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明１９６３年出生于甘肃，在家乡度过了童年，１１岁来到宁夏。在宁夏大学上二年级时，陈继明敲响了文学的大门。那时候，“文革”刚刚结束，正是舒婷和北岛声名鹊起的时代，他和广大文学爱好者一样，被这种局面深深感染，诗成了他热爱的文体，于是他写了大量诗作，其中包括一些爱情诗，并发表了诗歌处女作《大学，我的保姆》，这是他对内心想法的一种朴实书写，也被发表作品后的成就感所吸引，创作从此开始。
因为是从农村出来的，陈继明小时候读的书很有限，因此，大学时代他广泛涉猎各方面的书籍，包括诗歌、小说、名人传记、思想随笔以及一些哲学著作。可以说是“处在一种恶补的状态”。
大学毕业后，陈继明去泾源任教，一呆就是五年。这个时候，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他在诗行里的那种跳跃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静的忧伤和由此产生的不可名状的感觉，这种感觉迫使他开始构思小说。同时他意识到，小说的表达力可能更强，这就像他现在只练颜真卿四十岁的字，而练他七十岁的字就会觉得难以抵达。
在创作过程中，陈继明受三个作家的影响较深。首先是海明威。对陈继明来说，海明威是他创作短篇小说的精神领袖。中国的大部分作家过于现实主义，很多文学作品跟伦理、道德、政治有关，而跟文学无关。海明威“干脆、伶俐、经济”的笔法让陈继明很受用，他对文学纯粹的
理想也影响了陈继明日后的创作。另一位对他深有影响的作家是诺
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川端康成。川端的作品使人读起来有一种很绵长的感觉，就像一个年迈的老婆婆仔细地讲一个故事，他的作品入木三分，有一种忧伤、细致、平民化的格调。这种对生活的细致微妙的体验，使陈继明在自己的作品中也找到了自己的航线。第三位对他创作有影响的作家是福克纳。在他看来，福克纳似乎是海明威和川端康成的综合，他的作品有一种宽广大气的
东西在里面，犹如评论家所说：“他的作品就像一棵树上砍下一个枝子，这枝子又长
成一棵大树。”这三位大师的创作可以说直接影响了陈继明对小说的认识。
创作初期，陈继明写作贪大，想写长篇。后来经过摸索，发现短篇才是他擅长的方式。第一个短篇《那边》写一个２０岁的男子和一个３０岁的女子之间的爱情，有一些文体叛逆的感觉。
之后，第二个短篇《一个少女和一束桃花》发表于《朔方》，后被《小说月报》转载。通过描写一个断臂的少女捧着一束桃花去朋友的墓地上哀悼，来透视少女的内心，故事的构思很巧妙。这个时期，陈继明还发表了《村子》（后改名为《举举玛的葬礼》）、《列车》、《椅子》等小说。这些作品一经发表，立刻引起重视，可以说，正是因为他这种有别于当时宁夏文坛小说创作状况的风格，使他初战告捷。
１９９３，陈继明调入《朔方》杂志社作编辑，这时他的创作倾向发生了一些变化。１９９４年刊发的一个小辑收录了他的中篇《邪恶一次》和短篇《东西》，主要是关注个体和下层，作品中不再单单是一种个人的情感，而是加入了对下层的同情，对社会的激愤，包含了很多激烈的感情。
１９９６年，陈继明发表了他的成名作《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这也是他本人比较钟爱的一部作品。用陈继明的话来说，在表达恶的时候，他“变得策略”了，将愤怒收起来了。小说是需要暧昧、需要折射的，需要更有艺术和内涵的表达，这是他对小说的重要的认识。从这部作品开始，陈继明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说《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是“近三四年罕见的好短篇”。此后，广西《漓江》向他约稿，发表了他的中篇《爱情与虚构》，他的创作道路开始变得相对平坦，作品由于知名度的提高而变得容易发表。作家的创作是需要鼓励和肯定的，只有在得到认可以后，才能激发源源不断的创作激情和勇气。陈继明对小说的一贯认识是“以轻写重”，也是从这部成名作开始，他学着对现实说话，开始写当下，创作理念有了一些变化，开始“干预生活”。
１９９８年，《人民文学》第五期发表了陈继明的《寂静与芬芳》，评论家李敬泽很看中这个作品，与宁夏另一个作家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一起刊出，这对于自张贤亮以后断茬的宁夏文坛来说，是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
陈继明最喜欢的一部作品是他的一个短篇《青铜》，这个短篇和《城市的雪》一起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李敬泽看后说：“真正的碑，不是刻在石头上，而是刻在肉体上的文字。”这篇小说，陈继明抱着足够的同情写了一个被城市扭曲的风尘女子，多年后得了绝症，回到
故乡要将自己的积蓄捐献出来建希望小学，结果却遭到无情的拒绝。陈继明说如果说哪部小说用了他的一滴血的话，就是这部《青铜》了，他写乡村哲学和城市变迁的矛盾，写传统伦理道德对人的摧残。自此开始，他的创作格调里，多了沉重的有力量的东西，变得开阔，有力度了。
因为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陈继明被列为“新生代作家”，他的创作呈现出一种“平稳上升，缓度增长”的状态。接着，《骨头》、《比飞翔更轻》、《一棵树》、《举举玛的葬礼》发表，这时候开始，几乎每年的年选和其他重要选本里，都能看到他的小说。《骨头》是他这个阶段较为满意的作品，最早发表在《作品》上，后来经过重写，发表在《十月》上。李敬泽在《南方周末》发表评论对这部小说进行盛赞，上海大学的王光东将其收入“新文学大系”的头篇。陈继明说，这是唯一一篇与他个人经历关系密切的作品，写家族的故事。而他的大部分小说基本都是虚构的。
后来，陈继明的两部长篇相继问世。一部是《陈庄的火与土》，分别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另一部是小长篇《途中的爱情》，最新长篇《一人一个天堂》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这期间，他同时完成了很多优秀的中短篇创作。陈继明开玩笑说，专注写长篇，偶尔写短篇俨然就像在吃细粮。
《老
桥》、《粉刷工吉祥》、《冰儿》等也都是他的优秀作品。其中《粉刷工吉祥》写社会的底层劳动者，从乡村走出来，在城市的角落求得一席落脚之地，以求生存，但是在受到侮辱和压迫的时候，却没有争的勇气，只是凄惶地将一切委屈吞进肚里。评论家贺绍俊说，这个人物是对“怒其不争，哀其不幸”这一说法的颠覆。
中篇小说《恐龙》、《开口说话》的发表，同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谈到《恐龙》的时候，陈继明指出，并没有想到这能划入乡土小说，小说是由细节构成的，他因为从农村出来，所以对乡村的描写就会更从容，更自如。他想写出“农民的那股劲儿”，反映城乡的对抗，社会对农民的整体压迫。小说中的梦生有反抗的色彩，但这种反抗是黑色幽默的，玩笑性质的，这可能是最滑稽、最艺术的反抗，这也暗示了农民的现实及生存的艰难。
关于小说创作的技巧，陈继明承认，他的小说里，有些细节曾被重复使用，不过，有时候是无意识的。他说，给人物起名字也是有讲究的，比如“龙助”，就是在大众化中加入了一点雅的东西。他承认他不擅长景物描写，这是需要加强的地方。在涉及题材这类问题时，他强调自己是关注弱势群体的，自己的文风里有诚恳和肝胆之气。
陈继明是一个率真的人，也是一个喜欢自由的人，他反对被描述，不想被归入某一特定的作家群中。他说：“我所写的都是我愿意写的。”他创作的动力总是一些细小的冲动，对题材的选取是任性的，只是脑海中已经形成的写作机制在起作用，而不见得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习惯上，城市和乡村似乎永远是对立的，所以分出所谓乡土派或者城市派，而在陈继明看来，这实在是将文学和其他问题都搞混了，城市的文明和乡村的文明在文学的价值上是无关的，评判文学的角度只能是文学。“乡村的诗意”，农业文明的美，无关乎进步与落后。一个作家的能力是有限的，他只能做一点事，要说他的小说的立足点，就是沉溺于人的丰富性，“打动我的就写，有感触的就写，有关人心的就写，无法归类。”
他说，写作是个骗局，就好像牵引的缰绳是松的，走的虽是弯路，但最后总能走到终点。写作类似于行为艺术，写作的本身就是一种寻找，是为了看沿途的风景。作家往往会依赖于写作本身，因而越是看上去行云流水的小说，寻找的过程可能越曲折越艰难。他还说：“越明确的东西越不能写，越传奇的东西越不能写。”换句话说，越是暧昧的神秘的多义的，作家才越有兴趣表达，可以说，小说是对生活的模仿，因为生活就是充满了不可捉摸和不确定。好小说是球形的，饱满的，可以从一万个角度去研究。而所谓主题，通常都是一厢情愿被总结出来的。因此也就可以说评论家必须对创作过程是熟悉的，要贴近作家的心，过于系统的评论不是好的，它要引导作家和读者才行。
有人提出陈继明小说中有残缺的、破碎的、冷漠的内容，他坦诚地说这可能暴露了写作上的一个弱点，他不善于写常态的温暖的东西。怜悯之心——最根本的文学动机!?
４０岁以后，陈继明的创作更个人化了，他的个人生活，有了幽闭的倾向。他认为写作和苦修联系紧密，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他认为富裕是耻辱的，当你看到那么多人在受穷，你的幸福感也可能是浅薄的，“只有社会更公正了，大多数人受到更多尊重了，富裕才是可以原谅的。”这种博大的爱和深深的悲悯之情，是支撑他写作的精神所在。
正如他在探讨命运时所说，命运是无法确定的，人的命运有或然性，也就是人的命运是无法预知的，这也正是人的可怜悯之处。人的命运的不可确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写作的前提，是写作的余地。人要热爱命运的缺陷，要对命运持大无畏的态度——充满感恩之心，大无畏地活着，是最好的人生态度，而且不管是普通人还是作家，都要有一颗怜悯之心，这也是最根本的文学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