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长期的学习、研究、思考，吴敬琏获得了这样的理念：任何真正的改革，都应当是市场取向的改革[4]。

搞清楚了基本问题，再回过头来看中国以往的改革为什么不能取得成效便一目了然了。从1958年以后成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方向、1980年又在“财政分灶吃饭”中得到体现的分权的方法，不是以市场为目标的经济性分权，而是在政府的不同层次间分配权力的行政性分权。而行政性分权充其量只不过使企业从原来中央机关的附属物，变为地方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并不能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也不能改善经济机制。所以，在保持命令经济框架不变的情况下实行分权，既与改革的市场化目标南辕北辙，又损害计划经济所要求的政令统一。[5]由此吴敬琏得出结论，分权的命令经济是一种最坏的命令经济。从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的层面看：高度集权乃是计划经济，即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的本质性要求。要使计划经济多少行得通，必要条件之一就是权力高度集中，由中央机关统一下达指令性计划，而且做到令行禁止。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在命令经济框架下实行的层层分权，其结果只能是政出多门，使整个经济陷于混乱。[6]要解决中国经济中“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问题，唯一的出路只在于实行经济性分权，建立市场体制。

1978年以来，中国思想理论界和经济学界就一直围绕着改革的目标是计划还是市场的问题争论不休，在提法上，经历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1978）、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1979）、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商品经济(1980)、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2）、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198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等等过程，其中，吴敬琏始终鲜明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由于吴敬琏顽强地坚持改革的市场取向，他在1990年的激烈辩论中被坚持计划经济的人们意在贬抑地加上了“吴市场”的绰号。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吴敬琏却以“吴市场”之美誉名扬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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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页。

[2] 指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的几年里，进行了在思想上清除“文革”残余，正本清源的工作，被称为“拨乱反正”。

[3] 吴敬琏：“关于现阶段生产关系基本结构的若干理论问题”，《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写于1980年。

[4] 吴敬琏在“《经济改革问题探索》后记（1986年6月17日）”中指出：“社会主义各国所有真正的改革，无不是所谓‘以市场为方向’（market-oriented）的”。《经济改革问题探索》，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434-435页。

[5] 吴敬琏、刘吉瑞：《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第154-168页。本书写就于1988年，由于其市场经济的基本思想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提法相左，故压滞三年，直到1991年才由中国财经出版社冒着风险出版。以后再版数次，1998年又被作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重印。

[6]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第69页。

三、“整体协调改革学派”的带头人
 

 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接下来便是改革的战略选择问题。早在1985年，吴敬琏就针对当时流行“搞活企业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提法，提出了企业、市场体系和宏观调节体系三环节配套改革的主张[1]。

吴敬琏认为改革不仅是一场破除旧体制的深刻革命，而且是一项建设新经济体系制的宏大工程。这个体系主要是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者组成。在旧体制下，生产单位只是计划的消极执行者，其功能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机关的计划指令。在新体制下，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主体，它们要根据市场信号自主地作出经营决策，同时对经营后果负责任；所谓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指的是通过竞争形成能够灵敏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相对价格体系的市场，并且不但有竞争性的商品市场，还要有要素市场，从而形成一个体系；旧体制时代的宏观调节体系是由中央行政当局“一竿子插到底”，通过对企业下达指令性计划，直接决定企业的资源配置。而新的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才是社会资源的基本配置者，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由企业根据市场信号独立自主地作出，行政当局不应干预，当局对国民经济的调节，要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通过市场中介进行。为此就要建立适合于市场经济条件的财政体系和金融体系。以上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只有这三个支柱初步树立起来，这种经济体系才能有效率地运转。因此，经济改革必须在这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同步配套地进行。[2]

吴敬琏强调，所谓“配套改革”并不是说各方面的改革都要齐步走。鉴于问题的复杂性，由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过渡必然是分阶段进行的；各方面的改革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据此，他认为可以设计出各方面的改革既分步骤、又在每一个阶段大体同步的改革实施方案。比如，企业自负盈亏的程度可以分阶段逐步提高，所有权与实际控制权（经营权）的分离也可以从初步分离到完全分离的若干步骤；竞争性市场体系应首先力求商品市场较为完善，然后再及于要素市场。其中，金融市场先建立货币市场，后资本市场。而资本市场的发展还要掌握三条原则：（1）外部融资为主，内部融资为辅；（2）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3）先有成熟的一级市场然后才有成熟的二级市场；至于宏观调节体系，逐步减少及至取消直接调控手段。

上述以吴敬琏为代表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被理论界称为“整体改革论”或“协调改革论”[3]。在80年代中期，就改革的战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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