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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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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牝牡雌雄，所以在风土人情方面见长；《乐》是论述音乐立人的经典，所以在和谐方面见长；《春秋》论辨是非，所以在治人方面见长。由此可见《礼》是用来节制约束人的，《乐》是用来诱发人心平和的，《书》是来述说政事的，《诗》是用来表达情意的，《易》是用来讲变化的，《春秋》是用来论述道义的。平定乱世，使之复归正道，没有什么著作比《春秋》更切近有效。《春秋》不过数万字，而其要旨就有数千条。万物的离散聚合都在《春秋》之中。在《春秋》一书中，记载弑君事件三十六起，被灭亡的国家五十二个，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其国家的数不胜数。考察其变乱败亡的原因，都是丢掉了作为立国立身根本的春秋大义。所以《易》中讲‘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说‘臣弑君，子弑父，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其发展渐进已是很久了’。因此，做国君的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就是谗佞之徒站在面前也看不见，奸贼之臣紧跟在后面也不会发觉。做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就只会株守常规之事却不懂得因事制宜，遇到突发事件则不知如何灵活对待。做人君、人父若不通晓《春秋》的要义，必定会蒙受首恶之名。做人臣、人子如不通晓《春秋》要义，必定会陷于篡位杀上而被诛伐的境地，并蒙死罪之名。其实他们都认为是好事而去做，只因为不懂得《春秋》大义，而蒙受史家口诛笔伐的不实之言却不敢推卸罪名。如不明了礼义的要旨，就会弄到君不象君，臣不象臣，父不象父，子不象子的地步。君不象君，就会被臣下干犯，臣不象臣就会被诛杀，父不象父就会昏聩无道，子不象子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恶行，是天下最大的罪过。把天下最大的罪过加在他身上，也只得接受而不敢推卸。所以《春秋》这部经典是礼义根本之所在。礼是禁绝坏事于发生之前，法规施行于坏事发生之后；法施行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禁绝的作用却隐而难知。”
以回答壶遂问题为由，评述孔子为何作《春秋》。褒贬是非，替天下人树立行为的标准和规范，以“达王事”。实际上暗示自己创作《史记》的目的，是在对《史记》作自我评价，也在提醒世人，注意《史记》的作用。
§9壶遂说：“孔子时候，上没有圣明君主，他处在下面又得不到任用，所以撰写《春秋》，留下一部空洞的史文来裁断礼义，当作一代帝王的法典。现在先生上遇圣明天子，下能当官供职，万事已经具备，而且全部各得其所，井然相宜，先生所要撰述的想要阐明的是什么呢？”
§10太史公说：“是，是啊，不不，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我听先人说过：‘伏羲最为纯厚，作《易》八卦。尧舜的强盛，《尚书》做了记载，礼乐在那时兴起。商汤周武时代的隆盛，诗人予以歌颂。《春秋》扬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并非仅仅讽刺讥斥呀’。汉朝兴建以来，至当今英明天子，获见符瑞，举行封禅大典，改订历法，变换服色，受命于上天，恩泽流布无边，海外不同习俗的国家，辗转几重翻译到中国边关来，请求进献朝见的不可胜数。臣下百官竭力颂扬天子的功德，仍不能完全表达出他们的心意。再说士贤能而不被任用，是做国君的耻辱；君主明圣而功德不能广泛传扬使大家都知道，是有关官员的罪过。况且我曾担任太史令的职务，若弃置天子圣明盛德而不予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而不予载述，违背先父的临终遗言，罪过就实在太大了。我所说的缀述旧事，整理有关人物的家世传记，并非所谓著作呀，而您拿它与《春秋》相比，那就错了。”
回答壶遂的诘难，说明记载历史，评判是非，是自己的责任，表明要以前人为榜样“采善贬恶”。
第三部分：司马迁通过与壶遂的对话，曲折而又明确地阐述了自己创作《史记》的目的。
§11于是开始论述编次所得文献和材料。到了第七年，太史公遭逢李陵之祸，被囚禁狱中。于是喟然而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残毁没有用了。”退而深思道：“《诗》、《书》含义隐微而言辞简约，是作者想要表达他们的心志和情绪。从前周文王被拘禁羑里，推演了《周易》；孔子遭遇陈蔡的困厄，作有《春秋》；屈原被放逐，着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才编撰了《国语》，孙子的腿受了膑刑，却论述兵法；吕不韦被贬徙蜀郡，世上才流传《吕览》；韩非被囚禁在秦国，才写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士抒发愤懑而作的。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闷忧愁，理想主张不得实现，因而追述往事，考虑未来。”于是终于下定决心记述陶唐以来直到武帝获麟那一年的历史，而始自黄帝。
前人的所作所为给了司马迁启迪，决心效法前人，忍辱写《史记》。
第四部分：司马迁叙述自己忍辱写《史记》。
§12想我大汉王朝继承五帝的遗风，接续三代中断的大业。周朝王道废弛，秦朝毁弃古代文化典籍，焚毁《诗》、《书》，所以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失错乱。这时汉朝兴起，萧何修订法律，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立章程，叔孙通确定礼仪，于是品学兼优的文学之士逐渐进用。《诗》、《书》不断地在各地发现。自曹参荐举盖公讲论黄老之道，而贾生、晃错通晓申不害、商鞅之法，公孙弘以儒术显贵，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无不汇集于太史公。太史公父子相继执掌这职务。太史公说：“呜呼！我先人曾职掌此事，扬名于唐虞之世，直到周朝，再次职掌其事，所以司马氏世代相继主掌天官之事。难道中止于我这一代吗？敬记在心，敬记在心啊！”网罗搜集天下散失的旧闻，对帝王兴起的事迹溯源探终，既要看到它的兴盛，也要看到它的衰亡，研讨考察各代所行之事，简略推断三代，详细载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今，着十二本纪，已按类别加以排列。有的同时异世，年代差误不明，作十表。礼乐增减，律历改易，兵法权谋，山川鬼神，天和人的关系，趁其衰败实行变革，作八书。二十八宿列星环绕北辰，三十根车辐集于车毂，运行无穷，辅弼股肱之臣与此相当，他们忠信行道，以奉事主上，作三十世家。有些人仗义而行，倜傥不羁，不使自己失去时机，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总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称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充六艺，成为一家之言，协合《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于名山，留副本在京都，留待后世圣人君子观览。第七十。
§13太史公说：我历述黄帝以来史事至太初年止，共一百三十篇。
第五部分：写《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当今繁荣昌盛的时代，创作的动力；文化学术方面的成就，文化背景和创作条件）和《史记》全书的体例、规模。（一家之言，留待后世圣人君子观览）
四、问题探讨：
1、促使司马迁撰述《史记》的因素有那些﹖
2、司马迁撰述《史记》与孔子作《春秋》的关系如何﹖
3、《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都述说司马迁在遭遇“李陵事件”之后，深切思考着人的生命价值这个课题。他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就他自己而言，则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于是致力撰述《太史公书》－－即《史记》。司马迁有所思悟，故发愤撰述，司马迁对“人”和“历史”有什么特出的见解﹖你对“人”和“历史”的初步思索又如何﹖
参考：“发愤著述”一段旨在说明“名”是否能传于后世，不关乎富贵，而在其人之表现。像西伯、仲尼、屈原……这些人，都曾遭遇困厄，但他们都有著作而传于后世，因此名垂千古。大抵说来，这些人困厄不得志时，志意无所表现，所以把自己的心志表现于著作中，留待后世读者赏鉴深思。司马迁由上述这些例子得到启发：人不论是否得意于当世，将理念传扬于后，着书是很积极而可实行的方法，甚至可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与影响力。于是，他发愤撰述，以“述往事，思来者”，这是说记述过往发生的事，以待后世圣人君子深思，意即待后世读者之共鸣与了解。太史公忍辱受宫刑，为的即是发愤撰述《史记》。因为他认识到人的成就、价值不只在「生」的短暂时空，做为一史家，他毕生所欲所愿，在整理出这样一部纵横两千多年的史书，要做「青云之士」，甚至以孔子作《春秋》「明是非、别嫌疑、定犹豫」自勉自期。如果将「人的生命价值」解释成一个人的成就，对世界的贡献，自我期许的完成，及获得正面的历史评价。那么，只要太史公完成《史记》，成就了自我期许与留名千古的不朽生命，生前所受的屈辱又算什么呢﹖……这些「人的经验」是我们读史的人最应记取的。
人的生命有二义，一是有形的肉体，一是无形的思想。富贵往往会因一个人肉体生命的结束而消失，所谓「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也。而思想〔或精神生命〕，可以借着著述而流传后世。司马迁从西伯、仲尼等历史人物的例子得到启发，因此忍辱作《史记》，因为他认为一个人的生命价值，重要的不是生时的虚名，而是后人的评价，将自己的思想流传后世，成一家之言，才是他追求的生命的不朽价值。司马迁身为一个历史写作者，写史是他的使命，也始于他对人的关怀，〔和对「人的生命价值」的体察。〕故《史记》记录「有价值的人」——「倜傥非常之人」。而人们在阅读史书或论及历史人物时，常常会加以比较:什么是好的、善的，什么是恶的、坏的等等。人们经由比较、选择，迈向文明、进步，这就是一个社会进步的现象。……所以，历史是什么呢﹖我认为它是对人的活动的一种纪录，一种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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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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