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元结这苦心经营，道州终于有了生气，社会日趋安定，经济渐渐复苏，生活有了好转。颜真卿在《元君墓碑铭》的序中赞道：“君下车行古人之政，二年间，归者万余家。贼亦怀畏，不敢来犯。”可见，元结在道州的抚民之策与安邦之道的成效是卓著的。

元结在道州为民请命的卓行，在当时的同道文人中产生过巨大的反响。远在四川过着流寓生活的杜甫读到元结的道州诗文后，慨然而赞：“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①

自元结之后，这种关注江山社稷、忧乐百姓疾苦的儒子风骨在潇湘大地的文人之中蔚然成风，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柳宗元、李郃、周敦颐、乐雷发、何绍基等一批文人学士。

二、  高洁简古的文学思想铸就了潇湘的人文精神

在大师林立、高人云集的唐宋文坛上，元结虽然还算不上是一个顶尖级的人物，难以与同时代的李白、杜甫，以及后来的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相提并论，但是，元结高洁简古的文学思想却对后来的古文运动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并铸就了潇湘文学的人文精神。

在唐朝的古文运动中，元结与杜甫一道并肩奋斗，关注民生，创新文风，可谓是承上启下式的人物。尤其是在文风的创新上，他上承王勃、陈子昂的文学主张，下开白居易、元稹等新乐府诗歌的先路。对诗文他强调的不是文辞的华丽，而是“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的“道”的传布。从而，在元结的创作中处处彰显的是一种“救时劝俗”与“追复纯古”的现实关怀与人文底蕴。

关于元结的崇古、尚古之文风，可谓是始终如一的。他认为“乐声自太古始，百世之后尽无古音”，于是创作《补乐歌十首》，表现了他对古音之追求，对古辞之向往。尤其是《二风诗》的《至正篇》：“为君之道，何以为明？功不滥赏，罪不滥刑；谠言则听，谄言不听。王至是然，可为明焉。”诗中不仅唱出了作者心中对“成汤”“能正慎恭和以安天下”的“至明”之道的崇敬，而且也表露了元结心中那安民治的政治理念。他对“成汤”的赞扬，对“至明”“至正”的歌颂，其实也是对当时大唐李氏王朝之昏愦的一种隐刺。因为孔子于《大学》里就已指出：“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然而，当时的大唐王朝，在奸佞小人李林甫的作恶下，有才之人被拒之门外，贤德之人匿迹山野，而无能之辈的皇亲国戚把持朝政，地方豪绅蝇营狗苟，致使国家政局失控，边塞藩镇割据，朝廷宦官专权，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民不聊生。而这些恰恰就是皇帝的“不明”“不正”所致，于是，元结以一山野文人的正气，以“借古劝今”的手法，写下这针砭时弊、讽喻当朝的《二风诗》。

虽然元结的讽喻与呐喊，没有引起当朝权贵们的多少关注，但是，他身体力行所倡行的质朴简古的文风却为新乐府开拓出了一条新路，并成为当时一些山野诗人的楷模。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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