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文革”时期,全中国唯一安静的地方大概就是麻风院了。我进一步想,麻风院和“文革”倒有种奇妙的对比关系。我再想,如果有一个红卫兵得了麻风病,被送进麻风院,会怎么样?故事就是一步步成长起来的。但是,一直没有写,写了几次都写不下去。原因是,我不知道,除了把麻风病视作“文革”的隐喻之外,还有什么好的角度?而且,我不能从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麻风病的歧视。你也许注意到了,在书里,我轻易不使用“麻风病人”这个词,尽量减少使用这个词。有几年,我几乎放弃写这本书了。因为,这本书如果出来,通过内容提要,读者就大体猜出全书的内容了。那么,我还有什么必要写它呢?直到我相信,我一定会让读者猜错的,才开始动笔。
    问:是呀,我是一口气读完的,说实话,读之前,我多少抱着怀疑的态度,我想,麻风病和“文革”有什么好写的?但是,一读就放不下了,越读越意外,到最后,我不能不说,传言不虚,这确实是一本厚重之作。
    答:谢谢,谢谢。
   
   
   
         之三:对真正的文学性的坚决靠近 
                              答《朔方》记者问
   
   
    最近在忙什么?
    刚写完长篇《一人一个天堂》,精神一下子松懈了下来,很闲散,读读书,练练字,看看碟,听听音乐,睡睡懒觉,胖了几斤。
    可以谈谈《一人一个天堂》吗?
    这部书十几年前就有了构思,曾多次开笔多次辍笔,去年一年,今年半年,终于写完了,如同把一件烦心事搁下了,大舒了一口气。
    它的出版情况怎么样?
    版权事务由一家出版公司代理。有消息,多家出版社感到为难。对此我有心理准备。写作的时候曾胃疼难耐,硬忍着不去医院,怕检查出胃癌,写不下去。现在书写完了,胃也没问题,活着就好。书出不出,什么时候出无所谓。就像我前面说的,写作更像解决一件一件的烦心事,写完就解决了,和自己两讫了。我永远忘不了写这个长篇的过程中,那奇妙的生命状态。一个人和一本未完成的书之间,那种捆绑在一起,暗暗博弈,谁也难以取胜的状态。和那种状态相比,一切都显得轻了,模糊了。
    预祝这本书获得成功,我来问另一个问题――近三四年,你除了继续写短篇小说外,开始写中长篇了,这是一个自然的过渡吗?
    是呀,短篇写不下去了。有一种说法,最有才华的作家才敢于一辈子写短篇,我才华有限,所以试着写写中长篇,我相信体积大了,对精细和微妙的要求大概就降低了。不过,真正写起来时又觉得远不是如此,中篇和长篇几乎是另一道门槛,另一个行当,写中篇的时候,我觉得中篇是世界上最难写的,写长篇的时候,我又觉得长篇是世界上最难写的。如同写字,盈尺榜书和蝇头小楷,各有各的绝对制约。
    过了四十岁,创作心境有何变化?
    以前是年轻人的写作。而现在,是中年人的写作。我记得有人说过,真正的写作从中年开始。这个说法不错,令我对自己还有信心。
    有些作家很年轻就写出了成名作。
    可我宁愿相信,真正的写作从中年开始。据说,中年是容易掉下去的,是容易难以为继的。“中年写作”大概主要指“持续的创造力”吧,一种更有底气,更有主见,更有力量的写作。很多作品,二十岁的人是无法写出来的。
    你提到了“力量”二字,我注意到,你的写作,似乎始终有一条暗线,可以称之为“有力量的写作”,比如《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青铜》、《骨头》、《粉刷工吉祥》、《一棵树》、《开口说话》、《恐龙》,经你这么一说,这条线就更清晰了,那么,请你谈谈,文学和力量有什么关系?力量是不是好作品的一个必备条件?
    当你面前放着一百公斤的麻袋时,就需要力量。如果是一片羽毛,就只需要吹一口气。问题是,我们的面前,是不是只有羽毛?
    你是说,作家应该对社会发言?
    一切有能力思考的人,都应该对社会发言,而况作家。社会是什么?是一个大家庭。你不可想象,一个家庭成员,油瓶倒了都不扶。
    那你怎么看待文学的特殊性?
    文学的特殊性,是指方法的特殊性,而文学不光是方法,文学跟人类精神关系至为密切,因而,文学的逃避总是刻意的逃避。
    你怎么看待中国作家?
    你在诱我下水,这个问题马悦然都不肯回答,我更不敢回答。不过,这样的提问也许是错误的。作家,大概是不适宜做总体评价的。重要的作家,不会像韭菜那样,一茬一茬地出。整整一个时代不出一个大作家,也是可能的。
    有人说,我们这个时代比任何作家的创作都精彩,这可能是作家们写不出好作品的原因,你是怎么认为的?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不,这是似是而非的说法,时代永远没创作精彩,任何一个现成的故事,不会比《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发条橙》和《铁皮鼓》更精彩。没错,我们常能听到一些骇人听闻的故事,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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