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朗州今日湖南省洞庭湖之西的常德市，已然是一个现代化的都会。大道纵横，车水马龙，白天市声嚣嚣，夜晚华灯灼灼。沅水傍城而过，凭堤而建的是长达3公里的中国常德诗墙，镌刻古今诗人的作品于其上，宛如阵容超豪华的合唱队。领唱的当然是文章为百代之祖的屈原了，时至中唐，刘禹锡也以他的《秋词》加盟，让五湖四海的游人观赏江城胜景，也倾听他清刚豪放的千古歌声。在中唐的名诗人中，元稹是鲜卑人的后裔，白居易是龟兹人的后代，刘禹锡则是匈奴人的远支。祖籍河南洛阳的刘禹锡，出身于诗礼簪缨之族，家学渊源、名师指点加之刻苦自励，他成长为一位胸怀鸿鹄之志的青年才俊。贞元九年（793），他22岁通过礼部考试进士及第，接着通过“博学鸿辞科”这一皇帝亲自制举的特别考试，随后于贞元十一年登吏部取士科，也就是通过吏部举行的选拔考试，较杜牧两登科第后自诩的“两枝仙桂一时芳”还多出一枝。安史之乱后的中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朝政腐败，民生凋敝，唐帝国如日中天已成往事，而今已江河日下弊病丛生。永贞元年（805）顺宗李诵即位，锐意革新，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成了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共同拉开了“永贞革新”生机勃勃的序幕。然而，这场政治革新不及半年便黯然落幕，原因是革新的对立面的拼死反对，顺宗先则因病内禅随后突然崩逝。暗箱操作上台的宪宗李纯登上权力顶峰刚过三日，对革新派的打击就如雷电骤至：王叔文贬为渝州（今重庆市）司户，翌年赐死，王伾贬为开州（今四川省开县）司马，不久病逝于贬所，其他被宋代王安石誉为都是天才奇才的八位骨干分子无一幸免，均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刚过而立之年的刘禹锡，官阶由正四品上的朝廷大员，独当经济财政方面之任的屯田员外郎与判度支盐铁案，直线降黜为从六品下无职无权且非正式干部编制的“朗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如扬波击浪的征帆突然被风暴掀翻，如振羽长天的鹰隼突然被暗箭射落，而朗州的山山水水呢，则有幸陪伴了不幸的诗人整整十年艰难岁月，冰火两重天。苦难对于有志之士是磨刀石也是试金石，朗州十年，刘禹锡创作了二百多首诗词和三十余篇文赋，不仅占他全部作品四分之一强，而且有不少佳篇胜构，蔚为他创作的第一个高潮，如其中的《秋词》（二首）：自古逢秋悲寂寥，

    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引诗情到碧霄。山明水净夜未霜，

    数树深红出浅黄。试上高楼清入骨，

    岂如春色嗾人狂。“自古”与“我言”对举成文，相反见意，是中国古典诗论所谓的“矛盾逆折”，西方现代文论称之为“矛盾法”、“抵触法”或“反证法”。悲秋，不分族别也不分国界，是普遍共有的人性人情，19世纪法国象征派诗人马拉美的散文《秋》，将孤独寂寞的悲秋之情，写得哀惋之至；美国现代名诗人佛罗斯特在《我的客人，十一月》中，也说秋天是“秋雨绵绵的晦日”。在中国，秋天特别是深秋的萧条肃杀，总是引起多愁善感的文人的愁苦之情，而许多文人往往命途多舛，于是，悲秋便成了古代诗文的一个母题，也成了中国文人诗歌的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早在屈原的《九章》中，凛冽的秋风至少就有三处起于纸上：“欸秋冬之绪风”、“悲秋风之动容兮”、“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因为宋玉《九辩》有“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之句，历来宋玉就被认为是中国诗文的“悲秋之祖”，实在是后人上错了香火。直至刘禹锡之前，文人们的咏秋之作无非天下一统舆论一律地悲秋，总得有人出来抬抬杠，唱唱反调，尽管众士诺诺，终于一士谔谔，“我言秋日胜春朝”，这位唱反调的持不同诗见者，就是被白居易赞誉为“诗豪”的刘禹锡。刘禹锡有足够的资格与充分的理由悲秋。他从风云聚会的政治舞台的中心长安，沦落到朗州这一僻远荒凉的下州小郡（只辖武陵、龙阳两县，仅有九千三百六十户，人口不足四万五千），而且一贬长达十年，其间结婚不久的妻子薛氏因病早逝，婴儿嗷嗷待哺，他自己不仅内心郁闷痛苦，而且因不服水土而多疾相侵，缠绵病榻。然而，他却以《秋词》一以歌秋日晴空，一以颂秋日山野，空间由天上而地下，焦点由白鹤而红叶，色彩明艳热烈，境界开阔深远，表现了他乐观顽强的生命品格，也显示了他倔强的永不向恶势力屈服的人格力量，和他以后的许多作品一样，既是诗人的自白自励，也是对迫害者的示傲示威。长堤谁与上？长记秋晴望。每回我捧读《秋词》，尤其是实地在常德诗墙前吟诵这一诗章，刘禹锡诗中的那一只白鹤啊，仍然高翔在千年后的碧霄之上和我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