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结对潇湘山水的吟咏主要表现在两类文体中，一类是散文体的纪游类文体，如《右溪记》、《九疑图记》、《寒亭记》等；另一类是诗赋体的铭类文体，如《阳华岩铭》、《窊樽铭》、《浯溪铭》等。其对后来的潇湘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是其纪游类的笔记散文。如他的《右溪记》可谓是开风气之先，属唐宋纪游文学的扛鼎之作。

道州城西百余步，有小溪，南流数十步合营溪。水抵两岸，悉皆怪石，欹嵌盘屈，不可名状。清流触石，洄悬激注，佳木异竹，垂阴相荫。此溪若在山野，则宜逸民退士之所游。处在人间，可为都邑之胜境，静者之林亭。而置州以来，无人赏爱。徘徊溪上，为之怅然。乃疏凿芜秽，俾立亭宇，植松与桂，兼之香草，以裨形胜。为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铭石上，彰示来者。④

在这短短的一百多字里，将“右溪”水流之急、两岸崖石之怪、竹木垂阴之秀、周边环境之幽，全然凝于纸上。尤其是“清流触石，洄悬激注，佳木异竹，垂阴相荫”之句，直可与《水经注》里的“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相媲美。让人读后回味元穷，美不胜收。然而，让元结感叹的是，这既可“宜逸民退士之所游处”，又可为“都邑之胜境”的“右溪”，居然自“置州以来，无人赏爱”，实是令人有些“怅然”。于是，作者只好自己动手，“疏凿芜秽，俾立亭宇，植松与桂，兼之香草”，使其隐藏于荒草丛中的美丽景观兀然显现出来。

叶幼明先生认为，关于山水之胜的记述，并非始于元结或柳宗元，而是早在他们之前的一些辞赋中就已呈现出来⑤。他列举了屈原的《涉江》：“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朝发枉诸兮，夕宿辰阳。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入溆浦余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认为这段文字中已初具一些纪游文学的要素，应该算是纪游文学的滥觞。但是，我认为屈原的《涉江》、《哀郢》，以及后来班彪的《北征赋》、《冀州赋》，蔡邕的《述行赋》等，都只是在辞赋之中或隐或显地有一些纪游的章句而已，而元结的《右溪记》与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不仅章法清晰，结构严谨，而且完全独立成篇，自成一格，彻底地从辞赋的吟咏声里或地理志的记述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全新的纪游文体。

又如，元结于永泰丙午年（766年）作的《九疑图记》：

在九峰之下，磊磊然如布棋石者，可以百数。中峰之下，水无鱼鳖，林无鸟兽，时闻声如蝉蝇之类，听之亦无。往往见大谷长川，平田深渊，杉松百围，榕栝并之；青莎白沙，洞穴丹崖，寒泉飞流，异竹杂华；回映之处，似藏人家……若度其高卑，比洞庭、南海之岸。直上可二三百里，不知海内之山，如九疑者几焉。

在元结看来，苍梧之野的九疑不仅山峰雄伟峻直，林木青翠茂密，溪水隽永灵动，而且地控南粤，名垂青史，“海内之山”能与九疑相比者可谓是凤毛麟角，已不多见。再说九疑在衡山之南几百里，从疆域的角度上看，地域位置也比衡山重要万倍，因此，他提出了改“九疑为南岳”、封“昆仑为西岳”的奇特构想。

柳宗元于《零陵三亭记》中指出：

邑之有观游者，或者以为非政，是大不然。夫气烦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

对美的景物的观赏，不仅可以顺气抑烦、去虑平乱，而且还能保持心志始终如一，不受外力困扰，因此，提出了“观游”乃是“为政之具”的论断。元结虽然没有从“为政之具”的高度去理解“观游”的妙道，但是他对山水的确是情有独钟。

大历元年（766年）夏，元结来到属县江华巡视，在瞿县令的陪同下游览了位于江华东南六七里的阳华岩。阳华之秀，令其喟然叹曰：“吾游处山林几三十年，所见泉石如阳华，殊异而可嘉者，未有也。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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