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短短的一百多字里，将“右溪”水流之急、两岸崖石之怪、竹木垂阴之秀、周边环境之幽，全然凝于纸上。尤其是“清流触石，洄悬激注，佳木异竹，垂阴相荫”之句，直可与《水经注》里的“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相媲美。让人读后回味元穷，美不胜收。然而，让元结感叹的是，这既可“宜逸民退士之所游处”，又可为“都邑之胜境”的“右溪”，居然自“置州以来，无人赏爱”，实是令人有些“怅然”。于是，作者只好自己动手，“疏凿芜秽，俾立亭宇，植松与桂，兼之香草”，使其隐藏于荒草丛中的美丽景观兀然显现出来。

叶幼明先生认为，关于山水之胜的记述，并非始于元结或柳宗元，而是早在他们之前的一些辞赋中就已呈现出来⑤。他列举了屈原的《涉江》：“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朝发枉诸兮，夕宿辰阳。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入溆浦余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认为这段文字中已初具一些纪游文学的要素，应该算是纪游文学的滥觞。但是，我认为屈原的《涉江》、《哀郢》，以及后来班彪的《北征赋》、《冀州赋》，蔡邕的《述行赋》等，都只是在辞赋之中或隐或显地有一些纪游的章句而已，而元结的《右溪记》与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不仅章法清晰，结构严谨，而且完全独立成篇，自成一格，彻底地从辞赋的吟咏声里或地理志的记述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全新的纪游文体。

又如，元结于永泰丙午年（766年）作的《九疑图记》：

在九峰之下，磊磊然如布棋石者，可以百数。中峰之下，水无鱼鳖，林无鸟兽，时闻声如蝉蝇之类，听之亦无。往往见大谷长川，平田深渊，杉松百围，榕栝并之；青莎白沙，洞穴丹崖，寒泉飞流，异竹杂华；回映之处，似藏人家……若度其高卑，比洞庭、南海之岸。直上可二三百里，不知海内之山，如九疑者几焉。

在元结看来，苍梧之野的九疑不仅山峰雄伟峻直，林木青翠茂密，溪水隽永灵动，而且地控南粤，名垂青史，“海内之山”能与九疑相比者可谓是凤毛麟角，已不多见。再说九疑在衡山之南几百里，从疆域的角度上看，地域位置也比衡山重要万倍，因此，他提出了改“九疑为南岳”、封“昆仑为西岳”的奇特构想。

柳宗元于《零陵三亭记》中指出：

邑之有观游者，或者以为非政，是大不然。夫气烦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

对美的景物的观赏，不仅可以顺气抑烦、去虑平乱，而且还能保持心志始终如一，不受外力困扰，因此，提出了“观游”乃是“为政之具”的论断。元结虽然没有从“为政之具”的高度去理解“观游”的妙道，但是他对山水的确是情有独钟。

大历元年（766年）夏，元结来到属县江华巡视，在瞿县令的陪同下游览了位于江华东南六七里的阳华岩。阳华之秀，令其喟然叹曰：“吾游处山林几三十年，所见泉石如阳华，殊异而可嘉者，未有也。故作铭称之。”不仅尽述阳华的自然之美，而且在铭文中还流露出“穷老于此”的念头：

九疑万峰，不如阳华。阳华崭巉，其下可家。洞开为岩，岩当阳端，岩高气清。洞深泉寒，阳华旋回。岭巅如辟，沟塍松竹。辉映水石，尤宜逸民。亦宜退士，吾欲投节，穷老于此。惧人讥我，以官矫时。名迹彰显，愧如此为。于戏阳华，将去思来。前步却望，踟蹰徘徊。

元结是一位擅长发现美、感悟美、观赏美、培育美、开掘美的文人。他在大历二年（767年）三月，从长沙返回道州的路上，发现了位于湘江之滨的浯溪。他沿其小道，攀崖而上，发现这里林静景幽，“爱其胜异，遂家溪畔”，终于实现了半归半隐的山林生活的宿愿。在浯溪，他相继创作了《浯溪铭》、《峿台铭》等作品。他在《浯溪铭》中写道：

湘水一曲，渊洄傍山。山开石门，溪流潺潺。山开如何？巉巉双石。临渊断崖，夹溪绝壁。水实殊怪，石又尤异。吾欲求退，将老兹地。溪古荒溪，芜没盖久。命曰浯溪，旌吾独有。人谁游之？铭在溪口。（《浯溪铭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