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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识”和“智慧”二者虽然密切相关，但是是两个概念，读书能获取知识，但是只有通过不断的思考，才能产生智慧。知识可以继承，但是智慧是不能继承的。有学习经历固然重要，但是知识分子还需要有精神的追求，有独立的人格，有修养，这些，都不是文凭能代表的。“文化”和“教养”也有距离，如同人识字未必一定有礼貌。“开卷”是好事，但是如果不加选择，则未必有益；读书求知，如果没有质疑精神，读得再多，也只能是“仓库型的学生”，加上不知变通，也有可能导致失败。可以联系这方面的体会去谈。
附：黑塞自传
我于1877年生于黑森林的卡尔夫市。父亲是德国人,生于波罗的海岸边的爱沙尼亚。母亲出生在一个施瓦本地区的家庭,是法籍瑞士人。祖父是医生,外祖父是传教士、研究印度的专家。父亲也曾一度在印度当过传教士,母亲年轻时在印度住过几年,从事传教工作。
我童年时代是在卡尔夫市度过的,中间曾去巴塞尔住过几年(1880——1886)。我们一家人是由几个不同国籍组成的,现在又加上我成长的经历 我成长在两个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之中,他们各自操着不同的方言。
我大部分的学校生活是在符腾堡的寄宿学校度过的,有一段时间在莫尔布隆修道院的神学院读书。我是优等生,拉丁文学得不错,但希腊文成绩一般。我不是个唯命是从的孩子。我好不容易才适应那个虔信的教育机构,那种教育的目的在于压制和扼杀人的个性。从十二岁时起,我就想当诗人,但苦于找不到正常的或者说是正式的道路。我离开了神学院和中等学校,跟一名技工当学徒。十九岁时,在图平根和巴塞尔的书店和古玩店工作。1899年底,我发表了不大的诗集,接下来又发表了一些小部头的著作,都没有引起注意。直到1904年,我发表了长篇小说《彼得•卡门青德》,一举成功。本书写于巴塞尔,在瑞士出版。我放弃了卖书的工作,和一个巴塞尔女子结了婚,生了几个儿子,迁居乡下。那时乡村生活远离城市和文明,正合我的心意。自此,我一直乡居度日。先在康斯坦茨湖畔的海因霍芬,住到1912年;后又迁居伯尔尼郊外;最后迁居现在的住处:卢加诺附近的蒙塔格诺拉。
我于1912年定居瑞士以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越来越陷入了与德国民族主义冲突的境地。自从我率先向大规模的鼓动和暴力发表一些审慎的、表示抗议的言论以来,不断地受到来自德国的攻击,辱骂信纷至沓来。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德国当局对我的仇恨达到了顶点。然而,我年轻一代人中赢得了追随者,他们按照国际主义以及和平主义的方式思考问题;我得到了罗曼•罗兰的友谊,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他逝世;我还得到了印度和日本人的同情,他们和我虽远隔千山万水,但思想一致。这样,德国官方对我的仇恨也就得到了补偿。希特勒倒台以后,我在德国又得到了公正的评价。但我的著作已部分被纳粹分子查禁,部分在战争中被毁掉,一直未在德国再版。
1923年,我放弃德国国籍,取得瑞士国籍。第一次婚姻破裂以后,我独居多年,后来又结了婚,我的好友在蒙塔格诺拉盖了一幢房子,供我居住。
1914年前,我一直爱好旅游。我常去意大利,有一次还到印度住了好几个月。从那以后,我几乎完全放弃了旅游,十多年来,我从未离开过瑞士。
我是希特勒统治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幸存者,在这十一年里,我一直工作,写成了《玻璃球游戏》(1943),这是部长篇小说,分两卷出版。完成了这部长篇以后,我患了眼疾,又因年迈,疾病日渐增多,不能从事较大部头的创作了。
在西方哲学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有:柏拉图、斯宾诺莎、叔本华和尼采;还有历史学家J•布克哈德对我也有影响。但他们对我的影响都不及印度和中国的哲学对我的影响那样大。我和美术一直有不解之缘,但我更爱好音乐,并小有所获。我的作品里大都提到过音乐。我认为我最具特色的作品是《诗歌》(选集版,苏黎世,1942);小说有《克努尔普》(1915)、《德米安》(1919)、《席特哈尔塔》(1922)、《荒原狼》(1927)、《纳乐齐斯和歌尔蒙德》(1930)、《东方行》(1932)、《玻璃球游戏》(1943)。《回忆录》(1937,增订版,1962)里载有许多自传材料。我的政论文集最近已在苏黎世出版,书名《战争与和来》(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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