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老见臣，俯伏而泣；官吏见臣，以无菜色；城池井邑，但生荒草。登高极望：不见人烟。岭南数州，与臣接近。馀寇蚁聚，尚未归降。”

 形势之严峻，可以想见。元结上任后立即推行他的政治措施，招抚流亡，赈给灾民，安抚贫弱，恢复耕种，以“冀望秋后，少可全活”。但令其气愤的是，朝廷官吏不但不去安抚百姓，反而接二连三地催逼粮饷，五十天内就收到限期催缴的各种赋税官文多达二百余封，这岂不是在逼良为娼，与盗为谋？作为儒家仕子的元结，以文人的良知和仕子的道义，愤而且慨，万般愁苦之中，他创作了《舂陵行》。其在序文中写道：“於戏！若悉应其命，则州县破乱，刺史欲焉逃罪？若不任命，又即获罪戾，必不免也。吾将守官，静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舂陵故地，故作《舂陵行》以达下情。”这里充分表现了元结爱护民众、体察民情、关注民生的舜德大义。《舂陵行》似一面镜子，将安史之乱后的颓废之景照得真真彻彻、一览无余。

军国多所需，切责在有司。有司临郡县，刑法竞欲施。供给岂不忧，征敛又可悲。州小经乱亡，遗人实困疲。大乡无十家，大族命单羸。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邮亭传急符，来往迹相追，更无宽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儿女，言发恐乱随；悉使索其家，而又无生资。听彼道路言，怨伤谁复知？去冬山贼来，杀夺几无遗。所愿见王官，抚养以惠慈；奈何重驱逐，不使存活为？安人天子命，符节我所持。州县忽乱亡，得罪复是谁……

元结以现实主义的白描手法将当地百姓的那种赤贫苦楚、惨淡无望、困顿悲辛的生活图景一一呈现在读者的眼前，让人读而泪落，吟而心恸，辛酸苦涩，悲恨莫辩。

人常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话说起来非常动听，但真地实施起来却并非易事。因为自己的乌纱帽捏在朝廷帝王的手里，一切就得看着朝廷的脸色行事。“军国”有所需，谁敢不执行？然而，在朝食草根、暮食木皮、家“无生资”、面无生气的百姓面前，又如何能承担得起那烦不胜烦的苛捐杂税？

苛捐愈重，百姓反抗愈烈；而反抗愈烈，朝廷为平息内乱的耗费也就愈大。而这些巨大的耗费政府通常无法埋单，只好又转嫁到百姓的头上，使繁重的苛捐更加繁重。就这样进入到一种愈演愈烈的“恶性循环”的怪圈之中而不能自拔。纵观古今，一个朝廷一旦步入到这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其衰败没落的日子也就为时不远了。

元结为大唐的江山社稷，为了道州的黎民百姓，他利用一切可以发声的场合为百姓进行鼓与呼。他在《贼退示官吏》一诗中写道：

“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是以陷邻境，此州独见全。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今被征敛者，迫之如火煎。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思欲委符节，引竿自刺船，将家就鱼麦，归老江海边。”

读着这“赋税胜于贼”的文字，直让人想起《礼记•檀弓下》里“苛政猛于虎”的告诫。这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那些杀人越货的绿林贼子居然还有怜悯之心，能够做到“人贫可怜”，“城小不屠”。比起那些横征暴敛、鱼肉百姓的朝廷命官来，反而更有人性，这真是令人痛心不已。

作为儒家士子的元结，对舜帝的“仁政”有着天然的认同感。他认为官吏的第一要务应是“安抚百姓、牧养生民”，而不是去搜括民膏，掠夺民财，逼民造反。为了使帝舜的“南风”化成甘露，永远地滋润潇湘大地，他一方面上书朝廷，为民请命，希望得以救济；另一方面修建庙宇，德化苍生。他为了便于官吏与百姓祭祀舜帝，崇尚舜风，设法将舜庙由大阳溪（注元结文中为“太阳溪”）牵至道州府西边的山上，企图通过年复一年的对舜帝的祭祀而传承舜德，感化万民。他在《论舜庙状》中写道：

“右谨按地图，舜陵在九疑之山，舜庙在太阳之溪。舜陵古老以失，太阳溪今不知处。秦汉以来，置庙山下，年代浸远，祠宇不存。每有诏书令州县致祭，奠酹荒野，恭命而已。岂有盛德大业，百王师表，殁于荒裔，陵庙皆无？臣谨遵守旧制，于州西山上，已立庙讫。”[3]P133

此外，为了解决平常看管舜庙的费用问题，还特地向朝廷提出：“特乞天恩许蠲免近庙一两家，令岁时拂洒，示为恒式，岂独表圣人至德及于万代？实欲彰陛下玄泽及于无穷。”从舜庙的迁建，到“岁时拂洒”，处处体现着元结的一种人文关怀，体现着一种“人之所本”的文化精神。

元结为了传承舜帝“仁政爱民”的这支烛火，他严格要求自己“清廉以身率下”，极力呼吁朝廷使臣“变通以救时须”。他在道州的四年时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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