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具有超前思想的先锋往往会被视为人类的敌人。第二类不宽容的危害更大,一个无知的人为了给自己的缺乏寻找借口,在灵魂种筑起了一个自以为是的可怕堡垒,在上面他可以蔑视他所有的敌人,质疑他们活的理由。这种残酷的人由于总是生活在恐惧之中,很容易变得残忍,幻想自己是上帝偏爱的子民,似乎得到了神的赞许去折磨那些令他们不快的人。而这种人往往并没有满脸的横肉,或狡诈的眼神,“好心人和其他方面善良的人也跟他们最凶狠、嗜血的邻居一样,很容易抱有这种极为致命的幻想,这在史学上和心理学上都是一个常识。”这里又让我想到了鲁迅先生对国人冷漠的描写,如果拿到房龙的书中,则又是一则不宽容的东方例证。至于第三类,私利也就是嫉妒引起的不宽容,可以追溯到圣经中的描写,当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自然就产生了恐惧,导致了不宽容。
   在本书中也极为广泛的探讨了宗教不宽容,对于异教徒的迫害贯穿历史,无数人因为信仰而被送上断头台。教会的排斥和压迫让基督教的拓张违背了耶稣本人的意志,走向了人性的极端。索齐尼派曾经呼吁:让每个人都自由的判断自己的信仰是《新约》和最早的教会立下的规矩,我们有什麽权力去熄灭上帝在别人心中点燃的神圣之火呢?
   “谁要是跌了跤,要求帮助,那么,牧师很愿意伸出援助之手。但是要是那个任性的人故意离开正道,离开羊群,那么,那只手就会收回,变成一个拳头,给他们以迅速、可怕的惩罚。”
  
  革命者、统治者,与智者
  
   小的时候看电影,总会问妈妈哪个是坏人,哪个是好人,枪战片中好人总是伤痕累累,但最终获得胜利。后来看的电影多了,比起反应“好人”与“坏人”的较量,反应“好人”团体内部的争斗和不那麽光彩的心思更能赤裸的剖析人性的丑陋。在一场抗争和推翻的较量中,
  革命者的正义的尺度丈量了敌人,是否能够丈量到自己?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俄国的革命者都在大声疾呼,他们得不到自由,当时的社会主义性质报纸都受到了严格的审查,外国报纸版面的四分之一都被涂满了黑乎乎的鱼子酱——那些条目是政府不希望民众知道的。1918年,革命者终于掌权,这些热爱自由的胜利者是不是废除了这样的禁锢呢?完全没有,他们重新开始查封一切对新主人不利的言论,很多报刊的编辑被流放到偏远的西伯利亚等地。
   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程度上的自以为是,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最正确的,凡是不同的都要去争执,反驳。然而个人的不宽容最多只能引起别人的反感,官方的不宽容则是万能的,它除了自己的权力之外再不承认其他权威,不宽容被纳入教会的律法,国家的法律,它使对安份守己的百姓的迫害成为神圣的职责。谁还记得这些人最初是怎样高喊口号,获得的他们的“自由”。
   “十年前如果有人声称:自诩为完全神受的权威,有时也可能犯错误。“不宽容”就会把说这种话的人送上断头台。
   现在如果有人声称:人民的意志不一定总是上帝的意志。“不宽容”又会匆忙送掉他们的命。
  一个可怕的玩笑!”
   在这样颠倒的往复混战中,仍有一些真正智慧的先锋,他们名字流传至今:柏拉图、伊拉莫斯、拉伯雷、蒙田、斯宾诺莎、伏尔泰……他们往往衣衫褴褛,在社会的底层过着贫乏的物质生活,却毫不知疲倦的思考着、工作着。为了行动的方便,他们往往表现的与教义一致,内心却自由不羁。他们只听从内心良知的声音,在一个早已变得极为怯懦的世界上无畏的生活着。他们的理论影响着历史,影响着人类。
  
  基督教与佛教的比较
  
   在这几千年的不宽容中,宗教不宽容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几乎所有的镇压和残忍都与宗教相关,其中基督教是传播最为广泛和影响最为深远,也是不宽容史书上浓重的一笔。乔纳森•斯威夫特曾经说过:大多数的宗教信仰足够让他们恨自己的邻人,却不足以让他们爱自己的邻人。显然,佛教并不属于这大多数之一。佛教同样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却有着非常不同的主张和观念,这些在几千年来深深的影响了东方文明和东方人的价值观。
   在中国,一直以来普通的百姓中虔诚的佛教徒也占相当的比例,除了烧香拜佛,祈求丰收,泼水节,腊八节,祭拜祖先等节日和习俗,敬畏和隐忍的思想几千年来深深扎根于百姓的思维中。
   但是据调查,现在基督教在中国农村几乎占据三分之二的信众。一是因为基督教的礼拜等种种活动为逐渐孤立的个人提供重新获得集体温情和交流的机会,二是教会能够帮助信众解决一些平常的疾病,免除他们去医院的话费以及可能带来的麻烦和怨气,三是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即使是农村人也或多或少了解到了世界的格局,认识到西方的强大经济实力,于是同样自然而然的相信西方的神灵是更加强而有力的,可以直接对他们的生产生活产生积极影响。
   而相对从开始就积极扩张,努力“拯救”众生并深刻融入“红尘”,推动历史的基督教而言,向内的佛教本质就决定了它在当今世界舞台相对边缘的位置,而随着中国在这舞台上逐渐的崛起,顺应掌握甚至善于玩弄游戏规则的需要日益迫切,新一代中国人从小接受的思想和教育越来越西化,对英语的掌握也使我们的思维方式更适应基督教的语言,而非佛教的《金刚经》《圆觉经》那样的汉语文学与哲学。中国的西化和全球的平面化使得基督教在中国的盛行成为一种合理的必然,基督教向外的侵略性和扩张性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当今社会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心理需求。同时,基督教提供一个外在的依靠,现代人的孤独抑郁可以如此轻松的寻找到一个出口,而相对来说需要自我真正更新反省和领悟,甚至改变生活的修行来得到“救赎”的佛教而言,自然是难度系数太高。
   “基督教从未能脱离自己的老祖宗。基督徒把《旧约》当做自己信仰的一本圣书之后,便继承了难以置信的犹太教义的衣钵,认为他们的民族与其它民族“不同”,只有表示信仰某种官方建立的教义的人才有希望获得拯救,其他人则注定要沉沦。”人类若想寻找那个宽容的药房,恐怕最后还是要来敲响佛门。进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向东方行走,在各地的修禅中心练习冥想,反思走到尽头的西方文明,在静默的一言不发的释迦摩尼面前找寻自己的内心,找寻人类的救赎与希望。
  
  
   那一天终会来到,只要人类获得了有史以来第一个胜利——战胜了自己的恐惧,宽容就将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