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能不能说，这是一部政治小说？
答：不能，但是，我很乐意承认，这部小说与政治有关。因为，政治和我们的生活太有关系了，甚至我们的DNA里面，也有政治。更别说，这个故事发生在“文革”期间。“文革”期间，即使是上厕所和做爱，也可能是政治的一部分。而且，从认识论上说，我相信任何一部重要的小说，都与政治有关。大约五年前，我还不这么认为。那时候我更喜欢唯美的，温馨的，冲和的，与政治无关的东西。但是，那时候我还小，那时候我还是个初学者。现在我长大了，我知道我的生活不单是一己一私的事情，我的生活与布什有关，与本?拉登有关，与近处的政治和远处的政治都有关。10000公里之外的输油管道爆炸了，也与我有关。一个家庭妇女可以说无关，一个作家不能这么说。当一个茶馆里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勿谈国事”四个字的时候，是容易理解的。当一部小说里，所有的人物，到谨慎到“勿谈国事”时，这样的谨慎是不可饶恕的。
问：政治和文学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答：我相信，政治影响日常生活的方式，比我们知道的和想像的还要微妙得多，我也相信，政治并不是什么神秘的碰不得的东西，和经济、艺术、哲学、宗教一样，政治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是可以拿来研究和谈论的。
问：读者普遍认为，这部小说，有着非凡的心理深度，有一种中国小说普遍缺乏的心理力量，你在写作时，是怎么对待心理问题的？
答：我对自己说，一切事件，都要在人物心理上找到烙印。像文革这样的大事件，不能过了就过了，所有的人都像没事人似的，转眼之前，就欢天喜地地投入新的生活了。我相信，至少有一个人，是不能从那个时代走出来的。至少有一个人，用他的内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理”，收集了那个时代的苦辣辛酸。你肯定看出，我始终在十分细致地描写杜仲这个人物的内心状况，直到小说的最后一个字。
问：有人说，这是一部心理现实主义的力作。
答：我不管它是什么主义，写作的时候，我用足了文学和生活教给我的全部营养，我既不故意“倒退”，也不勉强“超越”。
问：很多读者认为，这部小说的写法很现代，既有第一人称，也有第三人称，两种人称交替出现，形成了一种内在的节奏感。整部书的内部时空也很开阔，正如你前面说的，双重结构，两个时间，一个正时间，一个反时间。但平心而论，这部书也相当好读。请问，你是怎么处理深度和好读这两者的关系的？
答：在写法上，我既不“卡夫卡化”，也不“马尔克斯化”，更不“曹雪芹”化，我相信模仿生活比模仿大师更可靠一些，因为，生活本相里面有我们所说的一切，有现实主义，也有浪漫主义，有现代，也有后现代。我全力做的，还是写好生活流程本身。不过，和写作手法，和深度相比，我确实更在意它作为一个故事是否好读。写得好读，我以为是一个作家的基本责任。起码，没必要故意写得不好读。
问：为什么杜仲得了“尿失禁”而不是别的什么病？
答：自杀和发疯，这两种病，有西方色彩，有人文主义色彩，一个地道的中国知识分子很难自杀或发疯，所以，杜仲得了尿失禁，这个病是一个相当暧昧的病，你很难说它是身体疾病还是心理疾病，甚至难说它是不是病。
问：这部小说里既写了麻风病，又写了尿失禁，表面看来，你在写麻风病，看完小说才知道，你最用心写的，却是男主人公的尿失禁。
答：对，前面说了，这部小说的结构是复杂的。麻风病是大病，是不治之症，而尿失禁和麻风病相比，可以忽略不计。我一面在写一个大病，一面在写一个小病。到头来我发现，人类忍受疾病，尤其是忍受小病的能力很差。
问：这其中，有什么隐喻吗？
答：不知道，我自己也说不清。
问：书中对于疼痛的描写很精彩，你有体验吗？
答：每个人都不缺乏对疼痛的体验。
问：你去过麻风院吗？接触过麻风病人吗？
答：没有，我从来没去过麻风院，也没见过一个麻风病人，我对麻风病的了解完全来自资料，“文革”时期，我也只有几岁。这本书里面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虚构的。当初，我故意不去麻风院“体验生活”，故意不去接触麻风病人，就是担心，知道得太多，反而没勇气虚构。所以，书中关于麻风病的描写，我不敢保证细节的真实。其中有些，比如，麻风病人到后来失去疼和痒的感觉，纯属臆造。
问：就没有一点个人生活的影子吗？
答：杜仲的家史，是有影子的。它差不多是我的家史。我曾经写过一个短篇，题为《骨头》，我把它拆开，经过改写，放进这个长篇里了。
问：小天鹅这个人物，有原型吗？
答：没有，完全是虚构的。
问：当初受了什么启发，要写这么一本书？
答：有一天，我在看一篇关于麻风病的资料，有意无意地把它和“文革”联系起来，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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