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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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结
元结

字次山，唐朝时河南（今洛阳市）人。天宝年间一位享有盛名的文人，据说韩愈每次谈到唐代的文人，就头一个对他推崇备至。根据后世学者的评论，元结在文学上的贡献，是其文章简淡高古，一变当时所习以为常的排偶绮靡之风，对后世文坛具有深远影响。他继承陈子昂反对六朝骄俪文风，致力于古文写作，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之一。著有《浪说》7篇、《漫记》7篇等。他并且曾出任容管经略使，身谕蛮豪，绥定八州，军民皆乐其教，为后世宦者塑立了典范。

唐代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唐文化长久以来在世界上影响深远。作为大家熟悉的诗人，杜甫的名字是响亮的。一般认为杜甫那些“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创作是唐代新乐府的开端。事实上，元结的诗歌理论、艺术形式、思想内容或许更能够体现新乐府诗的提倡风雅比兴的《诗经》传统，以及作为新乐府诗的一条重要标准：“补察时政，泄导人情”。

元结碑

碑在湖南祁阳县浯溪摩崖。元结撰，颜真卿正书。其碑文辞古雅，其书宏伟发扬，气格雄奇，沉雄痛快，足与唐中兴功德之盛相匹配。清杨守敬云：“《中兴碑》雄伟奇特，自足笼罩一代。”

针对盛唐时期出现的诗文脱离现实与政治的倾向，元结等人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天宝六年的时候，元结“以文辞待制阙下”时，写出《二风诗论》，文中提到“客有问元子曰，子著《二风诗》何也？曰吾欲极帝王理乱之道, 系古人讽谏之流。” 。所谓“ 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讽谏之流” ， 正集中体现了诗人的诗歌创作主张。在元结看来， 诗歌应该发扬其讽谏规劝的优良传统， 反映现实政治, 促进社会改良。这虽是诗人早期的理论， 却一以贯之地体现在他以后的相关著述中。天宝十载公元年, 元结作《系乐府十二首》, 序文中言“ 古人歌咏, 不尽其情声者,化金石以尽之， 其欢怨甚耶戏尽欢怨之声者， 可以上感于上，下化于下， 故元子系之。” 。作于肃宗乾元三年公元年的《筐中集序》说“ 近世作者，更相沿袭， 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词，不知丧于雅正然哉彼则指咏时物， 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 大雅君子，听而诵之， 则未见其可矣。” 。以上论述， 或从正面倡导，或从反面批判，反复强调文学要关注生活，干预社会， 以实现其政治和教化作用。这些论调， 无疑是半个世纪后，元、白领导的新乐府运动的直接先声。元、白的诗歌纲领， 正是在继承、发展元结诗论的基础上，达到了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刻、更鲜明的高度， 从而较好地发动并开展了新乐府运动。唐代诗坛上， 最早用新题写时事的是元结， 最早为新乐府实践取名以区别于古题乐府的也是元结。诗人在作于天宝年间的《系乐府十二首序》中说天宝辛未中，元子将前世尝可称叹者， 为引其义以名之， 总命曰系乐府。这句话看似简单， 实则阐明了《系乐府十二首》在选材和命题上的特点， 也就是新乐府最重要的创作原则。所谓“ 为引其义以名之” ， 正是白居易所讲的“ 因事立题” 和元镇所讲的“ 即事名篇， 无复依傍”，即提倡用新题写时事。不仅《系乐府十二首》如此，前此创作的《悯荒诗》、《二风诗》都是贯穿着这个原则的。

尽管他没有标明自己写的就是新乐府， 而是用“ 系乐府”来区别于旧乐府，其精神实质是与新乐府完全一致的。从元结的“ 系乐府” 到李绅的“ 新题乐府” ，再到元镇、白居易的“ 新乐府” ，其发展脉络历历分明。元、白领导的新乐府运动， 处处受到元结的深刻影响，元结的创作理论可以给人养料， 其诗歌形式也可成为一种样板， 但其讽兴时事的创作成就并不高，不能成为诗歌革新运动的典范作品。从主观上来说， “ 要推行一种新的文学主张， 即使是自我作古，也要有大作家作为典范才更有说服力” 。而杜甫的诗名， 在中唐时已经远远超过元结。时代稍后的韩愈在《调张籍》中称“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 已为世人熟知又在《题杜子美坟》中说“ 有唐文物盛复全， 名书史册俱才贤。中间诗笔谁清新， 屈指都无四五人。独有工部称全美， 当日诗人无拟伦。” 。对杜甫在唐代诗坛无比崇高的地位作了最早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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