其寫作背景；可是歷來注解詮釋者，卻往往因為誤解或故意曲解而扭曲了它的原意。例如1962年胡雲翼《宋詞選》注此詞時，就這樣說︰「後段曲折迂迴地寫出他的抑鬱心情。首先陳述自己不像張翰那樣為了『蓴羹鱸膾』而回故鄉，又以許汜的『求田問舍』為羞恥，同時為了不能替國家出力，又發出年華虛擲的感嘆，從而引起英雄失路的深切苦痛。」22說得非常簡略，而且偶有故意含糊其詞的地方，以致誤導了讀者。1979年張碧波的《辛棄疾詞選讀》，23在譯解這三個典故時，同樣有曲解原意處。例如「休說鱸魚堪鱠，儘西風、季鷹歸未」這三句，張碧波語譯如下︰「不要說甚麼鱸魚可做成好菜，儘管西風吹起，張翰到底回家鄉沒有？」照字面直譯，大致是不錯的，「休說鱸魚堪鱠」如果譯為「不要說鱸魚又到了可以切成細片享用的季節」，當然更好；但奇怪的是他接著卻解釋說︰「這是寫作者不學張翰棄官歸家、忘情國事的思想態度。」「意思是說，我不同意張翰為考慮個人生活的安適而忘掉國家的命運」。讀者比對張碧波的語譯及說明，只要稍加留意，當可發現二者之間，有很大的差異。詞句原意很明白，作者拿張翰來自比，說張翰在洛中見秋風起，想起此際家鄉蓴羹鱸膾的美味，就可以拋棄名爵，千里命駕南歸，回想自己，何嘗不懷念故鄉的風味；但如今儘管秋風已起，自己能像張翰那樣，說要回去就回去嗎？意思很明白，是拿張翰來比擬自己，這也是運用典故最常見的一種方式，哪裡可見「不學張翰」、「不同意張翰為考慮個人生活的安適而忘掉國家的命運」？否則，客觀的事實是張翰已回家鄉去了，詞句為甚麼還說「季鷹歸未」呢？這樣的曲解，當然是受到「辛棄疾是愛國詞人」的影響，因此不敢對其人格及情感生活有絲毫的懷疑。但是愛國詞人也是人，懷念故鄉本來就是人之常情，更何況是特重鄉土情誼的古人呢！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卷一《木蘭花慢‧滁州送范倅》有云︰「秋晚蓴鱸江上，夜深兒女燈前。」《滿江紅‧飲泠泉亭》有云︰「恨此中風物本吾家，今為客。」辛棄疾怎麼會不想念家鄉！
1980年，夏承燾在《唐宋詞欣賞》書中，與吳無聞合寫的此詞賞析，對「休說」三句有這樣的分析︰
這意思是說，現在「盡西風」的深秋時令又到了，連大雁都知道尋蹤飛回舊地，何況我這個漂泊江南的游子呢？然而自己的家鄉如今還在敵人的鐵蹄蹂躪之下，想回去也回去不了呀！「盡西風、季鷹歸未？」既寫了有家難歸的鄉思，又抒發了對異族入侵的仇恨和對不思復國的南宋朝廷的激憤，確實收到了一石三鳥的效果。鄉思，與前面的「游子」呼應，是「落日」、「斷鴻」背景裡「游子」的真情流露。24
除了「盡西風」的解釋有待商榷之外，其他的譯解闡釋，我想是有關此詞注解中比較合情合理的。可是令人奇怪的是，一到後面，歸結上文時，夏承燾等人又要說辛棄疾「不學為吃鱸魚膾而還鄉的張季鷹」了。「不能像」張翰和「不學」張翰之間，語意是大不相同的。
第二個典故，「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三句，看歷來的注解詮釋，就更令人感到疑惑了。
「求田問舍」即購置土地房產，這在古代英雄人物心目中，是貪財之舉，會被瞧不起的。《三國志‧魏志‧陳登傳》說許汜到下邳去拜訪陳登（元龍），陳登對他非常冷淡，不但不殷勤接客，還自己睡上床，叫許汜睡下床。後來許汜和劉備一起談論天下人才時，許汜批評陳登「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劉備聽了，當面責備許汜說︰「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主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並且說如果是他自己，將「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邪？」這個故事特別強調了有志之士應該憂國忘家，應該救世而非求田問舍，謀取私利。「元龍豪氣」和「劉郎才氣」，是稼軒詞中常常歌詠的對象，他以此自許，是毫無疑問的。所以，自胡雲翼以來，歷來注釋者說辛棄疾以許汜求田問舍為羞恥，甚至有人把這幾句譯為︰「我更不願像許汜那樣求田問舍，只知自私自利而不顧國家大計，怕被劉備那樣的英雄人物輕視鄙夷。」25可是，從用典的習慣及上下文的語氣來看，就如同拿張翰自擬一樣，這裡的「求田問舍」，也應該是作者拿許汜來自擬，意思應該是說︰自己如今像許汜一樣求田問舍，不能憂國忘家，想想可真是羞見那才氣蓋世的劉備。這樣的解釋，馬上會觸及一個很基本的問題︰辛棄疾是愛國大詞人，人格應該是完美無缺的，他真的會求田問舍嗎？歷來注解者之所以迴避字面上的解釋，其原因即在於此。
要解決這個問題，並不困難，只要查查辛棄疾究竟有沒有求田問舍的事實，就知道答案了。根據鄧廣銘《辛稼軒年譜》的記載及其所引述的資料，例如洪邁的《稼軒記》、陳亮的《與辛幼安殿撰書》等，26我們從中可以知道，至遲在淳熙八年(1181)前後，辛棄疾已經「求田問舍」了。在是年冬被彈劾罷官之前，他已經在江西上饒的帶湖，買了土地，大興土木，建築了讓朱熹「以為耳目所未曾睹」的房舍。淳熙八年房舍已經建成，則「求田問舍」之事，當亦在此年之前無疑。鄧廣銘《辛稼軒年譜》說辛棄疾在四十一歲擔任湖南安撫使任上，已經構建江西上饒居宅，作新居上梁文，並已自號稼軒居士，應該是可靠的說法。而且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卷一編年於淳熙八年的作品，像《沁園春‧帶湖新居將成》的上片︰「三徑初成，鶴怨猿驚，稼軒未來。甚雲山自許，平生意氣；衣冠人笑，抵死塵埃。意倦須還，身閒貴早，豈為蓴羹鱸鱠哉！秋江上，看驚弦雁避，駭浪船回。」像《菩薩蠻》的上片︰「稼軒日向兒童說，帶湖買得新風月。頭白早歸來，種花花已開。」從這些作品中，都可以明白看到淳熙八年辛棄疾四十二歲「求田問舍」的事實，以及他在仕途遭遇挫折時「驚弦雁避，駭浪船回」的心情，所以他才感嘆的說︰「意倦須還，身閒貴早，豈為蓴羹鱸鱠哉！」想必這個時候，顧不得「憂國忘家」；也想必在這種一時消沉的時候，會「怕應羞見，劉郎才氣」。
從梁啟超、鄧廣銘以來，研究者都把「登建康賞心亭」的這首《水龍吟》，視為乾道年間或淳熙元年，即稼軒三十五歲以前的作品，所以可能在此期間找不到辛棄疾「求田問舍」的事實；但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考慮，這首作品是成於淳熙元年稼軒三十五歲以後呢？特別是稼軒四十一、二歲開始「求田問舍」之後。
過去絕大多數的學者，太敬愛辛棄疾了，所以對於他的「求田問舍」，寧可信其無，可是事實畢竟是事實，不容否認。羅慷烈《漫談辛稼軒的經濟生活》一文說得好︰「論者對於古代傑出文學家，往往務求形象完美，這是古今流行的傳統作風。其實他們不是神，是具有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軀，為人處事斷然不會一生白璧無瑕的，論者如果被感情蒙蔽，自然看不出來。」27事實上，把「求田問舍」這三句視為辛棄疾夫子自道的，早已有人，只是大家不注意而已。俞陛雲(1868-1950)在《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中，對此詞下片已有如下解析︰「下闋寫旅懷，即使歸去奇獅卜築，而生平未成一事，亦羞見劉郎。」「奇獅卜築」就是辛棄疾後來的「期思卜築」，也在帶湖附近，所謂瓢泉新居者是。俞陛雲的看法，可惜未曾有人提及。
第三個典故，是鄧廣銘據以推測此詞「疑非稼軒首次官建康時作」的理由之一，原因是這個典故不但有舊地重至、感嘆流光之意，而且還有事隔多年的意味。《世說新語‧言語》篇說︰「桓公北伐，經金城，見前為琅琊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這個典故常見輾轉引用，卻似乎都未深究其意。桓溫是晉成帝以迄晉廢帝時舉足輕重的大臣，他在晉成帝咸康元年(335)，求割丹陽郡之江乘縣，另立琅琊郡。琅琊郡原在今山東諸城一帶，晉元帝過江後，因盡失江北之地，所以又僑置此郡。郡治就在「金城」，即今江寧縣北。桓溫在咸康七年(341)曾作琅琊內史，等到晉廢帝太和四年(369)北征前燕，由姑孰赴廣陵途中，經過金城時，年已六十，前後相距約三十年。辛稼軒應用這個典故，取其地點（金城）與建康賞心亭相近，極為巧妙。事實上，上文所說的張翰家鄉（吳中），也都在「江南游子」的「江南」範圍之內。足見辛棄疾的用典故，掉書袋，真非常人所能及。不但如此，辛棄疾所用的這第三個典故，在「憂愁風雨」的陪襯之下，更令人有飽經滄桑之感。上面引用過陳江風的論文中，他就曾舉出張炎《憶舊游》的「俯仰十年前事」，以及姜夔《永遇樂‧北固樓次稼軒韻》的「前身諸葛，來游此地……」，藉此證明宋人使用此典，也多有此意。28因此，辛稼軒這首《水龍吟》，不可能成於南歸之初，也不可能作於通判建康或江東安撫司參議官任上。配合前文來看，最有可能的寫作年月，必在淳熙七、八年，即稼軒四十一、二歲以後。
至於下片最後三句，「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搵英雄淚」，總結上文，是英雄失路的沉痛語。《史記‧魏公子列傳》說信陵君在完成存趙救魏兩大功業之後，名震天下，受到魏安釐王的猜忌，因此多近醇酒美人。辛棄疾此詞結語，亦當有此意。早年志切國讎，南歸後仍以北定中原為念，但青春逐漸老去，功業卻未完成；雖然懷念家鄉，卻不能歸去；雖然有救世之心，卻落到求田問舍的田地。這種英雄失路的悲哀，或許真的唯有醇酒美人才有助於麻醉自己吧。
最後要補充說明的是，此詞曾收入稼軒弟子范開所輯刊的《稼軒詞甲集》之中。此集係淳熙十五年(1188)正月前所編成，故此詞之寫作年代，自可確定必在淳熙十四年(1187)稼軒四十八歲之前。
五
歸結以上所論，筆者以為︰
一、梁啟超、鄧廣銘乃至蔡義江等人，對此詞寫作年代的推測，都與史實諸多不合，難以成立。
二、此詞並無外緣資料足以確證寫作年月，唯有求諸內證，就作品本身探索其寫作背景。時為秋晚，地屬建康，自無問題；而通觀全詞，亦可理解此詞之寫作必與家愁國恨有關。
三、「休說鱸魚堪鱠」三句、「求田問舍」三句，皆作者運用典故以自比擬，說自己欲歸鄉而不得，欲報國而不得，如今竟落到「求田問舍」之不堪境地。歷來注釋詮說者，因敬愛辛棄疾而棄其「求田問舍」之事實於不顧，因而每有曲解其詞意處。
四、辛棄疾自淳熙八年四十二歲起，已在江西上饒帶湖購置新居，其「求田問舍」當在此年之前。故此詞之寫作年代可推知應始於淳熙七、八年左右。
五、自「可惜流年」三句用典看，配合此詞曾收於范開所輯刊《稼軒詞甲集》之事實，此詞之寫作年代，應在辛棄疾四十一、二歲至四十八歲之間，亦即淳熙七、八年到淳熙十四年之間。
註釋：
1 劉體仁《七頌堂詞繹》云︰「詞起結最難，而結尤難於起，蓋不欲轉入別調也。『呼翠袖，為君舞』、『倩盈盈翠袖，搵英雄淚』，正是一法。」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618。
2 鄧廷楨《雙硯齋詞話》所論，是認為稼軒詞有兩種風格，一則如《金縷曲》之「甚矣吾衰矣」等，「誠不免一意迅馳，專用驕兵」；一則如《水龍吟》之「楚天千里清秋」等，有含蓄、寄託之妙，略近於婉約（《詞話叢編》，頁2528-29）。同時人沈道寬《話山草堂詩鈔》卷一有《論詞絕句》云︰「稼軒格調繼蘇髯，鐵馬金戈氣象嚴。我愛分釵桃葉渡，溫柔淚壯力能兼。」與此可以同參。
3 見陳廷焯《白雨齋詞話》。據唐圭璋《宋詞三百首箋注》（香港︰中華書局，1961年）頁158轉引。
4 參閱陳洵《海綃說詞》。唐圭璋《宋詞三百首箋注》頁158引文頗詳。
5 見譚獻《譚評詞辨》卷2。據龍榆生《唐宋名家詞選》（香港︰商務印書館，1953年）頁248轉引。
6 梁啟超《辛稼軒先生年譜》繫民國十七年9至10月間，臥病時所作，全稿未成而梁氏已於是年10月12日逝世。民國十八年(1929)11月12日梁啟超弟梁啟勳為此作跋時即云︰「此譜止於（稼軒）六十一歲，尚缺七年，未竟。」（上海：中華書局，民國二十五年(1936)，頁61）鄧廣銘〈《辛稼軒年譜》及《稼軒詞疏證》總辨正〉一文，說梁啟超此書「是梁任公于民國十八年(1929)患病期內所編撰者，屬稿未完，便病於醫院中。在任公先生逝世後，這書未即付印，直到去年(1935)，由林宰平先生出面編輯了《飲冰室合集》和《專集》，這部未完成的最後遺作，方得于今年在中華書局印了出來。」所言與事實多不合，不知何故。又鄧氏此文，原載《國聞周報》第十四卷第七期（1937年2月），後收入《鄧廣銘治史叢稿》一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
7 蔡義江、蔡國黃：《辛棄疾年譜》（濟南︰齊魯書社，1987年）。《辛棄疾漫游吳楚考》一文亦作為「附錄」收錄其中，見該書頁301-11。
8 同上注。
9 見夏承燾、盛弢青：《唐宋詞選》。另外夏承燾與吳無聞合寫的《唐宋詞欣賞》（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0年）對此詞的寫作年代也含糊其詞。又張淑良、王雲峰《辛棄疾〈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等三詞作年新證》一文（《許昌師專學報》1991年第4期）引用此說時，頗多訛誤，甚至誤引資料，說夏承燾主張此詞作於稼軒二十三歲南渡之初。其他如吳則虞1957年選注《辛棄疾詞選集》時，主張作於稼軒二十九歲時，其實亦略變梁啟超之說而已。
10 蔡義江、蔡國黃《辛棄疾漫游吳楚考》一文也說此詞「梁啟超將它編於通判建康之時，顯然與辛棄疾當時的心情不合」。
11 陳江風：《辛詞〈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作年考辨》，載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文學論叢》第2輯（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77-86。
12 《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33《孝宗本紀》，頁11800。
13 見梁啟超《辛稼軒先生年譜》乾道六年之「考證」部分，頁10。
14 見注11及楊萬里《誠齋集》卷120。
15 所引詞作俱見《稼軒詞編年箋注》卷1。
16 同注11。
17 同注7。
18 同注11。
19 見《北方論叢》1979年第6期。此文後載吳小如︰《詞語叢札》，收入《讀書叢札》（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頁308-10。
20 同注11；鄧廣銘的說法見《稼軒詞編年箋注》新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991年6年所撰《增訂三版題記》。《辛稼軒年譜》增訂本《題記》中亦有說明，讀者可以比對參閱。
21 以上有關「吳鉤」、「欄干拍遍」的典故，俱見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卷一。劉概，青州壽光人，其人其詩諒為稼軒所熟悉。可參閱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卷四。
22 胡雲翼︰《宋詞選》（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譯所，1962年），頁259-61。
23 張碧波：《辛棄疾詞選讀》（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頁17?1。
24 參閱注9。常國武《辛稼軒詞集導讀》（成都︰巴蜀書社，1988年）評析此詞時，亦云過片「休說」等句「或以為作者在這裡表示不願意像張翰那樣貪圖安樂而忘懷國事。筆者以為非是」。又說︰「正不必為了拔高作者思想境界，將詞中所有語句皆貼緊愛國一端來作解釋，否則反覺膠柱鼓瑟，拘攣不化。」
25 畢寶魁：《宋詞三百首譯注評》（瀋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79年），頁282。
26 洪邁之文，見《洪文敏公集》卷6；陳亮之書，見《龍川文集》卷21。二者亦俱見於鄧廣銘《辛稼軒年譜》一書所引述。
27 羅慷烈此文，原載香港《明報月刊》1982年8月號，後收入《詞學雜俎》（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鄧廣銘後來針對此文，撰寫《讀《漫談辛稼軒的經濟生活》書後》一文，見《鄧廣銘治史叢稿》，頁543-54。筆者以為鄧氏之文，並未足以推翻羅氏原有的推論。
28 同注11。
（引自《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2年新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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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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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辛棄疾《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的寫作年代原文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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